(老八路张文吉。 刘跃兵 摄)

湖南日报8月31日报道  8月26日，记者来到祁阳县龙山社区，采访1932年出生的原八路军115师老战士张文吉。张文吉向记者回忆起父母、哥哥和自己抗战的故事。

张文吉告诉记者：“我的父亲叫张林贵，是一名红军战士，在我还不到两岁时，父亲就牺牲了。在我脑海里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

父亲牺牲后，张文吉的母亲杨培英与八路军115师战士唐世清结为伉俪。

唐世清，永州市祁阳县人，1893年出生。因为家境贫寒，少年时他就到位于本县黄泥塘的煤矿下井挖煤。1925年，唐世清为工友主持公道，与煤矿老板争执起来，被煤矿老板反绑双手吊在树上示众。当晚，工友偷偷放开唐世清，唐世清与同在煤矿下井挖煤的弟弟唐世荣连夜离开祁阳，几经辗转，加入叶挺独立团。1927年8月1日，唐世清参加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军的一名机枪手。而一同上井冈山的弟弟唐世荣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牺牲。

后来，唐世清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部队改编成八路军115师后，他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唐世清经常向张文吉说起：“八路军的装备实在太差，每人只有几发子弹。可是我们敢拼，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平型关大捷后，唐世清随部队转战多地抗日，他的腰、腿多处受伤。在一次战斗中，日军炮弹掀起一块石头压在他身上，他吐血不止，抢救几天才活过来。1944年，罗荣桓见昔日的部下唐世清走路不方便，特意把自己骑的马送给他。

张文吉的母亲杨培英是山东沂水县人，1939年成为115师被服厂的一名女战士，后来，改任军械部保管员。张文吉回忆：“说是被服厂，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手工作坊。被服厂的战士把粗布料剪裁好后，送到群众家里缝制。广大群众加班加点帮部队赶制军装、布鞋，不要一分钱报酬。”

最让张文吉难以忘怀的是，1944年冬天母亲刚刚生下弟弟时，部队驻扎在一个小山村。母亲产后也和大家一样吃不上饭，饿了就抓起地上的雪吃几口。大家还不敢打开背包休息，都在寒风里冷得瑟瑟发抖。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鬼子就会追来。

记者在张文吉的哥哥张文明的烈士证上看到，张文明1926年11出生，1938年入伍，1942年入党。任八路军115师师直通讯班班长。1943年7月在山东诸县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张文吉说：“为保护师部的安全，哥哥带领通讯班与日军展开激战，他在连续击毙几名日本兵后，不慎被日军炮弹击中，大腿削去一大块肉，壮烈牺牲。哥哥牺牲后，父母推着一辆小木车，把哥哥安葬在江苏省甘宇县抗日坟山。因为战事紧张，我连哥哥的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九死一生送“鸡毛信”

张文吉1939年入伍，成为八路军115师的一名通讯员。

当时，交通通讯落后，通讯员送信、传达命令只能骑马或是徒步。一次，部队首长要张文吉和战友王乃文把一封重要的信送到前线。

张文吉与王乃文骑着马在青纱帐里急行。忽然，张文吉发现前方高粱地里人影晃动。“有人。”张文吉立即示意王乃文停下来观察。果然，前方来了6匹马，张文吉眼尖，立即意识到：遇上敌人了，必须赶快撤离。

就在这时，对方也发现了张文吉和王乃文，策马追来。张文吉和王乃文立即调转马头，夹紧马腹，狂奔起来。对方见状，一边开枪，一边紧追不舍。子弹在张文吉、王乃文头顶、耳边飞过。

张文吉和王乃文骑着马跑着跑着，来到一处悬崖前，两人立即下马，沿着悬崖边伸出的枝条、藤蔓，爬到悬崖下躲起来。对方追到悬崖前见不到人影，拿枪朝悬崖下扫射了好一阵，才离去。张文吉和王乃文一直等到快天黑，才爬上悬崖。经过四处找寻，王乃文骑的马不知道跑到哪去了，王乃文为此大哭一场。

抗战期间物资特别紧张，张文吉对记者说：“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要把子弹壳收集起来，交到部队，再统一送到兵工厂填充弹药，做成子弹。我们也经常抽到兵工厂帮忙。”

1944年，张文吉在给子弹壳填充弹药时，弹药爆炸，他右手大拇指、食指被炸去半截，造成三级伤残。1947年，唐世清、杨培英、张文吉为给部队减轻负担，主动上交了各自的伤残证，不再领伤残补贴。

张文吉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年年都是先进。他的儿子唐小军、唐小建先后从祁阳县国营电子厂下岗，买断工龄自谋职业，张文吉也从未向组织上提过要求。（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新文 何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