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4名留守儿童的离世，让独居留守儿童受到关注。2013年全国妇联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国有205.7万多独居留守儿童。在这一群体中，年长的孩子要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生活和精神压力大，容易走极端并产生绝望情绪。专家表示，对监护缺失的这些孩子，相关部门应承担起相应的职责。（6月13日《新京报》）

对独居留守儿童，希望相关部门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在当前社会保障能力下，要真正解决问题，可能还属于美好的愿望。“相关部门”的“相应职责”，不但有着制度属性上的广义，更涉及实施能力的局限。因为，对真正的孤儿，不少地方在善后上还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弃婴岛”的无以为继。而留守儿童是有父母却得不到父母起码关爱的孩子。对此，“相关部门”能担负多少“相应职责”？

其实，留守儿童是贫困下的家庭伦理失序。这种家庭伦理失序，几乎是有悖于动物生存和繁衍基本天性的。除了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其他动物都无法用意志去抗拒这种哺育后代的天职。只有人类，在体验贫困和试图改变的意识下，才会凭意志作出有违家庭伦理的选择。利益在贫困线上虽然显得奢侈，但穷则思变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利益上的取舍。而能够舍弃亲情和家庭责任，投入到有可能改变现状的异地打工中，实乃极其贫苦所致。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繁衍生息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不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失去亲情和血缘的关系，不能用商业社会的利润算计，作出利益最大化的安排。即使是一只鸟儿，它也不会因加固鸟巢而远走高飞，不会在小鸟羽翼未丰时，独自去寻找更好的觅食之地。这应该是动物界包括人类的基本伦理。

是否可以以此谴责这些外出打工者的“冷血”？这样的谴责可能更冷血。或许，除了想通过外出打工致富的人外，更多的则是在本地可能难以达到温饱。这就把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地区贫富差别，无情地暴露了出来——为何同样通过双手的劳动，搭上盘缠到外地还能多挣一点？而独居留守儿童的不堪，就是这种“穷则思变”的成本。

因此，对独居留守儿童，所谓的“相关部门应承担起相应的职责”也好，“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亲子团聚权的相关条文”也罢，对相关部门或独居留守儿童家庭而言，都有点强人所难。社会保障何尝不想为所有的贫困家庭“兜底”？外出打工者更何尝不想共享天伦之乐？问题在于，相关的实际问题怎么解决？在对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不少地方在善后上还捉襟见肘，如何“逼出”一个能为独居留守儿童提高切实保障的“相关部门”？同样，因为在当地生活无法维持而外出的打工者，就凭一项法律，能让人们回到孩子的身边？

说到这个层面上，问题的关键也不难看出了。流行的说法是“发展是硬道理”。那么，是局部发展还是全面发展？即使在无法平衡的现状下，如何给落后地区提供底线保障？能让那些不是想去外地发财的，只是解决温饱的异地打工者，能在本地凭勤劳的双手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对那些想“更上一层楼”的，不妨设立是否具备外出打工家庭条件的“准出”许可，或者追究其没有尽到抚养子女义务的法律责任。

文/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