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播发了裕仁天皇的《停战诏书》，无条件投降。要注意，这里日本投降的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日本作为轴心国最后一个坚持战争的国家，正式向同盟国表示了投降。这时的日本，只是向世界宣布，我投降了，不打了。仅此而已，正式的投降仪式还没开始。日本真正签署投降文书，是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进行的。签署了投降文书，才算正式投降了，二战才算真正意义上结束了。因此，9月2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而在此之前的8月21日，在湖南芷江，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主要战场的中国战区举行了中国对日本的受降仪式。这一天，日本正式向中国投降。当然，这只是日本方面乞求投降停战，中国方面接受日本投降的一个仪式。同样的，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正式投降仪式要等到9月9日才在南京举行。
1945年9月9日举行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
比起9月2日日本向整个盟军投降的万众瞩目和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的重要时刻，8月21日的日本受降仪式似乎简单得多。但是其意义依然十分重要。这是近代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听候中方的命令，也是中日两国自“七七事变”后全面开战以来的首次代表会面。 芷江受降中方代表为何不是何应钦?
今井武夫一行抵达芷江
1945年8月21日中午，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按照规定乘坐飞机抵达湖南小城芷江。中国政府则派出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接见并指示投降准备事宜。47岁的萧毅肃将军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最信任的将领，也是洽降会议上的重要文件《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的起草人。萧毅肃是代表何应钦坐在这里的。据说，当时何应钦就做在会场大厅的板壁后面，但并没有现身。这是为什么呢?
国父像下就坐的中美联合代表。居中者为萧毅肃将军
原来中方本以为日本方面会派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前来乞降，但冈村宁次只派了他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为代表，那么本着对等的原则，堂堂中国战区总司令何应钦自然不能出席，而派出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作为受降代表。
今井武夫(右二)与随员前川冈雄、桥岛芳雄(左二)、翻译木村辰男(左一)在洽降现场
整个受降的过程简洁明了。下午3时20分，今井武夫等洽降代表4人脱帽入室。对着萧毅肃将军深深一鞠躬，然后毕恭毕敬地站立着。萧毅肃神色严肃地请他们坐下，开始介绍自己与其他中美代表，却并不还礼。这个程序其实是中日双方事先商量安排好的。当时双方都没有受降和投降的经验，这个过程是参考了德国投降的程序来的。
今井武夫在受降备忘录上签字
受降仪式中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日本人一直在玩文字游戏，今井一直使用“停战”这个词，而从不说“投降”。萧毅肃勃然大怒，把今井一顿训斥。今井武夫一边擦汗，一边唯唯称是。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侵略者终于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日本欺负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为何选择在芷江? 芷江受降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受降仪式，选择在不起眼的一个小县城芷江来举行呢?今天的芷江确实只是个小县城，但是在那个时候，芷江可是大大有名的地方。芷江位于湘西腹地，把守着云贵的门户，战略位置非常突出，历史上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这里修建了仅次于昆明空军基地的“盟军第二大军用机场”。1944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即驻扎于芷江。 同时，芷江又处于昆明、重庆、南京的中心地带，无论是重庆、昆明派出的中美受降代表，还是南京日军总部派出的乞降代表，乘飞机来芷江都很方便。加之芷江机场本身硬件条件好，战争中基本没受到什么破坏，机场跑道保持完好，可供各种飞机安全起降。所以，历史的荣光就降临到了这座湘西小城。 选择在芷江，国民政府还有另一层考虑。当年，因为芷江机场发挥了重要的对日作战作用，日军视芷江机场为心腹大患。为了占领芷江机场，突破湘西咽喉进入云贵，确保东南亚水陆交通畅通。日军于1945年4月发动旨在夺取芷江机场的湘西会战。蒋介石命令应钦亲率两个集团军和驻芷中美空军共约20万兵力迎战，陆军总部也迁到芷江县城。
湘西会战中的我军士兵
芷江空战中，中美空军飞机战机400多架，美机装备了当时最高级的大杀器——空对空导弹和远红外线雷达，日机毫无招架之力，中美空军完全掌握了战区制空权。中国的地面部队也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在这样的地空一体的联合打击下，湘西会战以中国军队全胜告终。选择芷江这一日军伤心地作为受降地，也是给敌人以心理上的挫折感。这也是芷江成为受降地的第二个原因。
如今，从湖南省怀化市向西驱车三十多公里，就来到了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县城外七里，有一座石桥，名字就叫七里桥。桥边立又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侵华日军投降之地”八个大字。七里桥对面，隔着320国道，可以看见一座高大的牌坊。这就是中国唯一一处纪念抗战和二战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芷江受降纪念坊。1946年，为了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国民政府在这里修建了这座纪念坊。纪念坊以白石砌成，四柱三门，造型像一个“血”字。坊上镌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题词、题联共12幅，以及“芷江受降纪念坊记”223字铭文。
在牌坊北面十余米，有一栋黑色结构的木平房，就是当年举行受降仪式的地方。房间里的一切，都布置得和69年前一样。半个多世纪风雨飘摇，当年的主角早已离开人世，只有桌面上牌子上写着的一个个名字在向人们静静地讲述那段中国人最为荣耀和自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