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下半年，在张震等总后领导班子的努力下，总后的局面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情况起了变化，形势发生逆转。11月份，“四人帮”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极少数人，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矛头指向邓小平。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波，张震等人站稳了脚跟，正如他所说：“总后党委的多数同志是有不同看法和疑虑的。”在一次会议上，张震见到了邓小平。由于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见面，张震印象特别清晰：“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吧？他说：还好。我说：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沉思着，没有接我的话题。我想，他一定有很多难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虽然没有深谈，但张震的真切关心，无疑打动了邓小平。

后来，“教育革命大辩论”愈演愈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上纲的“调门”就更高了。江青等人到处插手，诬陷邓小平，迫使整顿军队的工作停顿下来。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也严重干扰了总后的工作：“总后党委原来设想的工作安排，都难以按计划进行。”总后的整顿工作，也陷于停顿！

对于形势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张震思想上是有准备的：“因为叶帅找我谈话时，曾经交过底。”对“四人帮”的一些言行，张震和一些同志进行了抵制。在总后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张震着重讲了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讲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讲了后勤战线应该如何继承与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讲话中，他还传达了毛主席对邓小平“人才难得”的评价，这在“批邓”已经形成狂澜的形势下，真正是难能可贵！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地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2月下旬，按照上级的要求，军委办公厅组织三总部领导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由总参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带队。在清华大学的党委会议室，迟群、谢静宜介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大放厥词。参加这样的“经验会”，张震非常窝火：“听着他们的胡言乱语，又不便当面驳斥，心里很不痛快。”

江青一伙极力诋毁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明令不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吊唁，并责成各单位负责。于是，张震等决定在总后大礼堂为周总理设立灵堂，组织所属人员佩戴黑纱，分批吊唁，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

当时，“四人帮”把社会上流传的对他们不满的言论（比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当做“政治谣言”，严令各单位“追查”。显然，一旦查到谁头上，谁就得遭殃。于是，张震就给曹思明副政委打招呼：“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于是，总后的“追查政治谣言”的活动，也就不了了之。回忆往事，张震自己也感到欣慰：“我们用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干部群众。”

1976年10月4日，张震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到唐山地震灾区慰问抢险救灾部队。5日下午，在返京的飞机上，陈锡联悄悄地告诉他，毛主席生前在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曾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想到，第二天即10月6日的晚上，中央政治局顺应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对于逮捕“四人帮”之前陈锡联对自己讲的话，张震事后仔细回味，认为“不同寻常”：“后来，我没有再同锡联同志聊过此事，不知他当时是否知道中央高层决策的情况。但我联系当时的形势，觉得这三句话很有分量，锡联同志此时向我透露，也不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