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9月4日报道 党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虽然停止了，但学院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我的态度是：只要还没有被“打倒”，就要负责地去管。因为社会秩序很乱，如果学院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其间，我多次召开行政会议，进行布置、检查。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通知我去参加。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学院后，我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为了防止出问题，没有配发子弹，还要求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王平政委正在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天，我专门向他作了汇报，也向军委、总政报告备案。

我们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煽风点火。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发表“演说”，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我们没有理睬他。一个地方大学生，有什么资格到军事学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过了几天，我看社会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也就让机关恢复了正常的警卫状态。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我说明情况。看来，事情变得复杂了。

1967年元旦过后，我继续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4日晚上，突然接到军委的通知，要我马上到北京开会。第二天，我即到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中的王政委，商量如何向军委汇报。我俩颇费了一番心思，说真话吧，上面不爱听，说假话吧，我们又不会。最后，商定还是据实汇报。1月6日，我来到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的名称有点拗口，叫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三总部的有关领导，还有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有关领导同志，共45人。会议由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3位元帅主持，主题是研究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徐帅还兼任刚刚改组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我到北京的头一天，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此时，全军大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相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社会混乱状况不满，担心军队会被搞乱，因为已经有了这种苗头和征兆。会下的情绪，难免带到会上。汇报中，大家都纷纷提到这些问题，希望军委拿出办法来。会上，总政要我讲清军事学院的所谓“戒严”情况。我如实说明真相，他们也就不再追究了。

会议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发现一些同志不在。后来，询问他们到哪里去了，方才得知，林彪找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开会。西藏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告诉了我开会的情况，并把他的记录本送给我看。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对彭总、贺总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土匪”，是“大阴谋家”，是“刀客、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人”。林彪还大讲历史上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所谓矛盾、斗争，点了红三军团一些干部的名，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顿时，我预感到，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将在劫难逃。

就在我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又传来了新的噩耗。一天，粟裕同志来到我住的房间，沉痛地告诉我，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去世了，死在一口井里，是他人谋害推下去的，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知。我听后，悲痛地哭了。在当时的情势下，粟裕同志劝我不要太感情用事，但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