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孰能无情！正是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很难做到无情，而且经常为“情”所困，所以道家道教就认为：无情即圣人。佛教禅宗则认为：无情即佛祖。但很多文人也坦率地承认：自己做不到无情。

在古代，无情固然可以成圣成仙，但有情也并非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事。特别是对于文人，感情丰富是他们进行文学创造的基础，没有情，就不可能有真挚感人的作品。因此，一些文人并不忌讳谈情。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当他的儿子不幸夭折后，他悲痛欲绝。《世说新语·伤逝》记载了有人看望他时的情景：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说“最下”不及情，当然是乱说；说圣人无情，谁人见过无情的圣人！但他说自己是钟情之物，倒是事实。文人比一般人更多情，古今皆然。

白居易一生炼过金丹学过道，希图白日成仙；还读过佛经学过禅，盼望死后能够升入兜率天。他一生都在学习“无情”，但一生也没有学到“无情”。在他20来岁时，就对湘灵姑娘产生了爱情，此后又一直念念不忘。他写了一首“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的诗歌，有人说这是他对美好恋情的追忆，这种说法大约也不会错。到了老年，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最终还是不能忘情，并写了一首《不能忘情吟》，吟前还有一个序，吟和序都比较长，但我实在不忍割爱，一并录此。

序说：

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马有骆者，驵壮骏稳，乘之亦有年。籍在长物中，将鬻之。圉人牵马出门，马骧首反顾一鸣，声音间似知去而旋恋者。素闻马嘶，惨然立且拜，婉娈有辞，辞毕泣下。余闻素言，亦愍默不能对。且命回勒反袂，饮素酒。自饮一杯，快吟数十声。声成文，文无定句，句随吟之短长也。凡二百三十五言。噫！余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

吟如下：

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马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致辞。辞曰：“主乘此骆五年，凡千有八百日。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咍，且曰：“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白居易到了晚年，身体日衰，情欲益减，同时也是为了减省开支，决定送走歌妓樊素，卖掉骏骑骆马。当陪伴诗人多年的歌妓和骏马就要离开自己的时候，主仆之间上演了一小场与霸王别姬相似的悲剧。自然的无情，人的多情；衰老的苍凉，人情的温暖；对自然规律的无可奈何，对温暖人情的无限感触，甜、酸、苦、辣的人生五味，全搅拌在这一首赋中。

到了后来，不少文人公开主情，甚至提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汤显祖《牡丹亭·题词》）的看法，而冯梦龙甚至还想创立一个“情教”，并为此写了一首《情偈》：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

很明显，这是在和道家道教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唱反调，认为多情好，无情不好。到了清代，朱锡绶在《幽梦续影》中甚至说：

求忠臣必于孝子，余为下一转语云：求孝子必于情人。

这个“情人”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情人，而是指多情之人。无情则不孝，不孝则不忠，这实际就是鼓励人们做多情之人。朱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把“情”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

世俗人，特别是世俗文人，多几分柔情未必就是坏事。但如果僧人也变得柔情似水，就有点不伦不类了。慧洪是一位比较著名的僧人，却爱写一些情诗，他有一首《上元宿百丈》（一作《上元宿岳麓寺》）：

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篝灯映薄纱。

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清月在梅花。

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

却忆少年行乐处，软红香雾喷京华。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说，王安石的女儿读到“十分春瘦”两句时，不由自主地评论说：“浪子和尚耳！”可慧洪还有一首更为“浪子”的诗，题为《赠尼昧上人》，王安石的女儿还没有看到。这首诗说：

未肯题红叶，终期老翠微。

余今倦行役，投杖梦烟扉。

从“未到家”看，第一首还是代俗人写给妻子的，第二首很明显是写给尼姑的。“红叶”句讲的是唐代的一个爱情故事，据《青琐高议·流江记》说，唐僖宗时，于祐在御沟边拾到一片红叶，上面题有一首诗。于祐也在另一片红叶上和题一首，放到御沟的上游，为宫女韩采频拾得。后来二人终成眷属，举行婚礼时，各自取出红叶相示。慧洪的这首诗歌先为尼姑未早题红叶觅意中人而遗憾，后写自己老有投靠定居之意。其中的求爱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清代的袁枚还用生动的故事来说明多情的好处，《随园轶事》“色不可不好”条说，袁枚的同年、亲家沈永之在云南做官时，招集民工在凤凰山开凿八十里山路，其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忽一日，有美女艳装从山洞奔出。役夫之少壮者，皆出洞追而观之。老成者不动心，操作如故。俄而硼然一声，山忽崩仆，不出洞者压死矣。沈为先生述其事，且曰：“追美女者，反因之避其难；老成不动心者，竟遭压死。此亦理之不可解者。”先生笑曰：“此色之所以不可不好也！”

沈永之是一位正统的儒生，他多次劝告年老后的袁枚不可再去寻花问柳，所以他对“无情”不动心者反遭天灾的事实无法接受，而袁枚正借此印证了自己“色不可不好”的观点。他还借胡铨事宋代胡铨上《请斩王伦、秦桧等封事》，名动一时，被流放过海，依然正气凛然。当其被赦还时，却与一位黎族女妓恋恋不舍，不少人对此稍有微词，朱熹还写诗感叹说：“十年泛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写了一篇《读胡忠简公传》，说：“从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为国家者，情之大者也；恋黎倩者，情之小者也。情如雷如云，弥天塞地，迫不可遏，故不畏诛，不畏贬，不畏人訾议，一意孤行，然后可以犯天下之大难。”袁枚认为只有“有情人”才能做到忠孝，才能做成大事。这一结论与朱锡绶相同。

清末民初的苏曼殊更是一位有名的“浪子和尚”。他本身就是一个“多情”的产物——其父苏杰生与日本女子若子的私生子。终其一生，学佛和爱情都是他“胸中交战的冰炭”，有人说他最终选择了前者而抛弃了后者，证据是：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本事诗》）

乌舍是佛教中的一位女神名，苏曼殊借以比喻他的日本情人百助。第二句用红叶题诗的故事比喻苏与百助之间的爱情。第三句中的“无情泪”本身就是一个自相背谬的词：无情不该有泪，有泪岂能无情！可见他并没有抛弃后者。他的另一首诗写得更有意味：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本事诗》）

“碧玉”和“同乡仙子”都是指百助（苏曼殊出生于日本横滨，故称百助为同乡）。为了爱情，苏曼殊那本该空而又空、一尘不染的袈裟上却沾满了对方的脂粉和彼此的情泪。空门中人尚且如此，更何况红尘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