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纯

20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山东西部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庄艰难地求学度日之时，有几本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在我心里播下了文学和军旅的种子，它们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日》《苦菜花》《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等。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之下，一九八O年高考中榜之后，我果断地选择进入军校学习，从此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一直到现在；正是由于那颗文学的种子发了芽，我后来成长为一名军旅作家，一直在文学的森林里栉风沐雨，缓缓生长。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创作领地，有的写乡土，有的写城镇，有的写官场，有的写现实，有的写历史。作为军旅作家，我最喜欢的自然是军事。

军事题材包含两大块——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说句实在话，这两个领域是两块硬骨头，都不好啃。

这里不谈后者，只说前者。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战争史，尤其是改朝换代的阶段，国家基本是在战乱中浴火重生。文学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映照，所以历朝历代关于战争的作品层出不穷，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典型的军事文学，《西游记》也可算作半部神话战争（战斗）小说；大量的军旅诗和散文，亦占据古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到了近现代中国，大规模的战争——晚清内战外战、军阀混战、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更是谱写了中国战争史上宏大而惨烈的诗篇。如果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二十一年的革命战争，彻底改变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与此相对应的各类军事文学作品，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形态之一。

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些革命战争题材的名篇巨著，影响了一两代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人也是受它们的影响，走上创作道路的，因此，很多人都怀有英雄情结。然而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却江河日下，与其他题材的创作相比，它所孕育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不断衰减。个人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件憾事。

人们总爱说，死亡和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我们的前辈所经历的如此庞杂丰沛的战乱岁月，可以说是一座很大的文学富矿，它多层面、多角度地涵盖了这一永恒主题，按说是很值得作家们去开掘的。如果说前辈作家受当时政治风云的影响，摆脱不了政情世风的桎梏，拿出的作品有意无意贴上了所谓“左”的标签，其作品被岁月淘洗之后，已经不再吸引后来的读者，那么，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作家再回头去深入历史，重新反思历史、战争和人性，用新的创作手法拿出适合当代人阅读的作品，写出它的当代性、丰富感，进而映照现实，我认为，早该是时候了。

为什么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在当下犹如凤毛麟角？或者说当代作家为什么总是回避这个题材？很值得玩味。

我认为，原因不外有三：一是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大，若要正面强攻，前面有不少名篇，就仿佛一个个山峰，挡住了去路，想超越人家，很难，搞不好有“炒剩饭”之嫌；二是当下仍有不少禁区束缚着作家和出版界的手脚，正统的党史和军史你难以突破，稍不留意，作品就可能被“毙”掉，因此害怕；三是写革命战争，塑造英雄人物，对于一些成名作家来说，担心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讥讽，被认为是歌功颂德，是投机取巧，是应景式写作，是才气不足的表现，所以得躲。凡此种种，原因不一而足，造成了战争文学创作的沉寂与落伍，革命历史题材遂成为小说创作的冷门。

相比于小说创作，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这些年倒是热度不减。从表现手法上来说，电视剧比文学作品更适宜展现火爆刺激的战争和战斗场面，娱乐性强，这是事实。问题是近几年那些大量出现的抗日雷剧，那些重复制作的所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那些花样百出的谍战剧，故事都编不圆，其胡编滥造、牵强附会的现象令人不齿。同时也反映出，缺乏厚实的文学作品所支撑的影视剧创作，恐怕难有精品佳构。

文学有个特点，作家不太愿意写过于遥远的事（如果写历史小说，也要写宫廷斗争，写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才子佳人，或者名将名相，没人专门去写古代的小人物，因为现代人不会关心他们）。但是新中国成立才六十多年，现在活着的人，或者死去不太久的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我们所有的人，其命运都与那段历史息息相关。我们的身边，不难见到战争的亲历者。我们的烈士陵园，埋葬的都是那段岁月的牺牲者，我们的战役纪念馆，也基本上陈列那一阶段发生的战事。我们每年都要在七一、八一、十一举办节日纪念。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嗅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六十多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正好可以拉开距离，审视那一段烽火岁月。因此，个人总感觉，这个领域的创作不仅不应被忘却，而且值得深入开掘，尽管很难很难，需要去冒失败的风险，尽管有些担忧畏惧，需要冒着阻力去攻隘闯关，但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作家不应躲避，应该迎难而上，勇于投入，写出真正配得上那个英雄时代的精品力作。实际上，军事文学如果用心经营，更容易出现黄钟大吕般的作品。

三十多年前，我在乡下求学的少年时代，因为读了开头所述的那几部作品，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三十多年来，我时常想，何时我也写一部那样的作品？这些年，我写了二十多篇革命战争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还写过一部长篇《芳香弥漫》，却总是不满意，不过瘾，总感觉自己的劲并没有真正使出来，权当是练笔吧。

创作的冲动不可遏制地再度光临。二〇一六年春节刚过，我打开电脑，写下了开头：“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夏天，龙城的余家‘双喜临门’。其实是‘三喜临门’——只是这第三喜，不便与人说。”

正月里写出一万多字以后，由于诸事缠身，一停就是半年多，直到十一月份，重新打起精神突击，到今年四月中旬，用五个月的时间，一举完成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浪漫沧桑》。我女儿提醒我说，千万不要说写得这么快。她的理由是，她经常看到某些作家说，自己某部作品写了五年甚至十年，十年磨一剑嘛，时间说长点，显得认真、不毛糙，显得厚实。我不想说假话，我前前后后写作时间加起来，也就是半年，真让我五年、十年写一本书，不如去干别的。往往是我写得越快，越说明写得顺畅，如果像挤牙膏那样，某一天只写几百字的话，说明这一天是磕磕绊绊的，越慢，质量越是值得怀疑。

实际上，这部作品的构思，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它影影绰绰的在我脑子里，《浪漫沧桑》这个题目，也是那时候就有了。只是动笔之前，我仅仅粗略想好了开头部分，三个主要人物：余立贞、汪默涵和申之剑的出场，其他人物都是模糊的。另外我还打算故事从一九三六年开始，到解放初结束，主人公经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至于现在书中所呈现的故事走向、人物交集、事件冲突，以及大量的细节，动笔之前是不曾考虑好的。随着写作的进行，一些主、次要人物和场景渐渐地清晰起来，与我的写作同步生长，最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谁都知道，写小说主要是塑造人物，越是写出新鲜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越是成功的标志。中国的作家里面，曹雪芹、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蒲松龄、鲁迅、金庸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写出了许许多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永远成不了大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靠写作混饭吃的小作家，但我总也得有一个目标——使出全部的劲，力求塑造几个稍微新颖一点的人物。我想让每一个人物都有不同的性格，每一个人物争取都新奇夺目，不是苦情，不要矫情，而是真性情，并且区别于前辈作家笔下的人物。所以，作品中的余立贞（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兰贞）、汪默涵、申之剑、余乃谦、江山、罗金堂、龚黑柱、冷长水、韩素君等等，在你读过之后，如果能感觉到一点点新意，那么我就算没有白忙活。

前辈作家的同类题材作品，它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革命英雄人物，他们勇敢坚定，带着战火硝烟，屹立于读者面前。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些作品今天之所以不再那么流行，主要是时过境迁，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都有了改变。那些英雄人物由于过于高大全，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今天看来显得虚假，更像是一个政治符号，早已与当今现实社会拉开了距离，成为过去时。当下文艺界时兴“消解英雄”，或者说是“解构英雄”，削弱崇高之美，更认可“有缺点的英雄形象才更真实更可信”“小人物拯救世界”。这是一种创作潮流，也符合百花齐放的创作规律，美国好莱坞最擅长这么干，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定。从本质上说，小说家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人物与事件。太常规、太高大的人物，还是让报告文学作家来写更好。

社会在变，创作思路必须也得变。革命的文学大师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突出了革命性、阶级性、民族性，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点人性，另外还有当代性。好像是黑格尔说过，历史题材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他所说的未来的东西，就包括当代性。

其实，革命历史是个多棱镜，它具有无限的丰富性。我想，在正统的党史和军史之外，正是文学起飞的地方。掀起被遮蔽的历史一角，降低视点（避免再写高大全的形象），变换一下视角（获得艺术新意），秉笔直书，就可以收获一部与众不同的战争小说。

《浪漫沧桑》主要通过女主人公李兰贞与汪默涵、申之剑、罗金堂、龚黑柱这四个男人的关系展开，这是错综复杂的一条主线，另一条线是把她一家在战乱年代的兴衰沉浮、巨大变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面写战争，往往吃力不讨好，所以在本书中，我有意虚写战争，实写爱情，力求通过李兰贞复杂的情爱与命运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写出她的希望、忧伤、追求、痛楚和悲怆。

在李兰贞这个人物身上，可以说倾注了我全部的心血。小说一开始，她为了追求浪漫的爱情，放弃了去美国，从而一头扎进革命阵营，阴差阳错地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十几年的革命生涯，她得到的是无尽的沧桑，心头伤痕累累，一直受命运摆布。你可以说这是她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也可以说，这是大时代里她坎坷命运和人生际遇的必然结果。她美丽柔弱、天真烂漫、缺乏心计，日常革命工作有时她不愿做，更不像其他人那样勇敢坚定，她似乎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另类。她一生追求爱，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似乎她什么都得不到，当年一同入伍的女伴都嫁给了高级干部，她最后只嫁给一个级别很低的残废军人，革命半生，竟然连个党员都不是。如此看来，她似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生的失败者。

但是，她又是真善美的化身，是爱的化身。看似她没有信仰，实则她的爱，她对世界的爱，就是她的信仰，她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实现了超越。小说结尾有几段话最能够代表我的心声——

人生的磨难与毁灭，往往不是由于恨，而是由于爱，就仿佛汪默涵之于岚岚、申之剑之于贞贞、余立文之于李雅岚、她之于汪先生。爱情就像一把火，可以给人温暖，给人光明，也可以把人烧焦。爱是危险的，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不顾生死，飞蛾投火一般，把自己置于绝境。爱与恨，有时只在一念间，天堂与地狱，就像左手与右手，每天都不离你左右……

爱也罢，恨也罢，只要爱过，就知足了。世界需要爱，不需要恨。

爱情、革命，都是浪漫的事，也蕴含着无尽的沧桑。但这一生，她不后悔。她出来革命，不是为了占有，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寻找爱，为了化解恨。这一生，一切经历如梦似幻，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她不想有任何的抱怨。

过往的光荣，不会灰飞烟灭。

她头脑中没有“打天下，坐天下”的腐朽思想，解放后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她革命的出发地当一名小学老师，是为了不忘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老百姓的日子与过去相比，早已有天壤之别，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那时比，仍是一样地存在。她就像一面镜子，今天的每个干部，都应该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

我写这篇小说，既是为了讴歌，更是为了反思。

黑格尔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我们不能忘了来时的路，我们更不能不清楚我们要去往何方。

写作过程中，我一直试图给它找一个“模板”——既然主要是写女兵的，可不可以成为中国版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事实上完全不搭界。小说快完成时，我突然想到了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李兰贞和斯佳丽倒是有一些相似，两部作品都是写美丽多情的女主人公，面临家国之变，所经历的残酷而又不乏浪漫的故事，不同的是，斯佳丽性格张扬，是个美国女性的形象；而李兰贞温柔内敛，是具有古典气韵的中国女性。但愿我这部作品能成为中国版的《乱世佳人》。

浪漫、沧桑这两个词，我感觉既能够代表战争年代人们的生命状态，也是人生的一种普遍状态。我们总是幻想浪漫，我们又总是遍体鳞伤；沧桑岁月，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感慨和忧伤。文学本质上是一曲挽歌，是对过往岁月感时伤怀的记忆。小时候因为读过那些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数十年来总是萦绕于我心头，这一部作品，就算是还一个愿吧。

这部作品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尽了我全部所能来描绘它。至于是否成功，请读者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