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汉

讲益阳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的故事时，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娼妓的问题。
娼妓现象，可说是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就有之，它与社会的经济状况成正比，因人的生活需求排列为；食、色，性也。当生存的需求有所缓解后，那么，性的需求就凸显出来，因此，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它可说是与社会道德无关、但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是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一种体现。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鼎盛时期，娼妓现象也反映出了这种局部经济繁荣，并且带有浓重的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特色；
在近代社会的大中城市里，尤其是在繁华热闹时期，娼妓现象可说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经济繁荣与否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经济的活力。大码头经济繁盛时，也和国内其它繁华城市一样，娼妓可分为三大类型；
1.公娼。公娼又因规格和等级的不同，又有“堂班”和“窑班”之分。所谓“堂班”，即由政府批准，且受过一定的职业技巧培训的高级妓女，这类妓女一般都受过艺术培训，有一定的才艺，是以色艺接待上等客人，收费也是最高，在五个大洋至十个大洋不等，且是明码挂牌标价，自然，也是公开照章纳税。

在宣统和民国年间，益阳这种比较有名气的“堂班”有四家，大码头两家，分别为“人际花园”（在现在资阳鹅羊池前面）和“养性花园”（在现在资阳区政府的地址）。“花月楼”（在资阳区北门巷子内）和“冰雪花园”（在资阳区湘剧院的巷内），这四处都是两层以上的青砖楼房，故称“青楼”，场地开阔，有花园、餐房、浴室。

自然，这也是益阳城区的最高色艺水准，妓女也从不倚门卖笑去拉客，都是绅士嫖客招摇上门。进入这里的都是金多位尊之辈，这里花钱如流水，国内的新鲜洋玩意和潮流服饰都在这里集中展示，当然，更有身份的大爷们则是“传条子”，展示轿车或围绒绣骄帘黄包车把小姐接出去玩乐。
与此相比，“窑班”则要低级得多，通称“窑姐”，从规格上来讲，窑班为警察局所批准，“窑姐”也没经过什么培训，自然也就不能挂牌，其价格在五十文至一块大洋之间不等，一般就在老鸨的家里接客，就是老益阳巷子里那种比较像样一点的居民房屋，也有被包到家或开旅馆的，但平时多站在门前拉客，所谓的“倚门卖笑”，就是指的这类窑姐，属于“合法”的中下等妓女。在大码头文化鼎盛时期，这类批准的窑班就近三十家，主要集中在白马庙巷子和临兴街一带。
但公娼中不管是“堂班”还是“窑班”，妓女们大多都是卖身给老鸨的性奴，先撇开职业的贵贱不说，仅从人身支配权失去自由这点来讲，“堂班”和“窑班”的小姐平时不管有多么风光和鲜亮照人，其社会地位是被动的，也是因生活贫苦所迫，是社会最底层的贫苦阶层。
2.“私娼”。顾名思义，就是未经政府和有关部门批准的，自然，也就不存在“合法”和纳税的事情。其从业人数也就无法统计，据估计可能不下150人。
与“公娼”相比，私娼的优势就是人身权的自主，都是从农村来到城里谋生的寡妇、被丈夫休、被大老婆撵出来的女子，妓女既可以寄居在老鸨处给老鸨一定的分成，也可另立门户和单独拉客，大码头私娼的特色就是单独的租一间小屋，这类小屋多为居民在房屋旁边另搭的七八平米的偏舍，俗称“吊脚楼”、“皮棚”，这种吊脚楼、杉树皮棚是以前资江北岸边的一道惹眼“风景”，租金一般为每月一元大洋，而私娼多以洗衣女的身份租用，自然，主要职业则是自己拉客或经皮条客介绍卖淫。
但最具大码头特色的则还是被船客和排古佬租用跑汉口码头，这也是当时妓女们稳赚大钱的机会，在这点上，私娼要比窑姐们的机会大得多，因租窑姐不但租金高得多，而且必须给老鸨放定钱，并要保证带回来，私娼则不同，多是无根的外地女子，不但租金少，而且不必带回来。但也正因为私娼有这种自由权，故风险性也就大得多，比如，那些放排的排古佬，租时说的是一个人或两个人，但一上排，实际上是六七个人，这时喊天讲理全不顶用，只得忍蹂躏，如果碰到黑心的排客，不但劫色劫财，有时甚至连性命都遭谋害，解放后曾传说过一个被六个排古佬蹂躏得妓女跳江被救起来的事情。当然，这类谋财害命的事情还是极少发生，不然，“租用”跑汉口也就不会被认为是“机会”了，但被多人“租用”的事情则是经常的，因此，被船客排古佬“租用”也并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差事，但多数私娼也就利用这种“租用”的机会转战到武汉去了，自然，也有在武汉混不下去搭洋船回来再“租用”跑汉口的。要不，私娼被船客排古佬租用也不会成为大码头娼妓现象的特色。
但私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也是相当低下恶劣的，从法律上来讲，每次政府的“禁娼”和“取缔卖淫”就是从她们身上开刀，因此，每年都难免碰到“打击”的厄运，有时政府为了显示“取缔的成果”，还把她们抓起来游街示众。平时即使不“打击”，但几乎每天都难免遭到警察和流氓地痞的敲诈勒索和“漫嫖”，至于受其它的性虐待和打骂那更是平常事。因此，她们虽然不是社会地位上的性奴，但她们的处境实在比卖身的娼妓还要悲惨和可怜。
这里还有一则鲜为人知、但说起来却十分辛酸的故事；民国33年6月（1944年）日本人进犯益阳，当时县政府的官员们闻风而躲避到新市渡去了（资江南岸），谁知日本人却遭到了益阳军民、包括美、英、挪威等国际友人在资江北岸的顽强抵抗，日本人一时过不了江，而躲避日本人的县政府却反而钻进了日本人占领的南岸，为了保命，于是，便利用当时懂日语的汉奸陈炳辉组织成立益阳维持会，陈炳辉讨好日本人谈判的条件居然是在龙山港设置妓院，组织20多名青年妇女来招待日本人，这20多名女青年多数都是私娼（有的是逼良为娼的良家妇女），这些逼良为娼的妇女平时是政府打击和勒索的对象，现在却组织起来集体为娼，并且不能说是卖淫，因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给钱。她们客观上是用她们的肉体救了逃躲的县政府，但她们心灵上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这样的政府平时对她们不是打击就是勒索，国难当头时，他们非但不能保护自己的姐妹，反而要这些“贱女人”受蹂躏来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政府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世道！
3.“暗娼”。暗娼在大码头经济圈中，这又是另一种具有特色的现象，因大码头是新增的居民区，这些居民大多都还处于不太稳定的生存环境之中，其中的多数都是码头搬运工和木匠杂工，都是外地农村“闯生活”新住进来的“打工崽”，主要集中居住在熊家坪和菜园巷一带（解放后叫三角坪和群众街，现又恢复了老街名），这种生活群里是需要女人、也自然会有女人的，有的是从农村里带来的妻子，有的则是临时搭伙合居的男女，当然，还有的则是容身的私娼姘居，这种生活区里，男人一般都是到码头和船厂去做工，而女人在家常是为男人洗衣煮饭、种菜和干点家庭副业，如果社会经济稳定，生活风气好，这种生活状况原本是可以稳定下来的，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是无法保障这两点的，于是，其中不少的女人便因生活所迫做起了“暗娼”，那么，这里暗娼的特点也就凸显出来了：即多为本地有根的居家妇女，卖淫的事丈夫和男人也是知道的。至于有多少这样的暗娼，这倒真是难以统计和估计的，因这种暗娼的事情不是主业，甚至还算不上正常的副业，故此不好结论。
开始，暗娼们接待的大都是流动的船客和排古佬，而外地流动的客人也需要这样的“暗娼”，“公娼”价格贵嫖不起，而私娼又因人生地疏，怕遇上警察地痞惹麻烦，可暗娼不但价格便宜，又有搬运工的搭桥牵线，自然是一拍即合。一个时期下来，流动船客和排古佬便成了暗娼垄断的客源。当然，这种仅是方便流动客人的现状也也不可能稳定下来，因当时社会的生活状况太不稳定了，不久，那个生活群里没有女人的男人或有女人而看上了别的女人的男人也开始进行这种金钱交往了，那时，暗娼的价格都很低，都在五十文以下，有的甚至五文钱都可交易。于是这里后来就流传下来一句俗语；“养女莫嫁熊家坪，日搓芯子夜偷人”。

当然，“莫嫁”是有生存选择空间说的话，谁家养女不想嫁金龟婿呢？但当生存选择空间等于零的时候，这种“莫嫁”的选择也就只能成为一种感慨了。所谓“日搓芯子”，是指蜡烛芯，一方面说明当时益阳生产蜡烛的规模蛮大，销往外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益阳的夜景是如何灯火辉煌、热闹繁华。至于“夜偷人”，是益阳土话，主指女人主动偷情的意思，但熊家坪的暗娼们都是在金钱面前的被动，因此，说是“偷人”实则还是讲面子的缘故，准确的讲，应该是卖淫。
那么，这样看来，暗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比“公娼”和“私娼”还要低和贱，因“公娼”和“私娼”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但在亲戚和朋友面前还是有人格尊严的，因她们是瞒着他们从事卖淫的，而“暗娼”则连这点隐私和自尊都无法保留。在这里，我们也可想象早期大码头这种劳工群里的家庭结构和社会风气，这就是早期贫民窟的生活状况。
应该说明的是；娼妓这种社会现象，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一个附属现象，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现象，就象现代文明都市的下水道一样，城市越漂亮，下水道也就越畅通，虽然不雅，但也是必须，因它本身不但可以调剂社会“性”的占有分配不合理，而且还可调剂社会分配和就业的不合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稳定的一种体现。

但要关注的就是这中间妇女的社会地位，比如，现今社会也有这种妇女卖淫的现象，其规模甚至还要超过过去，但在法律中妇女的地位则大不同了，首先，在法律上就规定男女平等，提倡妇女多才多艺，男女就业机会机会平等，禁止妇女儿童的买卖，其次，法律上禁止卖淫嫖娼，不给卖淫业开绿灯，自然，也就不批准卖淫的场所。仅这两点，就保障了妇女不受压迫的平等人格地位，至于对这种娼妓现象社会还是保持包容和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对太过火也采取取缔打击的行动，但比起过去来讲，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象过去的取缔打击，都是针对私娼的行动，抓的关的甚至游街的都是妓女，自然，受歧视和侮辱的也是妓女，嫖客是可以理直气壮并安然无事的，现今则不同，担心受怕的可能还是嫖客，即使被抓住也不仅仅就是处理妓女而不处理嫖客，从这点上来讲，社会还是向文明的方向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