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益阳城区是有路灯的，具体讲，在光绪年间就有了路灯，并且，是两个城区有路灯。但如果还准确一点讲，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益阳城区也是一直有路灯的，只是那些路灯长期以来都只在县衙门的周围，一般情况下也就那么十盏左右，由于此灯不照平民，又是由衙门里的公职人员掌灯，故此，老百姓一直没把它看做路灯，而是叫衙门灯火。

但从光绪十年（1884）起，益阳城便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路灯，并且是城区内（现今学门口）沿街80盏，可说是从东门口一直到贺家桥两里多的街面上都有了路灯，距离是百步一盏，按今天百步算百米，也只有800米，应该只算1.6华里，可那时有许多大户人家点门灯笼，这段路程就可以免去一盏灯，因此，照亮的路段实则有2里多路。

说到过去的路灯，可能今天许多的年青人无法想象；实则是一盏特制的白布灯笼，所谓特制，它和一般走夜路打的灯笼有点不同，虽都是篾胎，但此灯笼不是圆弧冬瓜型，而就像一个喇叭锥形，目的是高悬在上可照清路面，布也是衙门用羊脂浸染的白绸（桐油染的发黑不透光），可档风雨而不至于熄灭。

之所以说从光绪十年起益阳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路灯，原因是这个时候益阳才开始有专职的“灯夫”，因此，这里还有必要把灯夫和“掌灯”这个工作作一番详细介绍；每当天黑以后（一般是一更和二更之间，因冬夏天黑的时间不同），这个时候灯夫就开始掌灯了，灯夫的打扮与更夫的打扮相同，只是工具有区别，一般情况下是一杆丈二长的撑篙挑上两个竹油筒，手上再拿根点燃的媒子，如果下雨，则还需有蓑衣斗笠和木屐了，掌灯一般是从街头点到街尾，当灯夫来到灯下，我们则可看到；他用丈二长篙把路灯从灯架（象今天的路灯电杆，只是多了一个木制的人字遮雨罩）撑下来，放地上后，把灯盏取出来（实则就是今天喝酒的瓷酒杯，十六两制的二两杯）倒尽抹干（路灯都是油尽灯枯），然后倒进新油，从抹兜里拿出一根灯草，浸油后点燃，然后再撑上去，这样，一盏路灯的工作也就完成，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路灯挂在灯架上却有一个特殊的机关卡子，一般的竹篙撑不下来，这除了防被风刮跑外，还要防被贼偷。

灯夫的工作也就是从街头到街尾完成这么一个固定的简单动作，谈不上高贵，因没有半点技术难度，甚至还可说有点“下贱”，可就是这么个工作，在那时却是一个十分热门 抢眼的职业，非一般的关系还谋求不到手，原因就是每个月的三担油了。原本益阳过去点灯都是用桐油，但由于水运业的异军突起，桐油价反而高过清油，因此，当时益阳城区点灯都是用的食用清油，别小看这三担油，当时在温饱难保的情形下，这三担油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俗语云；斤油八斤谷，也就等于二十四担谷，是足可以保证一家人一年之内吃饱饭的。

当然，这三担油并不是灯夫个人所得，而是全部要用来点路灯用，按规矩规格灯夫是一两油都得不到的（灯夫所得的是工资，比更夫少一半），但问题是灯夫是否按规矩规格放油点灯的问题了，前面说过，规矩规格都有，但灯夫这个工作是单行独做，能够监督的就只有天地良心了，在温饱的物质条件尚未能保障的前提下，指望有很高的道德良心精神标准显然是奢求，因此，灯夫在掌灯过程中，少油、漏点，用小灯芯的事是常态，一个月落得五十甚至八十斤油下来可说是不显形的事情。

但是，尽管灯夫干的是暗地里省油的行径，可毕竟是众目睽睽之下的事情，“灯夫怕更夫”，这是过去益阳流行的俗语，更夫巡更，走到路上发现没有路灯，就会有意的提醒街坊四邻；“梆！梆梆！天黑没有灯，走路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