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子起拱是益阳的民俗，这是近些年益阳人才回忆起来的事情，2008年，益阳摄影爱好者老松的一套照片，再现了益阳虾子起拱的场景，当时就使许多益阳人感到惊奇和不解；“第一次听说啊！”

其实，虾子起拱，乃是益阳独有的、且久违了的传统民俗。具体讲，就是正月十五的必备的游戏。

但老松在图解这种民俗时，却本份实在：“虾子起拱一般在传统春节表演，迎春祈福，是一种独具洞庭湖水乡特色和益阳竹乡特色的民间杂耍形式。“虾子起拱”为大虾子，竹制，身体巨大，长度一般超过30米，最长的达70多米。至少需40——60人方可舞动起拱。”

照片和图解到位是一说，但“虾子起拱”的内涵，尤其是湘资沅澧、为什么独成为资水下游益阳的民俗？益阳为什么独能将这么一个成本高出狮子龙王数倍、体积庞大、无论是舞弄人数，还是搬运都极难、且相貌丑陋、地位卑贱的“虾兵”养活孕育半个世纪以上？

这、可不是一组图片和一次舞虾可以解读的，还非得有深入细致的综合分析和归纳不可，因此，还得听老汉道来：

民间的虾戏，原起自明朝年代的丐帮，本是叫花子正月讨米所玩的游戏，比凤阳花鼓的规模还要小，即两人玩的一条草龙，多时也不过多一人敲竹邦，三人而已。其游戏原形态与莲花落、三棒鼓相当，因是叫花子玩的，比地花鼓、渔鼓还要低俗一等，属于下里巴人的艺术。

但这种游戏，也是社会贫富贤愚共处的人性使然，全国各地、至少长江中下游都差不多，只是形式差异罢了。

可草龙变虾，则是资水流域梅山文化的特有变化部分了：清朝乾隆年以后，梅山文化崛起，明显的表现有两个，一是书院读书之风普及，读书的结果就是原有的木房出现了门楣，如“秀才之家”，“秀才世家”，“翰林之家”等，有了门楣也就自然有了木牌门联，与原来的木屋相比自然多了许多贵气。二是因为读书门户增加了见识，或外出做官、经商和吃粮产生了一些新权贵，拉大了梅山地区的贫富差距，因此，当每年正月叫花子玩草龙时，大概是仇富心理的驱使，便在草龙的骨架中扎进了一根竹篙，在给这些新富们玩龙时，若不给钱或少给钱，便用竹竿刁那门楣和门联，意即主人家倒楣。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本是自然规律，可龙变虾，表面上看是一个悖人性的堕落，实质上则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穷人仇富疾恶心理的一种反映。

安化黄沙坪杨氏族谱曾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同治三年正月十五，叫花上门舞龙虾，放铳、给十文，不去，复放三铳、给三十文，亦不去，并以竹篙刁其楣，乃翁玉成大怒，取扑山刀斩其竹，草龙坠地，花子鼠串，是年，草龙虾禁绝。

可这个同治年间在安化禁绝了的“草龙虾”，到光绪初年却在益阳出现了；原因是大码头水运文化崛起之后，大量的外地人、主要是上游人来到大码头定居，依据“占地为王”和“先到为主”的江湖规矩，这些外地和后到的居民，明显的处于下等臣民的地位，并且，他们也由原来的“万事不求人”的农民生活方式一下转变为衣、食、住、行都要依靠市场的市民，在今天的观念中，消费者是上帝，可那时新崛起的大码头地头蛇们却没有这种观念，而是传统的地主观念，再加之是卖方市场，故此，在卖给这批新市民商品时，自然少不了短斤少两，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等，而上游下来的如宝庆、新化、安化的市民，虽 “不是猛龙不过江”，但到底受“强龙不压地头蛇”江湖规矩的制约，遇到货老板不公正的对待时，虽有意见，甚至还发生争执，终是难以形成大的矛盾，道理很简单，大不了买卖不成就是，但商家这种仗地头势行不公平事的行为，那时也没什么工商、物价、质量等监督部门，因此，这种小的社会矛盾就一直在这个人口猛增的新兴水运城区存在。

这种久积的社会矛盾终于在正月十五的舞龙杂耍中被上游来定居的市民找到了宣泄的契机，那就是舞虾。但这种舞虾，已不是在山区农村的单间独户人家，而是益阳赫赫有名的大码头，因此，决不能三五人简单了事，一定要人多势众，而且还要气派规范。

经上游多数新来的居民一商量，大家齐心合力，出钱出力，决定用桃江的楠竹、兰溪的白布制作一个巨大的虾子，正月十五，在当地龙灯舞过之后，再上街进行“虾子起拱”，对好的、一般的商家，就虾须起拱，意即高升宏发，对缺德的商家，就虾尾起拱，并用虾尾戳打招牌和扇打地面，意即倒楣和信誉扫地。

然而，这个庞然大物的“虾子起拱”一出现在大码头，便得到多数居民的欢迎拥护，尤其是在那些平时行事不良的商家门面出现时，更是得到了多数市民的追捧起哄：“缺斤少称，嚯”！“盐丁夹砂，嚯”！“酒兑水，嚯”！

庞大的虾子尾巴对着缺德商家，不断地煽动起拱，并越来越接近招牌，慌得店老板连忙出来挂彩塞红包，嘴里直向舞虾人和街坊四邻赔不是，赌咒发誓做保证，直到众人息怒方才罢休。当然，多数商家则是虾须起拱，众人也跟着喝彩：“红运当头，嚯”！“吉星高照，嚯”！自然，被虾须起拱的老板更是欢喜异常，说明自己的商德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是一种很有成效的广告，因此，也是挂彩、放喜炮和塞大红包。

这样一来，舞虾的利润就高了，不但收回了制作成本，付舞虾人工资，组织者甚至还有可观的分红，远远超出舞龙的收益，弄得那些舞龙的人眼红心痒：“龙游浅滩遭虾戏呀”！

其实，不是什么浅滩，而是热闹非常的大码头。于是，舞龙的人也纷纷加入舞虾的队伍，以致后来益阳的虾子越舞越大，最大的时候达到上百人舞弄，长二十丈，当然，最初的虾尾起拱的节目也越来越少，这除了商家的行为有所收敛和改善外，最主要的还是所有商家都怕虾尾在门前起拱，隔老远就开始放炮仗和挂红迎接，红包自然也不会小，因此，益阳的这个“虾子起拱”，在后期基本上就只存在虾须起拱，并且经久半个世纪不衰。

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的是：益阳也正因为出现了这只大虾，商业道德和服务规范大有改进，在虾子起拱的几十年里，益阳的商业行风和口碑一直都是非常好的。从某种层面上讲，比起今天的工商、物价乃至质检部门的监督还要可行有效得多，除低成本外，至少不会滋生腐败，更没有敲诈勒索，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监督和社会监督。

1954年的正月十五，是有市场监督内涵的“虾子起拱”在益阳的最后一次舞动，1955年因上年发大水的冲刷浸泡，城区一片凄凉，再舞虾有兴风作浪、虾穴溃堤之嫌。再到1956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商铺成为国营企业，民间监督的功能失去，从此，虾子起拱在益阳消逝。

1988年为展现改革开放的成果，久违三十年的虾子又出现在益阳街头，但此时的益阳市区已是车辆拥塞，空中到处都是电缆，电话线和电视天线，正所谓天罗地网，哪里还有虾子起拱的空间？

2006年赫山区政府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益阳黄泥湖乡“虾子起拱”传人鲁运生在政府的扶助下，又复活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虾子起拱”，但虾子除了没有起拱的空间外，最主要的是没有起拱的内涵······，一个没有灵魂的虾子，再怎么舞弄起拱，终是没有生命力，它只能是资水下游、益阳城区特有的水运文化繁华，一种逝去的欢乐，也是益阳大码头水运文化逝去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