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宝塔，可能现今多数的益阳人不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即使有知道的，也可能只是听说或见到的现象，2009年中秋节安化黄沙坪一组烧宝塔的照片在红网上发表，当时就引起许多人的惊奇：益阳怎么还有这种风俗？！但照片的提供者解释却是：中秋烧宝塔祈福。

烧宝塔既然是益阳的民俗，那就有深入研究弄清楚的必要，于是，老汉率性作了一番考察了解，结果发现，烧宝塔这一民俗现象，在老益阳存在竟达多半个世纪之久，并且主导着整个益阳、甚至整个洞庭湖区烧宝塔之俗的正宗，安化现今再现的烧宝塔现象，不过是其表象而已，其景观和内涵都不及正宗烧宝塔的十分之一，当然，今日毕竟不是过去那种烧宝塔的氛围，是抽掉了烧宝塔内涵的一个现象，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但过去烧宝塔是一种怎样的人文情形呢？还得听吾详细道来：  

我在描述益阳人的性格中曾提及过：益阳人性情温和，不像周边州府那样暴烈好斗，如常德、宝庆、长沙等地，一直就有过血腥打斗的历史，这在上世纪文革期间就再一次证实，唯独益阳没有发生激烈的武斗。

这除了益阳长期以来是一个县级城市外，主要是益阳这里山水文化兼得，一直比较富裕，称“银城”也是这个缘故。

但益阳人不好打斗却并不表示益阳人没有血性、少竞争精神。其实，益阳人是很好赌、也很好强的，这在今天益阳的麻将声比任何地方都要密集就是一个例证，益阳人的性格，其表现形式长期以来也就形成了一些特色民俗，烧宝塔就是这特色民俗之一。

其实，在农业文明的传统节日里，益阳的这些特色民俗都在重大节日中有所体现，象正月十五是玩龙灯，益阳的特色则是虾子起拱，往往是竹竿打架结束。

五月初五是端阳节，而益阳的真正端阳节是五月十五，谓之曰“大端阳”。特色是划龙船，多数是以砍浆叶子收场，八月中秋节，特色就是这“烧宝塔”了，然而，前两个节日游戏益阳人都知道，原因是“龙”文化在上世纪改革开放时又重新兴起的缘故，所以都知道前两个节日的玩龙灯和划龙船，而烧宝塔由于与龙无关，故此无人知晓。

然而，在传统的益阳文化里，烧宝塔的节日游戏要比玩龙灯和划龙船都玩得正宗和准时，原因是隔河烧宝塔，且都是“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隔河两岸明晃晃的宝塔火焰一清二楚，这对维护治安的政府衙门来讲，是最会支持也最希望的，甚至县衙的老爷和官员们还带着家属与民同乐，因此，就不存在批准和监督的问题，而玩龙灯和划龙船，每次都会涉及斗勇斗力的打斗事件，即使县衙防范得很严谨，也保不定在那个角落里和江湖里出现斗殴事件，因此，只有八月十五烧宝塔才是益阳正宗的民俗游戏。

这里还得简单地介绍一下“烧宝塔”这种风俗的起源，《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

其实，这个介绍都还是太粗，因没有具体起源年代，煤油也是清末才出现的奢侈产品，谓之曰：“洋油”。

严格的讲，应该是朱元璋战守南昌以后才演绎出来的一种儿戏，朱元璋血战南昌两月有余，待战争结束，整个地面已堆积瓦砾半尺有余；因古时攻城，抛掷的硝油罐和城上投掷下来的石灰瓶都是陶制瓦罐，除此之外，房屋烧塌，城墙轰倒，留下来的也是瓦砾。这些瓦砾落在水田里和田间道路上是很害人的，极容易割破脚，于是，一些儿童们便在八月十五这天把从田里拾起来的瓦片集中起来用火燃烧，在烧红的瓦片上抛撒杉木火屎末，形成冲天的闪烁火星，既象少数民族的篝火锅庄，又像今天的焰火晚会，更主要的还处理了割破脚的瓦片。

作为国家大局来讲，这既是抚平战争的创伤，又是盛世的歌颂，因此，很快便得到了大人乃至政府的支持和推广，并波及到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成为一项中秋节的庆祝活动。起因时间应该是明洪武年（1368）以后。

但此游戏流传到益阳则是清朝光绪（1874—1908）年间的事情了，我们知道，江西人从明朝初年就开始迁入益阳，而益阳大码头的水运文化崛起则是咸丰年（1851—1862），为什么要等过两百多年以后此中秋庆祝活动才在益阳兴起？

这就与益阳人的性格和益阳“烧宝塔”的游戏特色有关了：原来，益阳人烧宝塔并不是《中华全国风俗志》所介绍的那种内涵和形式，它不是在田野和旷地上烧，而是隔河对着烧，由于益阳没发生大的战争，自然也没有抚平战争创伤的内涵，而形式也不是瓦砾堆积的“瓦子灯”，而是用新屋瓦堆成的一座高达三、四米的宝塔。

更主要的它是两岸斗人气、斗速度、技巧、斗财的一种比赛游戏。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光绪年间才形成的原因，因直到这个时期资江南岸才逐步发展成为北岸的游戏对手，方可形成“一斗”。

具体讲；是两个比赛场，上游是龙山港的娘娘庙对大码头的商会，下游是龙洲书院对学门口的货栈。这两处的对赛十分明显；就是月明夜下隔河的四堆火焰。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光绪年间，益阳江南这边虽说已开始发展，但无论从财力、人气乃至技巧上都是要相差城区很远的，不对等的两岸又要斗烧宝塔，这就要找到可以对等的平衡点，南岸人气财力不够，但智力却不差，并且还更清醒，因利令智昏、旁观者清，南岸的人是大码头水运文化的旁观者，对于这种烧宝塔的比赛，南岸人用的是智慧平衡，具体讲，上游娘娘庙和大码头斗的是“柴”与“财”，因娘娘庙就在会龙山的脚下，山上有的是柴，而烧宝塔主要是靠柴，因此，庙里的和尚们敢于挑战。

而龙洲书院和南门口斗的则是“才”与“财”了，这也与城区没一所正规书院学校有关，这里的师生们也敢大胆应战。当然，这只是南岸烧宝塔比赛的心理平衡，真正的比赛还是以谁的宝塔高大精巧并不烧塌为赢，并还要比谁先烧红和停火后谁的红得时间长。

事实上，益阳隔岸烧宝塔半个世纪有余，每年烧宝塔都是人山人海，相互隔岸观火，且年年有花样更新，开始的仪式也很正规严肃，如开始时，用火把向对岸左转三圈，表示点火开始，但比赛中途却没有规矩了；早些年是往烧红的宝塔上撒杉木火屎灰，使其火星冲天，后来便发明了撒硝盐，使其冲得更高，炸得更开，再后来又掺进了铜粉，使其火星有颜色，再再之后便是掺和其它的金属化学粉末，象铁粉，锡（锑）粉，冲天的火星便是五彩缤纷了，确实是今天都达不到效果的焰火晚会，但也正因为这些含有化学成分的金属粉末有爆炸的因素，焰火虽然冲得好看，但宝塔却炸塌了的，因此，可说每年的比赛都没有比赛结果，因既没有评比标准，又没有评比人员，两岸人只是疯了个尽兴而曲终人散。

可这样的游戏却还是年年进行，且一直激情不减。

烧宝塔之所以经年在两岸激情不减，原因是这其中有两大特色内涵；

一、宣泄社会“罪恶”的心理，这主要是北岸城区的人员，做生意的都是正规店面，但正因为繁华，故有很多游散人员便在城区搭起许多窝棚摊点做临时小生意，那时城区又没有规划和城管一说，针对这些乱摆设放的脏乱现象，衙门和商会毫无办法，可到中秋烧宝塔这一天，便是一次大清理了，前面说过，北岸虽有财，但却少柴，因此，在宝塔快烧红的紧要关头，又值两岸人员喊声震天的关口，于是，北岸呐喊的人员便到处找柴火助火威，这些柴火，便是针对街道上的临时窝棚摊点，象肉架子，菜摊子等，窝棚摊点烧光后，又起哄拆吊脚楼的门窗去烧，因此，中秋烧宝塔对政府和正规商家来讲，等于是一次大的城区整顿清理，故此，一直得到城区正统势力的支持和操纵，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二、对年景的预测，这主要是南岸人员激情不减的原因了，黑瓦堆码的宝塔，烧红息没以后，因地温、风向的不同，第二天便是五花六色，根据这些花色、方位乃至高低，于是，两岸都出了观宝塔、预测年景和未来的方家，据说可以预测出虫灾、雪灾乃至水灾的程度，这种预测应该说还有蛮准，不然不会延续经年，当然，相信了这种预测，对灾害的防范也就有了准备，客观上是有积极社会作用的，多数南岸人也深信不疑。但有一个预测可能至今还在上八十岁的老人中流传，那就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此时益阳正被日本人占据，那年也烧了宝塔，当时城区北岸的方家就根据宝塔花色预测：十年以后，必南盛北衰！

当然，这些烧得五花六色的瓦也不会浪费，年年都成了翻盖渡口窝棚的新瓦，这也是益阳侯船窝棚盖花瓦的特色。至于这种烧宝塔民俗波及到四周隔溪、隔港、隔河烧宝塔，那规模和内涵就小得多了，益阳城区这四个宝塔才是正宗。

1949年，益阳城内又烧起了这样四堆宝塔，当时才解放，第二天看到拆得一片狼藉的麻石街面，主管益阳的专员郭清文和军分区司令姜亚勋认为，所拆的和破坏的全是底层劳苦大众的衣食根本，于是下令禁止，从此，烧宝塔的民俗在益阳消逝（作者/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