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梅溪书院，严歌苓（中）与于青、何立伟对谈《非洲手记》。

今年，严歌苓58岁。她修长的手指指尖，涂着透明色指甲油，点缀着点点亮片，在灯光下忽闪忽闪，像跳芭蕾的脚尖。长发挽成一个低低的发髻，露出鹅蛋形的脸庞，细长的小山眉下，双目含光，薄薄的嘴唇涂着一款微亮的裸红色口红。

她爱美，有自己固定的摄影师；她爱八卦，晚上喜欢跟朋友们一起胡吃海喝；她心软，听到杀羊会哭，她说，“我就是个小女人的滥好心。”

但在这样一个十足“女人”的外表下，她不喜欢跑场子，不喜欢签售会，此次来长沙也同样如此，除非邀请人是她的“姐们儿”，出场也全因“仗义”，“我的姐们儿希望我怎么做我会做的，这是对于友情的付出。”

10月里，因为“姐们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于青的邀请，旅居海外的严歌苓第一次来到了长沙，带来了她的第一本随笔集《非洲手记》。在小说世界里，一向勇敢的严歌苓“怯懦”了，“在虚构的作品中，我可以批判很多东西。但在真实的作品中，不敢将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但是非洲的生活却匪夷所思得倒像是虚构的了。”

“一边要做女强人，一边要做弱女子”

黑色立领旗袍式上衣，搭配黑色大中裙，红蓝丝线绣出几朵红花，点缀在上衣下摆，严歌苓在人群的簇拥下，缓缓走进梅溪书院。

她脖颈修长，步伐轻柔，手指飞舞画出的也是弧线，透露出一个早年舞蹈演员的功底和身段。

她比预定采访时间早到了十分钟，我提出给她拍照，她婉拒了，因为不喜欢摆拍，更喜欢采访时被抓拍，因为更自然，此外她有自己熟悉的摄影师。这是一个对自己每一次亮相都有要求的女人。

曾有报道说，每天下午三点，她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迎接先生回家。“现在还会这样么？”我问。“现在我也不为他打扮，下午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因为我觉得作家是一个私密工作，一天到晚自己独处，如果不自己转换角色的话，从心理上是不健康的，我希望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状态。”

她微笑说，“而且也要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走到马路上也不能窝窝囊囊的。到一个好的餐馆或百货公司，大家都是漂漂亮亮的，我为什么不能漂漂亮亮的？特别是我是一个很爱美的女人。”

作为一个爱美的女人，严歌苓也写了许多女人，比如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床畔》中的护士万红，她们有共同的特点美丽、善良、包容力强，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

从世俗意义上来说，严歌苓无疑是成功的，人们常在她名字前加上“著名女作家”的头衔。但在现实生活中，她自己也会像大海一样，包容并保持低姿态，“有人常对我先生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福气，娶这么好的太太，赚那么多钱，那么有才华，还会做那么好的菜。然后我就说，‘哪儿啊，是我福气好！’”

对于女性这一角色，她有自己的看法，“女人强大一定要有自觉性，强大以后，保持很低的姿态，维护男人的自尊心，男人比我们娇贵、脆弱。所以一边要做女强人，一边要做弱女子。”

“基因里有爱问的好奇心”

“那你认为自己是女强人么？”我问。“不认为我是一个强大的女人，可能是一个勤奋、闲不住的女人。”她答。

过去的58年，严歌苓的身份经历了文艺兵、战地记者、作家、编剧等等，脚步走过了上海、成都、越南、美国、欧洲、非洲……“究竟是什么在牵动你的命运？”我问。

“我是被选择的。”严歌苓说，“严家是读书的家族，基因里有爱问的好奇心，我是怎样的人已经被决定了。”这是怎样一个决定的过程？或许还得从严歌苓的父亲说起。

严歌苓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他虽已过世多年，但回忆起他时，严歌苓仍会忍不住笑起来，“别人问他什么东西最好吃，他说，‘我没吃过的才是最好吃的’可见他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

严歌苓曾用“崇拜”一词来形容父亲，他独特、有才华、“很酷”、“特帅”“常常拎一个组合音响，一个行李箱一起放在一个大拖车上到处走，就像印度迷你版的大篷车。”

如今，严歌苓也像极了父亲，跟着外交官丈夫满世界走，从非洲到欧洲到美洲，行走了世界多个文化迥异的地方，“我是个不安分的作家，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烦闷，可期的东西太多了。”

于是，当她来到非洲这块陌生的土地，好奇心被大大激发。在《非洲手记》中，她好奇为什么阿布贾的房子大厅里都要建两道拱门，不明白厨房和洗衣房为何没有空调，而仆人的居室为什么叫做“boy'squarter”？

住久了，她渐渐明白，原来两道拱门是区分主人和仆人，贵贱绝不容混淆；厨房和洗衣房没有空调，是因为此地主人不必涉足；仆佣无论长幼，皆“boy”，“似乎人一卑贱，在优越者眼里就永远是半个人，是无法平等对待的未成年‘boy'”。

她敏感地意识“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影响”是多么幽深和坚韧，“无论美国人英国人怎样以粮食、药品、教育援助非洲，这样的住宅设计永远提醒非洲人和他们的本质关系……”

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她的好奇心似乎一直在追问“他人”，但她说，“其实我们写别人都是在问自己，从心理学、行为学上不断在发现自己，不断自我探索，这是文人家庭给我的遗传密码，我是怎样的人已经被决定了。”

“我是一个任何城市的旁观者”

严歌苓在全球行走，似乎离“故土”越来越远。

然而，她认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契机的。”

“不到越南，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作为生；不去美国，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作家；不用英文写作不会产生对比，不会知道世界人眼中的中国。”

因为异乡人的身份，她拥有了超乎寻常的视角和洞察力，她曾说，“我是一个任何城市的旁观者，所以，我在文学上是个吉卜赛人。我天生敏感，我的神经裸露在外面，所以，格外能有痛感。”她将去美国视为写作生涯中的重要契机，“我开始有了移民意识、难民意识，我写了很多这类作品。比如《扶桑》。”

她提起在美国的生活，到餐馆打工或者当保姆，“发工资数钱，多几块钱，心里很开心，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开心，因为可以多吃几餐饭。都是因为我有这种真实的经历。作家要体验生活！”

然而，移民伴随着疼痛。“想融入不能融入，重新扎根是一种创伤性行为，从故土中拔出来重新扎根。一直到今天，我不认为我的根在美国，这是一个作家特殊的生活状态，生活在美国、欧洲、非洲都无所谓，房子里有写作台、灶台，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这里。”

严歌苓还是会常常回国，会有许多活动邀请，“大部分含金量极少，没太大价值，她不喜欢。”她做了一个假设，“如果我在中国，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有很高的工资、很好的住房，很优越，然后出席那些活动，但可能会慢慢枯竭。”

严歌苓与张爱玲都出生于上海，又都移居海外，问起与张爱玲的区别，她说，“我写上海没有她写得好，除了写上海，她写其他地方写得不好。”

走过全球的严歌苓认为，自己算不上一个上海人。“上海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城市。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成都，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成都人都比较幽默，东西很好吃，节奏比较慢。”

“我具备的是一个女人的滥好心”

抛开一切光环，严歌苓终究是一个女人。

她的理想状态是，“白天一直写，下午游完泳，跑完步，一大群朋友胡吃海喝。因为我一到晚上非常需要朋友，我很希望，每天晚上都有一帮子朋友玩、聊天。聊她们生活中的琐事，搬弄是非，聊八卦，讲讲先生、孩子、上司，其实小说就是正义化了这些八卦，一个女人不喜欢听八卦就不要做小说家。”

她还是一个不会说“NO”的人，虽然有一个好莱坞专业编剧的身份，但她并不想做编剧，只想自由地写小说，“有时候真的求到头上来，不答应就像多么伤害了人家一样，常常投资人说，‘帮我写吧，帮我写吧！’我说，‘好吧，就吃这一次苦吧’。后来，张三说，你帮他写了，你不给我面了，我又崩溃了，后来王二麻子又出来了……”

“我这个人活着让很多人高兴，不想让人不高兴，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丈夫、孩子，只要你们高兴就好，这个原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没有是非观念的原则。”

实际上，换一种说法是，严歌苓心太软，软到听到杀羊会哭。在非洲阿布贾的一天，她听到隔壁宰羊的嚎叫，失魂落魄地站在四十几度的烈日下泪流满面，并发誓，“再也不吃肉！”

10月16日，读过《非洲手记》后的何立伟对严歌苓说，“你是我了解的中国女作家里最有国际视野的，这跟她的背景和经历有关。”

她听了，笑了，接过话头说，“说得我不好意思了，其实，还是一个小女人的视野，大的善良不具备，我具备的是一个女人的滥好心。我看到门口擦皮鞋的，我把他领到大使馆的家家户户里去擦皮鞋。”

但这种滥好心让她一直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和痛感。这份敏感有一条来路，曾经的战地记者经历，“让我看到很多鲜血、牺牲以及生命的消失，让我更加敏感。我爱怜一切生灵，猪、鸡，我质疑人类和动物相处的道德和伦理。”

于是，当她到了非洲，就想起来要写《第九个寡妇》，而这是她认定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到非洲，看到了许多抽象意义上的苦难，其实，这是一种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和承担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