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105岁。

 

钱锺书杨绛夫妇

 

 

我与钱锺书先生本不相识。八十年代初期，钱先生看到我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发生兴趣，对《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女士说：“某人如到北京来，我想见一见他。”后来董便带我去了北京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他说了些鼓励我的话，建议将丛书导言结集出版，愿意为我写序。大家都知道，钱先生是轻易不肯为人作序的，这令我很受感动。

 

钱锺书

 

钱先生对我写作、编辑的思想非常了解，后来与我通过几十封信。我身体不好不便旅行，难得去北京，十多年中一共只见过钱先生三次，两次是在他家里，又一次则在全国古籍规划小组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会场上。在通信和见面的时候，钱先生和我谈过一些文化学术方面的事情。

 

钱先生夫妇在生活中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杨绛先生十分风趣。他们的房间很大，有一张大书桌一张小书桌。杨先生笑道，有人说他学问大坐大桌子，我学问小坐小桌子，听后我笑了起来。

 

杨绛

 

钱先生家没有佣人，泡茶奉客杨先生自己做。他们夫妇对人很客气，我走的时候他们坚持送下楼。钱先生对人很好，但他不喜欢捧场，那些搞宣传、写传记、拍电视什么的，都进不了他家的门。他的门内有一条锁链，如果看见是这类人，就不开门。

 

在钱先生和我的通信中，有两件事很能看出先生耿介而谐趣的性格。一次是某地举行活动，内容是纪念钱先生已故父亲基博老先生，主办者希望能得到钱先生的支持。钱先生却反对办这个事，说：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有什么意思？还有一次我想出蒋碧薇回忆录，其中讲到她与徐悲鸿的婚变，而徐悲鸿后妻所写的书，对事情的叙述和判断却迥然不同，我跟钱先生说了这件事，先生的回信也很有趣，现正在我手边，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

 

廖蒋之争，曲直昭然。然前后妻之吃醋（乃争法统），更胜于大小老婆之争风（乃是争宠），李笠翁《奈何天》中《伙醋》一出所不能刻画。兄仗义主公道，“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事则不可”，窃欲以此科诨，博兄一笑耳。

这一笑关乎世态人心，不是那么可以轻忽的，我以为。

 

钱先生不幸逝世，我的心中很是悲痛。但是我不配也不敢谬托知己，在这悲哀的时候，来写只能由真懂得先生生平学问的人来写的文章，只能简单地谈一谈我认识先生的经过，表示一点我自己的哀悼。

 

我于钱先生为晚辈，是钱先生学生的学生。钱先生曾任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他的一个学生到中学教英文，曾教过我。这是后来我与钱先生交谈时才知道的。

 

（一九九九年一月）

 

 

以上是钱先生逝世翌日深圳一家周刊记者电话采访我的记录稿，未曾经我过目。杨绛先生收到我的唁函和寄去的周刊剪报后，给我写信道：

承你病中来信唁问，由衷感激。钱先生虽久病，神识始终清楚。朋友问候我都一一传达，只是他不乐闻的不传。他不知你也患病。他长期保持平稳，但去得甚快，也很平静，痛苦未及追上。《钱锺书集》将由“三联”出版，尚在排印中。

惠寄剪报已收到。“学问大坐大书桌”云云，出于“名气大坐大书桌，名气小坐小书桌”（按此说，我只该坐一条小板凳）。但记者往往传为美谈。……

其实“学问大坐大书桌”云云乃记者误记。杨先生是我尊敬的作家，她的《洗澡》可视为《围城》的续集，余楠、史妮娜即是新社会里的李梅亭、沈太太，书便是《儒林外史》的现代版。杨先生笔下的爱情，我看比《围城》里的要纯情，要深刻。我不懂文学，但作为普通一读者，这确实是我真实的想法。

 

（二千零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