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让我们特别怀念他。他就是开国上将贺炳炎，今年7月1日，是贺将军逝世51周年。

他，1913年2月5日出生于湖北松滋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贺学文，是一个靠帮工、背煤为生的受苦人。家里穷，又生了一张讨饭的嘴，贺家就又增加了一分忧愁。父亲倒是给这个新生的婴儿取了一个响亮的乳名——明言，它蕴藏着对明言（年）的期盼。母亲晏兰则唤明言为“幺娃”。

“炳炎”这个名字是他懂事后一起与教书先生合计的。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名字有“大火冲天”之意，听起来也很有气魄。他从小秉性刚烈，每遇贫家小孩受欺侮，总会挥拳相助。他9岁丧母，11岁帮人放牛，15岁到铁匠铺学艺。父亲“闹红”，他跟从,父嫌他小,让再等几年，他就尾随部队,死活也要“参红”。1929年春，贺龙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转战松滋、宜都边境，看到他人小志坚决心大，当场决定，同意他参加红军，时年16岁。在宣传部提糨糊桶子的他，因为工作突出作战勇敢，同年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7月某日，红军在潜江渊博子口同白军作战，到了白热化。贺龙让这时已经当了警卫班长的贺炳炎，传令把预备队红六师拿上去。战斗立时见分晓。可胜利后，却没见到他回来。贺龙吼着派人去找，这时他却押着俘虏回来了。原来，在他传完令、跑下一土坡时，险些和几十名溜出包围圈的白军碰了正面。“决不让白军钻进芦苇荡跑了！”来不及多想，他蹭地跳出，举着武器怒目大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刚溜出包围圈的白军，一下愣住了。他又大声命令：“把枪放到埂上，人都进塘里去！”白军中有一个当官的，发现面前的红军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便向他开枪。谁知他更快，早扣动扳机，一枪撂倒了他。几个敌士兵乘乱想跑，他马上掷出一颗手榴弹，三四个逃跑的敌人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其余的趴下不敢动了。他又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拉出引线，喝令他们再不老实就送上西天！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按照他的命令一队人扛枪，一队人背枪栓。贺龙看他这样回来，高兴地赞叹说：“幺娃子，一人押回47个俘虏！你17岁，长大了。糨糊桶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枪打仗了！”

1930年12月，红二军团在松滋县遭敌18个团的围攻，他率部护卫贺龙、邓中夏等军团首长突围。强敌紧追不舍。危急中，他挥刀砍破马背上的银元口袋，银元沿路滚落，追敌竞相争抢，他趁机护卫军团首长突出了重围。

1932年6月，他在洪湖湘鄂西军校学习时，与军校学员一起奉命阻击从南面进攻苏区的敌军，由于学员人多枪少，不少学员赤手空拳。战斗时，他毅然把自己的枪让给战友，操起一把菜刀，大吼一声，飞身跃入敌阵，左砍右杀，连毙数人。敌望之皆惧退，两个团的敌军被他们歼灭了。此后，他的威名大震，人赞其为“贺小龙”，因都姓贺被误传为是贺龙之子。1934年10月，在湖南永顺县高梁坪战斗中，敌军1个团突然偷袭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任弼时等首长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迅速将警卫员、司号员、运输员、炊事员等组织起来，派出两支小分队向敌军两翼迂回，虚张声势，自己率领一支队伍从正面冲出。一时三面冲锋号起，喊杀声震天动地，敌军以为中了红军埋伏，立即掉头逃跑。他在追击中负了重伤。事后贺龙感慨地说，这娃儿，烧火棍到了他手上，也能当机关枪使啊！1935年3月，在大庸县后坪战斗中，敌军抢先占据了制高点，向红军反扑。红军被迫撤退，陷于被动的危境中，他独自一人占据一座山头，收集了两挺机枪和一大堆手榴弹，对进攻的敌人远的用机枪扫射，近的用手榴弹轰炸，负伤后仍连续打退敌人轮番进攻。红军主力终于得以重新组织反攻。战斗结束后，他被组织誉为“孤胆英雄”。

1936年11月，作为红二军团第五师23岁的师长，他率部参加长征。12月，在湖南瓦屋塘战斗中，他的右臂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断，只剩一点皮肉相连，卫生部长贺彪要亲自主刀截去他的右臂，贺龙闻迅来看他。部队医院已转移，没有手术器械，没有麻药，找的是一条木锯，烧红了算是消毒。他就在嘴里塞条毛巾，任由他们把自己捆在门板上。手术进行了2小时16分钟。最后毛巾都被他咬烂了。手术后，贺龙特意要了两块他的骨头,细心地用手巾包好，对大家说，看看，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骨头呀！而他在担架上，只躺了6天，就下地开始指挥战斗。为了解决部队和山区老百姓的吃盐问题，他曾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马帮闯入敌人防区内的四川自贡盐场，运回了大量的食盐。

部队都知道，别人骑马他骑骡子，他说骡子有力、病少。在长征路上，他常常不顾自己的伤病，让给其他伤员骑。他把重伤员扶上骡背，让轻伤员拽着骡尾，自己则拖着伤残之身，踏着乌黑的泥沼，独臂为伤员引缰。伤员们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在雪山草地行军途中，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走失，是他将她找到，一路辛苦照料，最后交给了有关人员。进入草地之后，他遇到了身患重病的谭友林，他和战友们把谭友林抬到马背上，一起行军,说决不能丢下我们的战友。一天，走在最后面的后卫连的同志，由于断粮数天，走到一座小山前，再也无力爬上去了。他这时带着骑兵班赶来，拿出自己仅剩的一点炒面给他们，后卫连的同志谁也不要，他们知道这点粮食是师长吃野菜啃草根省下来的。他发了脾气：这是命令，不吃不行！大家这才噙着泪收下。随后，他又和骑兵班战士一起，用骡马把后卫连送上山顶，部队胜利地走出了草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部队从富平开往晋中前线。他顾不得伤病尚未痊愈，从西安毅然返回部队，担任由红六师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二○师七一六团团长，率部挺进到同蒲路北段的宁武、神地、朔县一带，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0月，他和团政委廖汉生接受贺龙、关向应的指示，配合忻口战役，率七一六团直插敌后，首战雁门关。这是八路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作战。他率部埋伏在雁门关的一个峡谷里，当日军趾高气扬地从这里经过时，两边的山头上立即响起了爆竹似的枪声。经过激战，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30多辆。八路军顺利地撤离战场后，日军后继部队在这里竖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此地殉国67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雁门关伏击战首战告捷，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大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他因此也获得了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海内外报纸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战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此后，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里，都列举了包括他指挥的此次战役在内的诸多胜仗，说明抗战期间“八路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雁门关、平型关战役载入了我军抗日战争不朽的史册！

1938年10月，八路军总部宣布组建第一二○师第三支队，他任支队司令员，余秋里任支队政治委员。随后，他和余率队到大清河北岸进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仅几个月时间，第三支队由原来的304人扩充为3个团和3个独立营，近5000余人，打退了日军多次“扫荡”。同年冬，又率支队进入冀中，先后进行了莲子口、北板桥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三路合围。与他长期搭档的老战友余秋里也是一员著名的独臂战将。在战斗中，他们总是并肩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位置，他左，余则在右，宛若两尊铮铮铁塔。目睹着自己的指挥员指挥若定的风采，战士们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们从心底里敬佩自己的首长，司令和政委，一个有左手，一个有右手，两个“一把手”配合在一起，简直就像一个人!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长期合领一双手套，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一把手的部队”。贺龙曾当着吕正操的面眉飞色舞地赞扬说，他们两个都只有一支胳膊，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了。这个队伍仗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来了，老远就吓得溜掉了。

1940年5月，他和余秋里奉命率支队从晋察冀根据地返回晋西北，参加百团大战。在米峪战斗中歼灭日军l个中队，生俘日军20名,是个首创。百团大战后，他升任三五八旅副旅长。1941年春，他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与年轻的女红军姜平成家。第二年5月，转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并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毛泽东到驻地看望参加“七大”的代表时，他激动地立起身，用左手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毛泽东连忙握住他的左手，亲切地说，你是独臂将军嘛！不用这样敬礼。从今往后免掉你这份礼了！他激动地说，主席，我还有一只手，我还能够冲杀！毛泽东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又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种独特的人才！等革命胜利了，你还要用一只手建设新中国呢！面对毛主席的表扬，他忐忑不安地说，可我是个穷矿工的儿子，从小放牛打铁，什么也不懂！毛泽东很满意他的谦逊态度，热情地鼓励他说，会指挥千军万马消灭敌人，也算是人才嘛！你打仗勇敢，有办法，就叫军事人才。至于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嘛！“是，我一定好好学！”在向全国进军战斗中，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

1952年，他调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军区司令员（李井泉任政委）和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3月，成都军区成立，他任党委书记、司令员兼四川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他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9年4月，他当选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建国后，他的地位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他的身上丝毫没变。他特别喜爱和战士们一起谈武论道。在战士们的要求下，他还能即兴演练自己独创的“独臂拳”。只见他的左臂上下翻飞，刚猛有力，赢得了战士们的一片喝彩之声。他善记人名，尤善记部队士兵姓名。接触一次，下次见面即可直呼其名。在担任军区司令员期间，军区大院里花工、澡堂师傅、水电工、厨师等均为他的“座上宾”。长期革命战争中，他11次负伤，身上留下16处伤疤，失去了右臂，积劳成疾，数病缠身，浑身上下没一处好地方，每次帮他洗澡,对他本人和旁边的亲人都是一次肉体和心灵的极大折磨。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时，军区为了照顾他的病体，拨了一笔专款给他盖宿舍，他却用这笔钱盖了军官宿舍，自己仍旧住在简陋的旧房子里。组织上只得又退一步，给他的住房安装暖气，可他又把暖气片送给了军区医院。他的衣领破了，就把右袖拆下来补；左袖磨穿了，就把右袖拆下来换。一床被面又破又旧，妻子建议向后勤部换一床，他不同意；一件旧棉衣补了又补，直穿到逝世。

一次，他新调来了一位叫杨明松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诉他，司令员有4个子女在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他们回家度假。但怎样去接，却没有交代。杨明松心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六七里，司令员配有两部专车，难道接个娃娃还要挤公共汽车？于是他自作主张派起车来。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他看后，严厉地说：“杨明松，你来一下！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这个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

在战争岁月他多次负伤身体非常不好，领导和战友都劝他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治疗，但他说,我不当这个司令员可以多活20年，可我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我的岗位在成都。1960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他终因积劳成疾，于成都病逝，终年47岁，他把他的毕生都贡献给了党。那天上午，他偶然从昏迷中醒过来，第一句话是让把军区后勤部长冯丕成找来，询问部队营房建设情况。他用微弱的话语对冯部长说，找你来，是要你把这些工作尽快落实。我是不行了，等我死后，那些先见马克思的同志们会问我，革命成功了，你掌权了，你为大家做了些什么好事呢？我能说，我的部下还没房子住呢？难道我能就这样去见我的战友们吗？不料，这竟成了他的最终遗言。说起那天的情景，冯丕成总是哽咽不止：我是他最后一个接见的人，他是真正工作到人生最后一分钟，我亲眼看见他是苦死累死的……

他病逝后，家属曾想把他送回老家安葬，但成都的老战友们都不同意，说一定要按照首长生前所说：“我战斗在成都，死也死在成都。”最好还是葬在成都，以便清明节时，能去看看他，将来也同首长葬在一起。家属同意了战友们的请求，把贺炳炎葬在了成都。7月5日，成都军区在成都举行贺炳炎公祭仪式，20万军民自觉冒雨云集北较场为他送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在挽联中写道：“身经百战常忘我，一片丹心为人民！”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专程从北京赶到成都吊唁的余秋里将军扶柩痛哭：“老战友啊，老战友！你心里时刻装着革命，装着党，装着人民，偏偏没有装上你自己啊！”贺龙元帅亲笔书写挽联：“卓越功勋传千秋，革命精神永长存！”

我们将永远铭记他的名字——贺炳炎!

在今天，我们投身于伟大的新的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特别为我们的党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而骄傲和自豪！

由此，我们也懂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我们为过去而珍惜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