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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起义前夕的形势 一、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耒阳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这个蒋介石政权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他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蒋介石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政府，最黑暗的反动政府。在蒋介石的反革命屠刀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全国革命转入低潮。 在耒阳，自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长沙“马日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即盘踞了县城，组织戒严司令部。国民党右派谭英才、李茀等公开组织“救党委员会”，大肆清除所谓“跨党分子”及国民党左派。不久，组成了反动的国民党耒阳县党部，以李孝先为书记长。同时，建立起了代表买办阶级和豪绅阶级利益的耒阳县政府，任命欧阳谷为县长。在县政府之下，又组织了反动地方武装——挨户团总局，由县长欧阳谷兼任总局主任，王旷萱为副主任。在城乡各处，还设立了挨户团分局。挨户团与反动军队联合起来，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摧残。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被杀了。如原《耒阳民报》主笔黄龙飞，在枫林灯盏窝被抓，解往县城杀害，悬头示众；火田资家党的负责人资党甫，被土豪伍玉楼的儿子抓住，用梭镖刺死。不少工农运动骨干亦被杀害。工会负责人之一谢幼安，被残酷地用块大石头压了几天，活活地压死了。城郊农会会员伍徽寿被土豪惨杀在伍家义学门前的牌楼下，砍下的头颅还被反革命分子用来当球踢。城乡上下，到处都有革命人民在流血。 工人们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完全被取消。耒阳县总工会被封闭，各基层工会也都被迫解散，工人聚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了，工资待遇更低了，城厢缝纫工人每月工资由原来的八元减到三至四元，资本家又神气起来了。泗门洲一煤矿的资本家梁彦左、梁日升等在农运时经济上受过打击，这时便派了许多狗腿子到附近村庄去向农民反攻倒算，不管农运时去没去过他矿上挑煤，每人要罚缴银洋五元，还要打鸡杀鸭办餐招待。 在农村，大革命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全部被摧毁，减租减息的法令，一律被取消。豪绅们横蛮地加租加息，或以莫须有的罪名处罚农民。如竹塔市豪绅谢万勋把本地背过梭镖的每个人罚款五至十元。江头豪绅刘德科等四处告状，把农会干部和向他家进攻过的农民都抓到敖山坐牢、罚款。北乡大土豪曾英之则加重田赋捐税。这一切，剥夺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逼得农民无路可走。 在极端残暴的白色恐怖下，工农革命力量被摧残，被打散了。但是，革命之火是永远熄灭不了的。哪里有压迫，那里闵有反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耒阳人民，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蕴藏着极大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二、党中央、省委对暴动的部署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敌人的刺刀，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决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同时，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给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开创了我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八月七日，共共产国际帮助下，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选举了瞿秋白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西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的功绩是主要的，它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但也滋长了“左”的情绪。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湖南省委也作出了相应的部署。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省委通过的《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中指出：“农民暴动为目前湖南的主要工作。全省总的暴动虽然暂时过去，但新的省委的责任，须准备最近将来全省总的暴动。”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把全省划分为四个暴动区，即长沙区、湘南区、湘西北区、湘西南区。接着，省农民协会印发了《告农民书》，号召全省农民“赶快起来，团结自己，参加暴动，夺回团防局和军警的枪支……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占据县城……”。十一月十七日省委又详细制订了《暴动政府》，分政治、经济、教育三个方面，共廿七条。中央特派员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湘南暴动大纲》，曾设想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组织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 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指示，毛泽东的大纲，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是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投枪、匕首。这些决议、指示，通过各级党组织的秘密渠道，逐渐传到了湘南，传到了耒阳城乡。一九二七年冬，参加过秋收起义的伍中豪，曾奉命到耒阳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说“陈(独秀)已变节，而我党仍向前进”，“请你们火速搞武装”。耒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热烈地拥护、支持中央、省委的指示，并秘密串连，暗商计划，跃跃欲试。大陂市党支部就曾秘密集会讨论，提出了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梭标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
三、耒阳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耒阳是湘南各县中党群工作基础最好的地方。敌人曾惊叫：“耒阳共匪之多，为湖南冠。”早在一九二四年，耒阳就建立了共产党第一个支部。一九二五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即县委)。当时全县有共产党员三十多人，到北伐时期发展到一百余人。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不过党的主要骨干仍然活着，一部分避居外地，一部分在农村隐蔽下来了，这是革命的希望所在。 就在马日事变后不久，中共湖南省委派了邓宗海回耒阳重组县委。这是全省计划恢复的七个县委之一。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三日《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信》中说：“常务力图恢复各级组织，已将全省划区工作，计分为七个县委、十一个特委。”邓宗海字继树，号白露，耒阳县哲桥人。一九○二年八月七日生。省立三中学生。一九二五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底被派往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七年夏返回湖南。八月，省委派他回耒阳。他带来的任务是：立即重建县委，并在各区乡秘密恢复党的组织，组织乡村武装暴动，准备秋收起义。 当时，耒阳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实行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邓潜入县城西门外资家村，找一间偏僻的厢房屋住了下来，首先与隐居县城的共产党员伍云甫等取得联系。正在这时，参加南昌起义而被打散的共产党员刘泰，也从外地辗转回到了耒阳。邓、刘、伍等团结战斗，秘密地、全力以赴地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们白天隐居不露，一到晚上，就化了装，悄悄地踏进那些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山村，一个个地去联系那些失散了的共产党员，有的共产党员牺牲了，他们就摸黑去安慰烈士的家属。 尽管敌人在血腥镇压，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决不屈服的，他们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以后，也在急不可待地寻觅着。这时，他们见到了党的负责人，接到党的指示，简直就象在黑夜里得到了指路明灯一样，无比激动。当然，也有些软骨头，已在敌人的高压下背叛了党或是动摇了。不过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经过邓宗海等的艰苦努力，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县主要乡都已恢复了党的组织，有些地方，还吸收了一批受过革命锻炼、斗争意志坚定的工农加入共产党，秘密地成立了新的党支部。九月，中国共产党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又重新建立起来了，邓宗海任书记，谭衷、刘泰、刘霞、徐仲庸分别担任组织、工运、农运、宣传部长，伍云甫任秘书长。 为了宣传全国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本质，发动广大群众投入新的战斗，县委编印了党的机关报《耒潮》。这是一种油印小报，三天刊，秘密出版，公开散发。编辑和印刷都由秘书长伍云甫担任。编印地址在城西聂洲培兰斋，这也是县委的联络地点。县委书记邓宗海常常亲自送文稿来，并口授要在报上宣传的问题。十月中旬，《耒潮》发表了以县委名义写的《拿起刀枪，为烈士报仇》的文章，号召各级党组织以党团员为骨干，联络革命青年，建立自己的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了“先杀土豪劣绅，后杀反动军警，杀尽反动军警，再杀挨户团丁”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过份强调了恐怖手段，从策略上讲是不太正确的；但是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却起到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的作用。 四、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已深深感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并有些同志零星地进行了一些武装反抗。因此，县委提出“拿起刀枪”的口号，便迅速地得到了那些热衷于革命的同志的响应。这个说：“早就该这么干了。”那个说：“赶快干吧!让那些土豪们也尝尝我们的大刀的滋味!” 大大小小的农民武装队伍，在恢复了党组织的区乡迅速地建立起来。这实际就是农民游击队的雏形。不过，当时还没有游击队的建制，没有正式称为游击队罢了。农民武装队伍是秘密的，人数不十分固定。以在乡村里坚持下来的共产党员为骨干，团结了革命的青年农民，拿起了可以找到的武器——鸟统、大刀、梭镖、篾刀、斧子、镰刀，有的甚至搞到了手枪和步枪，秘密地结合起来。有的分为小队、小组，小组的人数多的十余人，少的只有三四人，每个小组都制作了一面小红旗以作联络，也有的没有什么队、组。 参加起义的工农(主要是农民)，向反动派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开始，他们是昼伏夜行：白天，拿起家具照常去作田，骨干分子则在山林里隐蔽起来，一到夜间，就活跃起来了，一个命令传下来，他们拿起武器，在小旗下集合起来，奔向土豪劣绅的家。对于那些罪恶较轻的豪绅，给予警告，抓住那些罪大恶极的豪绅，则就地处死。后来，农民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到了旧年年底，已可以在乡村中公开活动了，甚至可以袭击小的挨户团，并缴获了他们的枪支。那时，敌人在城厢，每天每夜都在东、南、西、北各门惨杀革命同志；我们在乡村，则每天每夜到处捕杀土豪劣绅及其走狗。挨户团有的被消灭，有的被冲散了，土豪劣绅则纷纷逃进县城，使得城里房租顿时飞涨几倍。他们单人根本不敢出城，没有大队武装保护就不敢下乡收租。 这种暴动，几乎遍及东、南、西、北四乡和邻县边界。其主要暴动区域如下： 西北乡的暴动。以哲桥为中心，逐步扩展到坛下、集贤、余庆等地。主要武装力量有两支：一支是县委书记邓宗海亲自领导的农民暴动队伍，干部力量较强，组织也较为严密。一九二七年十月间的一天晚上，邓宗海派人在春江铺到郴县沿途发动群众，大干了一场。他们到处贴着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万岁!”并且把三四十里路远的电杆树砍倒，电线剪掉。当晚，他们还打了三顺祠和元子山两个挨户团，杀了一些首恶分子。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农历十二月廿八日)，他们又赶到余庆圩，劫了一个粮仓库，救济贫苦农民，并得枪一支，杀了反动派五人。另一支是李振鹏、谢竹峰等领导的农民暴动队伍，先后杀掉了伍澄平、肖裕禄等几个屠杀工农的罪魁祸首。他们还西渡茭河，奔走常宁县烟洲一带打土豪劣绅；回县后，转到北乡坛下墟附近的寨下仙活动。 东南乡的暴动。在东乡，刘泰、周鲂、贺寿彭等领导的一支农民武装，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活动到白沙，乘伪法官曹水仙娶媳妇办酒席之机，出其不意地处决了麋集在曹家的十一个土豪劣绅和官僚地痞，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然后转移到大岭山区活动。同月，江头、龙塘的共产党员刘竹平、伍华等率领农民，手拿菜刀、梭镖、柴刀等武器，一夜杀了刘德科、梁鹏飞等五家土豪，震动了全县，使敌人闻风丧胆。暴动之后，他们深知在本地无法立足，也转移到大岭去了。在南乡，张凤岗、罗焘等组织领导了一支农民武装，由几个人逐步发展到三百多人，曾一度攻下了云峰镇等地的挨户团。当敌人追捕甚严时，他们便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一有机会，又集合起来干一场。 耒衡边界的暴动。一九二七年冬，雷发俫等在耒阳雅江、大和、坛下以及衡阳廖田墟等地，秘密地发展圈子会员，实际是以圈子会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这一带的圈子会会员便有四五十人揭竿而起，进入耒衡交界的烟煤山(今衡南县境内)活动。不久，队伍发展到两百来人，他们纪律很严，不伤害老百姓，生活物质供应靠打土豪。后来，这支小小的农民暴动队伍与水口山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水口山是全国闻名的大矿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宜章年关暴动后，朱德曾派谢翰文和一名耒阳籍战士，化装成商人，到水口山发动工人暴动，谢和水口山矿地下党取得联系后，立即着手建立工人武装，成立暴动总指挥部，由宋乔生担任暴动总指挥。一九二八年一月廿六日(农历正月初四日)，水口山工人得到烟煤山暴动农民的支援，里应外合，夺取了矿警队的枪支。这次共缴枪一百零八支，子弹二千余发。夺枪胜利后，水口山的几百工人队伍立即开往耒衡边界的桐梓山，和烟煤山的暴动农民相结合。经过整编，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团，宋乔生任团长，谢翰文任党代表。总计一千一百余人，其中水口山工人八百零四人，耒阳农民两百余人，还有衡阳的农民几十人。 耒永桂边界的暴动。一九二七年冬，耒阳、永兴、桂阳、郴县、宜章五县的革命群众，在桂阳境内的东华山举行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独立师，由周述唐任师长。周述唐还到耒阳枫林、石准、大义等地招兵二百多人，编为第三营，在石准墟宣布正式成立，营长为文守寿。后来，该营奉命开到永兴油榨墟驻扎，一久，又开赴郴县折岭。一九二八年初，独立师在郴县被反革命头子罗肇芝所率领的民团击败。此战役后，第三营解散，干部、战士被编入其他各营。 城区的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农历十一月廿五日)夜，我党在城厢内外，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内容是：“工友们!农友们!暴动起来!”“自动地没收土地!”“杀尽国民党改组委员!”……末署“中国共产党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和“耒阳县总工会”。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老农协会员陈东桂等又在县常备队策动起义，事机败露后，陈东桂等三位同志被惨杀。这两件事，曾使敌人大惊失色，惶惶不可终日。
第二章、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耒阳 一、里应外合，一克耒阳城 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后留存的一支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一九二八年一月进入湘南。这时，正好军阀黄绍竑和唐生智之间发生战争。原驻湘南各县的正规部队差不多都被抽走了。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于是，朱德当机立断，发动和领导了湘南暴动(当时称年关暴动)。 湘南起义的第一枪是在宜章打响的。胜利后，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以朱德为师长，陈毅为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全师指战员抛弃了国民党的帽徽，撕毁了国民党的旗帜，第一次用镰刀铁锤为标志的大红旗作军旗，官兵一律用红布领巾和红袖章，作为战斗识别符号。 宜章暴动后，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迅速撤离宜章县城，转战岩泉、栗源、武阳司和坪石，育歼向我进攻的许克祥师，缴获和俘虏颇多，不仅武装了自己，而且振奋了整个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坪石大捷后，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又杀回了宜章县城，将宜章农民赤卫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团。随后，朱德、陈毅即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浩浩荡荡向北推进。占领郴州后，朱德率部直指耒阳。大军路过永兴油榨圩时，遇到了刘木领导的一支近千人的农民武装队伍，朱德就派了一个边帮助刘木的队伍去攻打永兴县城，其余部队继续北上。他们沿途张贴标语口号： 暴动！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暴动！肃清一切贪官污吏！ 暴动！烧毁一切官僚衙门！ 暴动！释放一切政治犯！ 暴动！打土豪，分田地！ 暴动！组成工农兵政府！ …… 十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廿四日)，部队到达耒阳公平墟宿营，并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朱德亲自到会讲话。他说：“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是专打土豪劣绅和反动派的。”接着阐述了共产党的宗旨、主张，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会后有四五十个青年农民报名参加了革命军。 当天午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就从公平墟出发向耒阳挺进。 耒阳党组织早就做好了迎接工农革命军的准备。宜章暴动前夕，县委书记邓宗海即前往汝城参加了朱德为准备湘南暴动而召开的湘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回县后，他秘密召开县委会议作了传达，并认真研究了策应暴动的问题。朱德部队进入郴州后，刘泰、谭衷、徐鹤等又奉县委指示前往联系。后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派了便衣侦察人员到耒阳县城活动，那人住在城南一家客栈里。一天傍晚，他正在洗脚时，敌人的警备队来人盘查他，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掏出枪来打死了敌人，来不及穿鞋袜就跑走了。这个消息，给了县委以莫大的鼓舞。这次，工农革命军从郴州开来，县委事先派了一些人去担任向导。为了迎接大军到来，县委又迅速动员各地农民武装向县城周围集结，准备攻城。 “工农革命军就要到耒阳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耒潮》上登出来，散遍了城乡各地，宣传标语也贴进了县城。广大群众早就热切地盼望着自己的主力到来，听到这一消息便广为传播，甚至根据自己的想象有声有色地传说：“朱德率领的革命军可多啦，队伍像蚂蚁一样，在永兴过了三天三夜还没完。” 这个消息震撼着土豪劣绅们的心，城里又没有正规的反动武装，他们不敢在城里呆下去了，便纷纷逃往衡阳。挨户团也走的走了，散的散了。据《湖南国民日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报道，迄至正月十七八两日，防军开退，县长失踪。乃组织耒阳地方临时维持委员会，推举五曾奎为主任。按照维持会的调遣，县挨户团总局常备队的三百多人枪，由队长章家梅率领，驻守在城南的桌子坳，并构筑了工事，妄图负隅顽抗。城内，王旷萱率领部分地方武装龟缩在工事里，东、南、西、北四门都放了步哨，戒备森严。 二月十六日(农历正月廿五日)凌晨，工农革命军占领了灶头街。朱德在这里听取了县委的汇报，了解了敌军布防情况，然后研究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负责解决正面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连配合农民武装攻城。负责攻城的部队钻进茂密的森林，穿过沉睡的村庄，迅速包围了县城。天亮后，有几十个身藏短枪，化装成卖猪肉、蔬菜、柴草的农民，骗过团丁的盘查，进入北门，与城内地下党组织配合，迅速解决了驻守城门的敌人。信号枪响后，埋伏在城外的部队和农民队伍共计数千人，其中有步枪二三百支，水机关枪两挺，大炮两尊，梭镖二三千杆，徒手千余名，分两路扑城：一路从汽车路进西门，一路从化龙桥进北门，“势极凶猛”。他们很快消灭了反动地方武装，当场击毙耒阳地方临时维持会主任王曾奎，烧毁了县衙，并打开牢门，救出了一大批关押待毙的革命同志及其亲属。县挨户团总局副主任王旷萱化装成叫化子企图潜逃，刚跑到城外就被农民捉住了。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主力向驻守桌子坳之敌发起了猛烈攻击。开始，敌人还想顽抗。到后来，他们回头看到县城火起，老窝被毁，前后挨打，便无心恋战了。我军趋势攻下了桌子坳。敌常备队见势不妙，由队长章家梅率领，经潭湾过河，败退到耒衡边界的新市街。 这天，正是春雨初晴的大好天气。中午时分，耒阳城家家户户挂了红旗，街里街外由武装的农民放了步哨。欢迎的群众有组织地排列在从西马路至灶市街八里路的道路两旁，有的手执红旗，有的拿着鞭炮，一片欢腾。不久，工农革命军来到了，队伍排成二路纵队，在口号声、鞭炮声中，进了耒阳县城。当时，朱德、王尔琢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负责人都住在西正街邓家祠堂内。一营(不包括二连)、二营驻防县城、三营驻防竹塔市，一营二连驻防高炉水口(距敖山庙五华里)。 第二天上午，县委主持在城隍庙召开欢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大会。附近三四里以外的农民都涌进城里参加。大会开得十分热烈。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泰、谭衷等分别在会上致欢迎词，热烈地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并决心在革命军的支持下发动全县人民暴动。朱德在致答词中，热情地赞扬了耒阳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勉励大家不屈不挠，英勇战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大会结束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处决了王旷萱等四个反革命罪犯。 从此，耒阳的革命斗争就在朱德的亲自指导下，在工农革命军的支持下，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暴动阶段。
二、工农革命军主动撤退和敖山庙伏击 工农革命军进驻耒阳后不久，敌十九军率宜煊师乘我立足未稳，兵分两路，自衡阳向我靠近，其西路由衡耒大道而来，东路由新市街、敖山庙而来。耒阳城不利于守，背水作战历来为兵家所忌。因此，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于二月廿六日(农历二月初六日)中午，主动撤出耒阳县城，向东转移到耒永边界的上架桥、安福司等地。耒阳军政领导、机关团体则移往对岸水东江一带。在撤退前，县委动员民众将粮食及生活必需品运往深山储藏起来，又令宣传员在各地墙壁上遍书宣传革命的标语口号，或用木板写就投入水中随水流下，眉高眼低 扩大党的影响。当天下午，由西路而来之敌李宜煊师乘虚占领了耒阳县城。敌人洋洋得意，疯狂地烧杀掳掠。但他们没有料到，就在同天，他们的另一路，却在敖山庙遭我伏击，被打得焦头烂额。 敖山，地处耒阳东北部，距城二十公里，西面是一片开阔地带，东、南、北三面是峭立的山峰，山上都古树，遮天蔽日。 工农革命军早就探知：有一支敌军将经冠市街、新市街敖山庙向耒阳县城进犯。朱德根据敌军进犯路线展示地图一看，选择了敖山庙作为伏击地点。于是，一面命令林彪率领原驻高炉水口的一营二连，火速开赴敖山庙，相机消灭敌人；一面同县委研究，派徐鹤等赶到敖山庙，会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子云，深入发动群众，配合部队作战。林彪接到命令后，马上带领二连在离敖山庙一里多路远的贺家冲沙粒梍埋伏。徐鹤、吴子云等则指挥敖山、江头、东湾、竹市、汭洲渡、石梓江、大陂市、龙王庙、浔江、导子洲等地的农军几千人在敖山洞三面山头上埋伏下来。一切都布置停当了，只等敌人前来就范。 二月廿六日(农历二月初六日)上午，敌军果然大摇大摆地来了，走在前面的进了敖山庙，他们到了敖山庙后，就把行李放下来，准备休息。正在这时，二连打着红旗突然冲过来了，分三路：一路往上洞冲，一路往下洞冲，中间一路直往敖山庙冲。农民们见二连冲下来了，就在山头上喊杀喊冲，三面山头上都在大喊大叫。敌人见势不妙，有的拖枪就逃。敌营长陈壁堂想稳住部队，骑马在指挥。我二连战士忙用排枪瞄准，把敌营长从马上打翻在地。这时敌人失去了指挥，全乱了，他们拖着枪就向大陂市方向逃窜。当敌人逃至离敖山庙约五里的化米山时，又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农军堵住了，打了一阵，丢尸弃枪而逃，路过老女冲、何家洲时，恰逢敌军另一路(约一团)迎面而来，以为又是工农革命军挡道了，于是互相打起来。在混战中，敌团长受伤。等到他们弄清情况停止战斗时，工农革命军又追来了。敌人不敢应战，只好慌忙往衡阳败退。这一仗，共毙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军马一匹。 一营二连在敖山庙取胜后，奉命马上撤退，经东湾、江头、夏塘到上架桥，与朱德所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朱德表彰了二连和当地农军机智勇敢、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勉励大家齐心协力、勇往直前、坚决打击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三、军民联合，复克耒阳城 第十九军李宜煊师占领耒阳城，严重地威胁着四乡的工农群众。因此群众迫切要求赶走敌人，把革命红旗重新插上耒阳城头。当时，毛泽覃带领的一个连由井冈山下来与朱德取联系，路过耒阳，应县委的要求，曾协助耒阳农军攻过一次城，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未能攻下。 三月一日(农历二月初十日)，工农革命军与耒阳农军再次配合，发起攻城战斗。约莫下午四五点时，部队运动到了耒阳城郊。朱德就在灶头街附近的狮形岭指挥，六七连从西门攻城，八九连从北门攻城，另一个连由城西北方向的马阜岭担任主攻。结果，在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六、七连过早地发起了冲锋，在西门久攻不下，便退至灶头街。八、九连在北门与敌激战受挫，也往南撤退。但是，敌人也不敢向南追击我军。晚上，正当敌人惊魂未定之时，工农革命军一个连由马阜岭向耒阳城发起了攻击。全县三千多农民武装也自东、南、西三面包围敌人。无数面红旗一齐飘动，步枪、鸟枪、松树泡一齐打响，人们高喊着惊天动地的杀声，冲向城根。一区的农军，除全力直接配合攻城以外，还组织了一支敢死队，由城东北的铜锣洲泅过耒水，绕到敌人背后的青麓书院，扰乱敌人的后方。敢死队员们并在当地群众中收集起稻草、木柴，放起了冲天的烟火，使敌人感到四面受敌，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在这突然攻击下，敌军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部队进攻，慌作一团，几乎丧失了抵抗能力。李师在死伤一百多人后，于夜间撤至衡阳廖田墟，耒阳城又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两次攻占耒阳，证明了一条真理，正规部队和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四、小水铺遇难和三公庙智歼顽敌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除一个连外)于三月一日(农历二月初十日)攻打耒阳城受挫后，即往郴州以北地带退却。后勤人员(包括大量挑伕及随军农民)走在前面，大部队走在后面。朱德等领导同志也在队伍中。当后勤人员退至小水铺时，忽然遭到当地反革命的武装的袭击。 小水铺的反革命武装是由土豪谭孜生等为首组织起来的。谭孜生掌握的挨户团有步枪十余支。同时网罗了曾家、罗家、廖家、谭家等村的地主武装，又用“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谣言，蒙蔽了一部分农民参加。为了截击革命军，他们事先用大木头和荆棘封住所有重要道口，又以流氓、打手为骨干，埋伏于道路两旁。夜十时许，工农革命军后勤人员两三百人进抵小水铺境内。他们正在摸黑前进时，忽然，小水铺南面的野雉尾山上发出枪声和喊杀声，反动派前堵后击，其势甚凶。我军后勤人员仓卒应战，受到一些损失。朱德、王尔琢等领导同志得知此情报后，马上在小水铺米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后，将部队分东、中、西三路前进。东、西两路是随军农民，中路系正规部队。朱德亲自率领中路绕道西冲，麒麓、上盘，那事包围野雉尾之敌，不料我军的枪声一响，敌人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西路农民在行进时没有遇到敌人。东路农民行至鸡公桥时，也遭敌伏击，死伤逾百，许多物资被敌掳走，还丢了三匹军马。当夜，有十几位随军农民被反动派抓去，关在敌人的巢空——三公庙，惨遭杀害。 小水铺遇难后，朱德率领革命军和一部分随军农民于当晚遇到公平墟以南的排风阁，饱食一餐后，佯装向郴州败退，以迷惑敌人。走了一阵，忽然折转向东，经大河难过河，退到夏塘去了。在这里，朱德集合部队开了个大会。战士们对小水铺之敌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后来在讨论如何惩罚谭政生等这伙反动势力时，一些同志提出以重兵包围小水铺，把敌人全部消灭干净，以解心头之恨。但朱德指示，为了不伤害蒙蔽的群众，以实际行动阐明我军宗旨和纪律，只能智歼少数顽敌。于是，决定只派一连人化装成白军，去执行这一任务。 三月三日(农历二月十二日)零时，这个连从夏塘出发，经肥江口过河，到达江陂桥后，就全部换成白军装束，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旗帜，向小水铺行进。他们以“庆功”为名，将各村的土豪劣绅和一部分召集到三公庙开会，在会上，那些反动家伙全都蒙在鼓里，个个争着轰“动”，说他们杀了多少多少共军。这一轰“动”，就使我们很快分清了敌我。然后，连长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去，冷笑了一声，大声地说：“好!你们都是角色!”他把右手一挥，我机警的战士随即散开，有的早已埋伏在四周，把这座古庙围得水泄不通。庙时的反动家伙一看情况不妙，夹着尾巴想溜，但已来不及了。他们全部落了网。工农革命军就地处决了谭孜生等二十多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教育了受蒙蔽的群众。后来，有人编出歌谣赞道： 朱德妙计赛诸葛， 智遣神兵捣匪窝。 “庆功会”上歼顽敌， 红旗一展映山河。 三公庙智歼顽敌后，这一连“白军”马不停蹄，向耒阳县城开拔。与此同时，朱德率领大部队也从夏塘出发，进抵县城对岸的水东江。司令部开始驻水东江梁家祠，后来移驻敖山庙。前锋部队沿衡耒公路追击，一直进抵到衡阳市以南的东阳渡。 五、攻取新市街，解放耒阳全境 地处耒阳东北面的新市街，原由衡耒两县分管。这里人口稠密，水运方便，商业繁盛。湘南暴动后，郴、永、桂等县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往这里藏匿起来，有的还拉起了武装。工农革命军一克耒阳后，耒阳县挨户团总局常备队二三百人枪也弃城逃到这里，构筑工事。这样，在新市街周围，就驻有反动民转矩这四百余人。此外，还有衡阳县挨户团总局副主任谢凤林的部队约三四百人，驻扎在新市街以北地区。这些反动武装盘踞耒阳边境，对耒阳的革命显然是一个大威胁。为了追歼残敌，解放耒阳全境，工农革命军和耒阳农军配合，发起了两次攻打新市街的战斗。 第一次打新市街，是在工农革命军首克耒阳城以后的第五天，即二月廿一日(农历二月初一日)。这次战斗，林彪率领的一营二连和大陂市、敖山庙等地的两千农军，分五路包围新市街，其中河东三路，分别向老虎坳、七寿亭挺进；河西两路，分别从上、下渡口抢渡耒水入街。战斗首先在老虎坳打响。这里驻守着一百多武装的敌人。中午，工农革命军十几个打先锋的战士，端着枪，沿小道匍匐前进。守敌胡乱放枪，我军战士英勇还击，拼命往山上冲，不上半小时，就冲到山顶，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撕杀，刺倒一个又一个敌人，不一会，大批农军也冲上来了。敌人慌了手脚，连忙溃散。在溃散途中，又被我军砍死多人。与此同时，农军另一支队伍迅速攻克了鸡婆山，歼敌数十人。肥田乡挨户团的廿八名团丁，被逼下河，想涉水逃命，不意又被我从河西过来的农军截住，只好乖乖投降。这三个战场，共毙敌一百多人，缴枪近二百支。驻守同善山的常备队，看到老虎坳、鸡婆山先后失守，就不战而退，逃往衡阳。队长章家梅在衡阳被他的上司以“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罪名处以死刑。我军攻占新市街后，为防敌反扑，当日又退回敖山庙、大陂市驻下。 二月廿五日(农历二月初五日)，敌十九军率宜煊师一个团，以衡阳县挨户团总头子谢凤林的部队为先锋，果然气势汹汹地向新市街猛扑过来。谢部占领新市街后，就在北郊谢家祠堂住下，并扶持恢复了新市街挨户团的活动。李师某团则穿街而过，继续南进。该团就是在敖山庙被伏击的那支敌军。谢凤林的部队盘踞新市街，时时刻刻妄图破坏耒阳各地的苏维埃运动。一天，高炉有三个农民上街卖菜，谢部竟把他们当作产党的侦探，而予以逮捕痛打，其中两个被打死，一人逃走。这一严重事件，激超了高炉农民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复取新市街，痛歼敌人。恰在这时，县里传来工农革命军已复克耒阳城的大好消息，这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就在这种胜利形势的鼓舞下，高炉出动一千农军，由十四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曹仁梓率领，于三月六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第二次攻打新市街。他们带着复仇的怒火，奋勇前进，所向无敌!新市街挨户团见农军来势很猛、根本不敢交战，就迅速溃逃。有个号兵逃跑不及，让我方抓住杀掉了。谢风林的部队也不敢交锋，只好退守衡阳县的盐沙塘、新市街一线(今属衡南县管辖)。新市街是敌人在耒阳的最后据点。我军胜利攻取新市街，解放了耒阳全境，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志。 六、朱德在耒阳的革命活动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进驻耒阳后，朱德便坐镇耒阳，陈毅也有时到耒阳视察和向朱德请示、汇报工作。因此，朱德不仅指导耒阳的革命，而且指挥整个湘南的暴动。他在耒阳进行的革命活动，除了两克耒阳等大事外，还有如下几件事： 联系群众，宣传群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一日《中央致朱德并转全体同志的信》中指出：“革命的军队，假使不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则仍是一个雇佣的武力。”朱德牢记中央的指示，每到一地，都分兵去做群众工作。他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接见了许多自动报名参军的青年，同他们亲切谈话。他还出席过多次群众集会，发表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讲话，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有时候，还深入到革命群众家里去。如在县城，他就到过毛泽东的同学伍如春家，并在他家吃了饭，详细了解了耒阳人民的风俗、人情及革命斗争情况。 休整队伍，侦察敌情。朱、陈部队从南昌到广东，再到湘南，转战千里，疲惫不堪。到耒阳后，朱德很善于利用作战的间隙，让部队休整，消除疲劳。为了战胜敌人，朱德还建立了秘密交通网，二十至三十里就有一个交通站，南至坪石，北至衡阳，东至资兴，西至桂阳。交通站的工作人员，由地方党领导工农群众担任。他们秘密地日夜工作。由耒阳到宜章约有二百五十华里，信件发出后廿四小时即可到达。因此湘南各县与朱德司令部的联络是没有间断的，消息很灵通。侦察敌情的任务，也由交通网担任，使朱德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因为如此，敌大军两次来犯，朱德都很灵活地指挥部队适时退却，巧妙地避敌锋芒，保存了自己。尤其是敖山庙伏击，更是他洞悉敌情、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典型战例，耒阳人民有口皆碑。 总结革命工作经验，订立军队规章。潮汕失败后，朱德从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如何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就有所考虑了。到耒阳后，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给军队订了三条规章：1、军队待遇问题。在犁铺头时发了足月薪饷，到郴州就减成官长十元，士兵发三元，到耒阳以后，部队的伙食来源主要拿打土豪，菜金每人每日只有二角左右。官兵一样。2、严格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有事应和大家商量，士兵有充分发言权。3、规定军队不准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借用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打土豪所得一律归公。军民团结，军队要为人民群众，才能取得群众的帮助。这些规章曾在军内进行教育，并在我军所驻城乡以布告形式广为张贴，以告百姓监督。 指导整个湘南的工作，工反革命军司令部有什么意见，除由交通网传到各县外，朱德还亲自带领警卫非分赴郴州、资兴、永兴巡视，对各县工作作了指示。 第三章 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 一、建立苏维埃致权 在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中，耒阳人民正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大变革。其中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一项变革，就是掲起了苏维埃政权的新旗帜。 一九二七千十二月的广州起义，首次在中国建立了广州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之后，各革命根据地，也都先后建立了这样的政府。“工农兵苏维埃”，就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意思，就是主张推翻反动政府，建立一个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府。 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廿八日)在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远举产生的，刘泰任主席，徐鹤、李树一任副主席。刘泰字康民，耒阳县城关镇人。一九○三年二月生。一九一九年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后转入成章中学毕业。曾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一九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党。他是耒阳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书记和第一任县委书记。大革命时期任耒阳县总工会委员长。是耒阳工农运动有威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名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三十军第六团任政治指导员。起义军打到广东失败后，他潜回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县苏维埃政府的内部机构设置，分秘书处和五个委员会。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下： 秘书处——秘书长钟森荣； 土地委员会——委员长谢朝楚； 财经委员会——委员长李树一汇(兼)； 肃反委员会——委员长伍昭立； 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 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次日，在城西金盆塘的大草坪(即今烈士陵园大坪)召开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主席台面南，台前悬挂着“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巨大横幅。台正中挂着铲刀、铁锤、大红旗。会场四周竖起富有战斗气息的大红标语。上午十点左右，各区、乡的代表及县城周围二十多里内的群众上万人，从四面八方汇成一成股股人流，涌进会场，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着。他们有的手执“打到国民党反动!” “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各种黄颜色的标语小旗；有的扛着梭镖、鸟枪、大刀、鱼叉等革命武器；有的舞着龙灯狮子；有困敲锣打鼓……顿时，整个会场人山人海，红旗林立，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洋溢着盛大革命节日的气氛。十二时许，朱德、邓宗海、刘泰、刘霞、徐鹤、李树一、谭衷。李天柱等领导人健步登上主席台，会场立时爆发出春雷的掌声。大会执行主席刘泰宣布大会开始，鸣炮。接着默衰，缅怀革命先烈。当宣布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时，群众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的拥护，最后，朱德、刘泰等领导同志讲话。他们庄严宣布了旧制度的灭亡、新制度的开始，号召全县人民拥护苏维埃政府，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开了半天光景，到下午四时左右，浩浩荡荡的队伍才散会离去。 在县苏维埃致府成立后，为了组建各区、乡苏维埃政府，县里成立若干指导团分别到各地去指导建政。指导团每到一地，都注意宣传发动群众，发现、培养骨干，开展打倒土豪乡绅的斗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指导团的帮助下，全县继续建立卅七个区、三百四十五个乡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的旗帜在耒阳上空高高飘扬。土豪劣绅和资产的统治土崩瓦解，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获得了最彻底的民主自由权利和初步的经济利益。工人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增加了工资。农民再不受土豪劣绅的压迫与剥削了，并且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向他们进攻。如抄家、焚烧田契、废除债务、没收其粮食和其他财产供给军用和分给贫苦农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就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不论是赤色戒严、侦察欲情、军事运输或传递书信等等，只要政府一声令下，总是争先恐后地出来担任。对于捉拿反革命分子，更是十分坚决和勇敢。那时耒阳的天下，真是赤色的天下! 各级苏维埃政权 建立，是耒阳历史上破天荒的大喜事。苏维埃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会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人民自己的政府。她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最热烈的拥护，竭诚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刘泰即埃政府，埃政府即刘泰”。 二、武装工农 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无产阶级只能利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为了扩大革命武装，朱德亲自派出宣传队宣传我军宗旨。纪律、号召群众参加工农革命军。青年农民纷纷响应，革俞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县苏维埃政府在建立和扩大革命武装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和独立团。第四师是由各地在马日事变后举行武装暴动的农民经过改编后组成的，邝鄘任师长，邓宗海任党代表，徐康任参谋长。邝鄘又名光炉，耒阳仁义邝家村人。一九九七年二月六日生。曾入北京大学肄业，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六月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官。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创作了《北伐军歌》歌词。次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耒阳第四师，是在湘南暴动中建立的三个地方常备师之一，其他两个师是：宜章第三师，郴州第七师。耒阳这个师有两千多人、干部比较强，枪支也比较多。除四师外、各区还组织了独立团，这是非常备性的军事组织，平时参加生产，战时投入战斗。因四师和独立团的成员多是农民，所以又统称为农军，总兵力达三万四千七百余人。他们担负着机动作战，阻击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艰巨任务。 招编新兵营。工农革命军第二次进驻耒阳县城后，为了扩大正规部队，朱德指派谢勋甫等负责，招收组建了一个新兵营。谢是耒阳县城西门外聂家洲人。他接受党的任务后，利用熟人和亲戚，发动群众报名参军，群众都知道工农革命军是革命的军队，所以报名十分踊跃，有一家就有四人入伍。新兵营迅速建立起来了，共有三个连，三百多人，以城关附近的为最多，其余是竹塔市、夏塘、上架桥、小水铺、哲桥的。年纪大的五十多岁，小的只有十二岁。部队驻在县城培兰斋时，由谢勋甫任营长，谢纯青任党代表。开到敖山签训后，师部改派曹鹏飞任营长，谢勋甫任副营长。在这里，又招收了一批新兵，全营扩大到四百多人。但武器很差，只 二十多只土枪，其余都是梭镖。新兵营在敖山庙驻了二十多天，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通过训练，全营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有所提高，并培养、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建立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全县有赤卫队员一万余人，各区、乡都有赤卫队长。县里成立赤卫団，有六七百人，三四十支步枪，其余都是梭镖，由周鲂任团长。少年先锋队，全县有一万九千多队员，县里设立少先队总部，由徐勋负责。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不参加全县作战，它的任务，主要是维持治安、戒严。 自造武器，革命武装不断壮大，武器装备急需补充。针对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朱德指示县苏维埃政府通过工会，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东江三顺祠建立了兵工厂，日夜赶制梭镖、大刀、鸟统等。他们还制造了一种土驳売，一尺多长，可插入枪套子佩带。又用雄黄和白药混合石块、铁片，制造了一种土手榴弹。后来，还发明一种松树炮。制法是：用松树挖个眼、外加铁箍，装入火药、木炭、锅铁片、铁砂等。这种炮发射出去，威力较大。此外，各区、乡组织手工业工人制造了类似武器。 工双有了自己的武装，革俞声威大振。他们面对强大敌人的进犯，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反抗。 三、镇压反革命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使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和幸福，必须对敌人实行革命的专政。全县铺开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俞运动，城乡到处布满了岗哨，拦截逃窜的土豪劣绅。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四处捉拿土豪劣绅的反革俞分子，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坚决予以镇压。 二十一区牛口乡陈培之、陈景文父子，系河东一大霸，人称“活阎王”。他们私养人抢，成立保家护院的守望团，杀害了许多无辜人民，如用火刑烧死讨饭的叫化子唐朱乃等。又私没法堂，特制一种所谓“快活凳”，不知拷打过多少穷苦农民。大革命失败后，这两个家伙先后捕杀了三十多名革命群众。湘南暴动时，廿一区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将他们逮捕归案。赤卫团长周鲂，亲临牛口，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并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公审二陈，然后予以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杀得好!杀得好!” 二十九区的赤卫队捉拿了土豪罗范禄、劣绅刘维周等，经过审讯后，由区苏维埃政府主持在马水郑祠召开群众公审大会。贫苦农民第一次登台义正辞严地控诉了罗、刘的滔天罪行。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惊导罗、刘二入战战兢兢，只了俯守首认罪。区苏维埃政府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将他们处决了。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大长了农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 廿五区在三益墟召开的镇反大会，更是别开生面。会上，广大农民群众愤怒地斗争了大劣绅邓祉臣。斗争后，县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走上台来，别有风味地问道：“你们有谁会算命?可以算一算邓祉臣日寿命有多长?他今天是死还是活?”会上一片沉默。然后，他接着说：“如果鬼谷子先生算他会死，我们今天偏不杀他；如果算他不得死，我们现在就杀掉他!同志们，命运不是八字注定的!我们要革命，不要信八字。”开完会后，就把邓祉臣杀了。这次大会，对于启发农民群众冲破封建迷信的束缚，积极投入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中，全县共镇压了反动豪坤和反革命分子六百四十人，游斗土豪劣绅一千三百多个。这种镇压和斗争，在封建势力极为雄厚的农村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真正打倒地主权力，提高农民权力。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四、插标分田地 暴动前期，苏维埃政府婚给农民的利益不多，农民渐渐有些心冷了怀疑了。到三月，湘南特委才认识到使农民得到利益的重要发兵 。开始讨论土地革命问题。特委主持正永兴城郊召开郴、宜、资、桂、永、耒等县党的代表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工作会议)，彭芷怐代表耒阳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着重讨论了土地革命的步骤与方法，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湘南党代会后，为了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中共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了认真的讨论，随后于三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农历二月二十日至廿一日)在杜陵书院召开全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四百余人。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就以下三个问题作出了决议：1、土地草命问题；2、镇反问题；3、巩固政权问题。会后，以县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布了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告示，大意是：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推翻豪绅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最迫切、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乃是苏维埃政府之中心任务。本政府决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保证“耕者有其田”。 全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分头下去。与各区、乡干部一道，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插标分田地。其具体作法是：以乡为单位，接人口计算分配土地数量到户，凡参加农业劳动的人都有份，多多以乡苏维埃政府所辖土地之多寡而定。把田定到户后，即插上牌子，牌子上写道：“此田分给某某。”插牌子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各户自选田块，自插牌子，一轰而起，一蹴而就，有的地万是一天或半天，就把分田牌子插满了各大洞小冲。结果，各户分田多寡，肥瘦不均，甚至闹成意见。二是由乡政府召开代表会议，反复讨论分田方案，然后由土地委员计算分配到户，指定田块，统一插上牌子。这样就避免了某些人多占土地和拣肥丢瘦的弊病。这种插标分田的方法，尤其是前种方式，虽然比较简单，但这是初创阶段难以避免的。它庄严宣告：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被废除，土地回了老家!哪里在插标，那里就跟着一大群男的女的，老 少的，真是人山人海。他们尽情地唱着《土地回老家》的歌曲，歌声笑声热闹异常。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约有二百六十个乡搞过插标分田活动，占全县总乡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三，其中有五十个乡已分配定案，占全县总乡数的百分之四十。虽然，由于敌人大举进攻，暴动时间短暂，当年农民分得的土地还没有来得及种植和收获，但他们就在得到土地的瞬间，已经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民从实践中认识到“埃政府”是他们自己的的政府。随便什么事，都要到“埃政府”里面去解决；2、三月上旬以前，有些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就抓，抓到了就往埃政府送；3、农村中互相打架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的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来到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的土地。大义乡周宜汉之母是个赤贫，五个儿子，四个媳妇，还有几个孙子，她家分得四十多担水田，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翻身了!翻身了!”他还对儿子、媳妇说：“分了田，有了靠，政府要做什么事，你们尽力云做，家里的事不要你们管。” 五、发行劳动券 在轰轰烈烈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需要，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的金融市场，同时也为了给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发津贴费，县苏维埃政府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耒阳县工农兵苏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它是秘密石印、公开发行的。担任石印任务的是县苏维埃政府石印局。石印局设正东江松湾庙岭上几户农民的厅屋里。 劳动券面额为壹圆券一种，发行数量约万元。劳动券正面花纹长十二厘米，宽七点五厘米，左右上角印有“壹”字，左右下角印有“圆”字，两端印有马克思、列宁像，上边紧挨花边有“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十四个字，正中上方印有“壹圆”隶书字，正中下方印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副主席徐鹤和李树一的竖写草体签名，下面花纹边中嵌有“中华苏维埃元年”字样。券反面盖有“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之印”，印章圆形，篆字，直径为十厘米。由于印刷条件所限，票面比较粗糙，但花纹、字体仍然清晰可辨。在战争环境中能印出这样的劳动券，也是不容易的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劳动券是以光洋作保证发行的一种纸币。各区、乡打土豪的财物、光洋等都要按一定比例上交。县苏维埃政府在东江三顺祠设立了经济处，各区、乡上缴的钱财都集中在这里。经济处四周有岗哨，戒备森严。谭楚材任经济处处长。经济处属财经委员会领导， 七八个工作人员，其任务是保管、处理和分配打土豪劣绅所获物资，兑换劳动券。凡持有劳动券壹圆券者可兑换一元光洋。劳动券是货币的一种形式。为了保证券币流通，县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关于使用和兑换劳动券的通告和通令。在政府的倡导下，劳动券一时流通全县，集市买卖、商品交易都可以使用，颇受群众欢迎。劳动券全县畅通将近一个月。它的意义是，不仅在财政上与反动政府相抗衡，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垄断局面，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红色政权的影响，显示了工农兵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坚强意志和无穷伟力。 六、党群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 耒阳的暴动，自始至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农革命军的支持下进行的。耒阳的党组织，在斗争中逐步锻炼、成长，提高了战斗力。一克耒阳后的第三天，县委即增选了徐鹤、徐勋二人为委员。党坦织的发展也很快。据不完全统计，湘南暴动期间，全县有党的支部几十个，党员人数发展到数百人。同时，区有党的指导员，负责党务工作。这就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和制定的政策，都能遵循着党的纲领、原则。因此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相当高的，很多工人、农民都纷纷要求加入共产充。这是党组织当时能够大发展的主要原因。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开始却慢些。其原因是，它在马日事变前只在青年学生中发展，绝少打入农村中去。加之敌入对我们各种行动都统称是共产党，以致许多青年农民不知道有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纷纷找入共产党。这样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就存正着严重困难。后一段，团县委派人深入农村，开展了大宣传，侧重宣讲共青团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才使情况渐渐好转。各地常常以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召集青年工人、农民开大会，由团部代表发表演说和公开吸收团员。每次到会的群众都很多，举行化妆演讲，收效甚好，使团组织的发展速度一下加快了。到三月底止，全县的共青团员已发展到二千多人。 在共产党内领导下，耒阳的工运、农运、妇运也初步开展起来了。在短时间内，工会、农会、女人联合会都恢复了活动。全县有工会会员三千余人，农会会员十六万人，女子联合会会员二万一千九百人。彭芷恂任县总工会委员长，徐鹤兼任县农会委员长，伍若兰、段子英任县女子联合会正副会长。不过这时，一切活动都是由苏维埃政府出面领导，所以，工会、农会的活动，不象大革命时期那样重要和显眼。妇女工作，在暴动初期更很难开展起来，主要原因是敌人拼命宣传“共产共妻”，使妇女害怕，“看见挂红带子的男子来了就跑、躲。”“这样一来，想要拿男子做妇女工作，真受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党就下决心造就大批妇女工作人员，开办了妇女训练班，时间以一周为限，课程大约是：政治常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张，妇女解放问题，苏俄妇女女劳动状况……。她们讲课都比较通俗易懂，如伍若兰在对妇女进行阶级教育时就编了这样一篇课文：“如今世道太不公，冨的富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经过训练，全县培养了一大批妇女骨千。自从派了几批妇女下乡去工作以后，“共产共妻”的反革命宣传才被打破，才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投入革命。如余庆墟刘桂莲，丈夫不准她出来革命，并因此打骂过她，她就上告县女子联合会，后经伍若兰亲自调解，终于说服了她的丈夫，结果，两口子都高高兴兴投入革命。在支前万面，女子联合会尤其立了大功。那时，朱德的部队不少的人是打着赤膊走路，后来，女子联合会便在妇女中发动了“编草鞋运动”，才使他们有了绳鞋和草鞋穿。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伍若兰显示了卓越的工作才能，所以，她不久与朱德结了婚。 七 湘南替委的“左”顷盲动主义对耒阳的影响 一九二八年春的湘南暴动，是一片蓬勃兴旺的景象，但以陈右魁为首的中共湘南特委坚决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直接危害了这次暴动。 湘南特委原来设在衡阳，暴动以后，就从衡阳迁到耒阳，直接与朱德取得了联系。二月下旬。工农革命里由县城撤出，湘南特委也就经永兴移到郴县去了。 湖南特委的同志，为革命是做了许多工作的，直至流血牺牲，但可惜，他们受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从思想到行动都“左”得很。特委曾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湘粤大道(衡郴线)五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特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提出的“理论”是：1、逼民革命。说什么“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2、“坚壁清野”拒敌。焚烧湘粤大道五里宽民房，“让敌人进入湘粤大道没饭吃没房住，然后集甲力量钳击消灭敌人”。显然，这种理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所谓“逼民革命”，其结果适得其反，引起农民反对，如郴县、永兴、耒阳等地部分农民“反水”就是证明。所谓“坚壁清野”拒敌，实质上就是实行“焦土政策”。这种蠢办法，并不能阻击敌人，相反却被反革命利用了。 特委的“左”倾盲动主义对湖南各县都有严重影响，耒阳县委执行特委的指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配备了放火队长，专司烧房子宜事，几天时间，就把县城街道的不少房子烧了，四乡的豪绅大宅也都烧了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县共烧毁房屋一千六百余间。同时错杀了一些人，如前县委宣传部长李慕白，因其叔父偷盖他的私章写了一封保释一名土蒙的信，同时本人对党的烧杀政策有异议，结果在一次党员大会上，以“叛徒”罪名被当场击杀。 当时，湖南特委为什么那么“左”呢?这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屠杀政策的仇恨和愤怒而产生的一种“左”倾的急躁的盲动主义的思想潮流，逐步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那时，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左”是错误的，而认为是最正确、最革命的，所以一股劲地去引推行它。自从郴县发生“反白事件”后，在惨痛的血的教训面前，湖南特委醒悟过来，特委开会宣布：烧房子是错误的，以后不烧了。同时，把挑动农民的反动豪绅抓起来镇压，宣布反水农民没问题，不受处分。政策一改变，效果即兑现，群众又轰轰烈烈地组织起来，搞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湘南特委和耒阳县委，终止执行“左”的错误，与朱德的批评教育是分不开的。朱德所到之处，一看到烧房子，就找干部和群众开会或谈话，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他说：“房子可以住，为什么烧呢?土豪跑了，房子总是跑不了的，我们部队可以住，老百姓可以住，不应该烧!”二月廿六日，李宜煊师反扑耒阳，耒阳县委在撤退时烧了县城，刘泰等只带了油印机等过河到水东江来，朱德就严肃地批评说：“难道只有油印机是革命的吗?”经过朱德多次批评教育，耒阳烧房子的错误才得以纠正。 第四章 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耒阳地处湘粤大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湘南红色区域的北大门，当时，耒阳四周的形势是：南面及东南西的永兴已建立苏维埃政权；东面的安仁有敌一个正规营和地方民团；西面的常宁，有较为强大的反动地主武装；北面的衡阳，国民党反动派派了重兵把守。耒阳的土豪劣绅视衡阳为保护伞，纷纷往那里逃窜。新任耒阳县长谢清河，并于三月十一日(农历二月二十日)在衡阳设立行署，就近策划“剿共”，下旬，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在蒋介石的串通下 便立即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湘南红色区域进行“协剿”。湘省敌人的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指挥部设在曲江。他们企图沿着尚未建成的粤汉铁路的路基对我从南北两面夹击。敌总指挥是白崇禧，在湘省方面，白崇禧调李朝芳、向成杰、罗霖三师进湘南“剿共”，开任命李朝芳为湘南剿匪司令。而在红色区域内，仅有朱德、陈毅所率领的正规军一人师，驻耒阳只有一千多人抱。虽有大量地方武装，但战斗力毕竟不强。不过，其勇敢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却使敌人望而生畏。西对强大敌人的进攻，县苏维埃政府确定以春江铺为战略重点，响亮地提出“守住北大门，保卫红色政权”的口号，同时在东、西两画加强革命警戒。战线绵亘一百五十多里，参战的农民、工人达数万人。县苏维埃政府在距春江铺不远的三益圩设立前线总指挥，党、政、军负责人邓宗海、刘泰、刘霞、李天柱、 邝鄘等均亲临前线指挥。在前线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我农军采取全线出击、重点把守的战略决策，有力地回击了敌军的进攻。 一、百里渡血案和金钩坳反击战 国民宅党反动派视苏维埃政权为洪水猛兽，时时刻刻想剿灭它，扼杀它。地处耒衡边界的永济乡苏维埃政府，首当其冲。 三月八月(农历二月十七日)，永济乡的农民代表高高兴兴地在永济庵天主堂集会，选举成立永济乡苏维埃政府。代表们每人在胸前佩带着红布，有说有笑，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会场的一角，捉了土豪梁相成，准备上台斗争。 中午，代表们都到齐了，只等县特派员谢维俊前来主持会议。正当代表们等得焦的时候，谢维俊骑着一匹马，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就在这时，一位看鸭的农民匆匆跑来，报告说：“敌人来了!”一看足足有一团人，是本地逃往衡阳的土豪劣绅搬来的。一个赤卫队员急中生智，连忙鸣枪告警。接着，敌人也开了枪。许多人闻到枪声，立即散去。谢维俊等，也在混乱中逃离了虎口。敌军冲进会场，见佩红币的就抓，一共抓了廿五人，其中包括苏维埃政府侯选委员熊和生、梁习之、蒋海平、陆桂林、蒋鹤轩、梁勋成、谢水周、蒋忠福等。 凶恶的敌人冲进永济乡苏维埃政府后，就在百里渡驻了下来。当天，这廿五位革命干部和群众会全被惨杀。以后，敌人又陆续到各村搜捕了几十个革命群众，都在这里杀害了。当时，一场大雨下来，烈士的鲜血流进耒水，差不多杀红了半边河。真是目不忍睹，——这就是闻名后县赠“百里渡血案”。 敌里侵占百里渡，严重地威胁着肥田、遥田等地的苏维埃政府的安全。面对敌人的进犯，肥田、遥田等地的党、政组织沉着应战，他们调来了大批农军密集金钩坳，与百里渡之敌形成对峙局面。后来，县里又从敖山等地调农军予以支援。那边，敌军日夜打劫农民，这边，农民不敢骚扰敌人(如鸣枪、呼杀、摸哨等)。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十几日)敌人恼羞成怒，公然进犯金钩坳。农军战士英勇不屈，拼死抵抗。但是，由于武器太差，杀伤力弱，交战约一个小时，只好主动后撤了。敌人慑于农民的压力，也不敢贸然前进。 二、小江口奇袭 小江口是衡阳县(今衡南)的一个小集镇，位于衡耒边界，与耒阳大河边隔水相望，距离新市街也只与十五华里。湘南暴动的烈火在耒阳点燃以后，很自然地向这边蔓延过来。 三月甘三日(农历润二月二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派出一个侦察班，以敖山人谢振堂为向导，来到小江口侦察敌情，正在这时，原驻衡阳东阳渡的敌十九军教导团一个营也向小江口开来了。大约上午十时许，该营两个连已从马家潭过河，还有一连在河西。过了河的两个连一见小江口有有共产党在活动，就鸣枪示威。河西的那个连闻到枪声，则不敢过来了。我侦察班长一发现敌情，就急忙吹口哨集合全班。他用望远镜一看，知道敌众我寡，便率领全班火速退回将军庙。敌人不知是计，就大摇大摆地在街上休息。等到这个班退回到将军庙时，我后续部队约四五百人(包括一部分农民)也赶到了。我军马上分四路包围小江口之敌。战士们奋勇向前。一个名叫昊吉元的旗手冲锋在前，在接近小江口时，不幸中弹身亡。紧接着，另一个战士冲上来，接过旗帜，继续匍匐前进，双方接火后，尽管教导团枪弹如雨，而我军指战员却不乱放一枪。他们一面冲锋，一面高喊：“打、杀!”喊声震天动地，把敌人直逼到河边，无路可走。这一仗，我军当场毙敌五十余人，敌在涉水逃命时又淹死几十人，总共消灭敌人一个总连，缴枪一百多支。我方不幸牺牲了一位连长和十余个战士。小江口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工农革命军和耒阳人民的士气。他们决心继续为打击致人，保卫苏维权利政权而战。 三、桐梓山独立团的对敌斗争 在耒阳北部地区，驻在桐梓山 独立第三团也为保卫耒阳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的武装斗争事迹主要有： ——打雅江墟。一天，部队派了一名战士带了十来个农民到雅江墟买米，不料碰上常宁肖宜春民团几个兵，他们企图捉拿我们的人。一直追到双水塘才转身。这样惹怒了三团战士。几天后，他们出动两百多人打雅江墟，烧了益昌隆等三家铺子，并隔著作河与肖宜春民团打了一仗。我方无一伤亡，主动撤回桐梓山。敌人也不敢再过河骚扰了。 ——打瓦园。桐梓山有革命武装，这对于附近 土豪劣绅是不利的。二月下旬，衡阳沙子坪一个土豪跑到长沙搬兵，结果搬来了敌人一个团驻瓦园准备围攻桐梓山。独立三团得知情报后，主动出击，在瓦园附近的桃子塘与敌打了一仗。战斗约两个小时，我部取得一定胜利后，适可而止，撤回原地。敌人追到茶山观，也不敢再追了。 ——水口山夺抢和桐梓山抗敌。二月甘四日(农历二月初四)，宋乔生带领队伍由桐梓山前往常宁松拍，再次夺取水口山矿警队的枪支。这次共夺得长枪十七条，短枪九条，子弹约两百发。不久，常宁肖宜春指挥一千多枪兵进攻桐梓山。三团据险抗击，打死敌人三十多人，缴枪十八条，敌人败退到水口山。 ——坛下墟破围。三月下旬，三团离开桐梓山，经坛下墟向耒阳城推进，准备与朱德的部队会合(在这之前，宋乔生已到耒阳城与朱德联系过，受到朱德的热情欢迎)。部队在坛下墟驻了两个晚上，打了几家土豪劣绅。第三天，驻瓦园的敌军一个团倾巢出动，分两路围攻坛下墟。三团见敌众我寡，打了一会儿，就冲出包围圈，安全转移到豹子岭去了。在这里，与原住寨下仙的一支农民队伍六十人会合，力量有所增强。部队在豹子岭只驻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南进。 四、春江铺阻击战 春江铺是我方阻击自衡阳南犯的敌军的重要战场。参战的部队有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西、北乡和一区的农民独立团，共达两万余人，靠近前线的区乡，十六岁以上的男子都上阵。这二万多农军，在春江铺一带摆成梯形，重重叠叠。其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士气之旺，是空前的。 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十九日)，敌十九军两个团沿衡耒大道直趋耒阳，进至春江铺时，遭我军顽强抵抗。尤其是三月十四日、十七日(农历二月甘三日、廿六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多次举行反击，重创敌军。在战斗中，干部们都身先士卒。一天，县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提着一支快慢机，走在最前面。李天柱喊声“冲”，一个姓黄的战士就冲上去，夺了敌人的旗帜。其他战士也都奋勇向前，接连打死几个敌军。终于把敌人打败了。三月二十日(农历二月廿九日)，这两团敌人就悄悄撤回衡阳去了。 不久，敌第七军一部又从衡阳向耒阳推进。三月甘八日(农历润二月初七日)，一场恶战在春江铺打响了。当敌人接进我前沿阵地时，数十门松树炮一齐轰击，随后，我无畏的农民勇士，象股股山涧激流向敌阵冲去，与敌人展开了撕打拼杀，满山遍野红旗招展，喊杀连天。敌人的现代化武器几乎失去了效力。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又在重机枪的掩护下，一窝蜂似的涌了上来。我第一区农军敢死队绕过敌沿线阵地，来到了敌人架机枪的山坡上，快接进时被敌发现，敢死队长梁育田如离弦利箭冲了上去，死死抱住灼热的枪管，与敌人争夺起来。就在这刹那间，敢死队员一齐冲上去，迅速解决了守敌，缴获了敌人的机枪。紧接着，几千农军一跃冲出了战壕，如翻江的巨澜，卷入敌阵，敌人招架不住，慌忙朝衡阳方向败退，趁敌人混乱之际，农军士气更旺，紧紧尾追狠打，一直追到衡阳堆子岭。在这里，农军遭到敌人反扑，死伤惨重。 耒阳农军自堆子岭回到耒阳春江铺后，又继续构筑工事，誓与阵地共存亡。但是，敌人也不肯罢休。三月三十日(农历润二月初九日)，敌第一纵队(即李朝芳率领的敌第七军第二师欠两个团)由衡阳出发，直趋衡耒大道，于次日到达春江铺。在这里，耒阳农军两次奋超反击。战线长达七八里，声势赫赫，敌人望而生畏。但不久，敌人就发现我方只有隆隆的炮声(松树炮)、哒哒的机枪声(洋油桶里放鞭炮)，并未见子弹。炮弹飞出，就猛冲过来。这时，李天柱等率领一支农军，展开反击，一排枪打过去，打死了二三十个敌人，才稳住了阵脚。但后来，敌人越来越多，机枪子弹密如雨点。李天柱的警卫员滕保台牺牲了。还有几个战士阵亡了。农军因为武器差，又缺乏严密的军事训练，所以慢慢就乱了阵脚，稳不住了，一直退到火田资家。正在危急时，桐梓山的一支队伍三百多人，有一百七十多条枪，从长源熊家横截过来，堵住了敌人，打他个措手不及，为农军解了围。 五、攻打白沙和荫田墟 当时，在菱河东岸，湘南暴动的烈火正在耒阳遍地燃烧，而在菱河西岸，常宁县的白沙街和荫田墟，反动派相当猖獗。 白沙街与耒阳的罗渡隔水相望，这里的反革命武装主要是以王春荣为局长的团防局，有三个班，三十来人，二十多条步枪和一门猪仔炮。还有从耒阳义兴镇逃去的两班挨户团兵，也有二十多条步枪。他们时常骚扰耒、永边界的一些村庄。为了消灭这股敌人，耒、永农军曾联合进攻白沙街。参战部队有张凤岗率领的耒阳太平、长平、高岭等地农军数百人和尹镇南率领的永兴县赤色警卫团第二营。发起战斗的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农历润二月初七日)。这天上午，耒阳农军来到了罗渡小冲谢家村，永兴农军来到了牛崽庙，准备分头抢渡菱河，向驻守白沙街之敌进攻。但狡猾的敌人都龟缩进据点，以火力优势与农军对峙。过河的八只渡船也全部被他们扣押在河西。耒、永农军由于缺乏攻坚的武器和过河的船只，所以只在河东喊杀喊冲。到下午，两县农军收集起杉条、木板，准备扎簰过河。正在这时，白沙街团防局从黑山背隔河向党田开枪，打死永兴农军多人；义兴镇挨户团从罗渡渡口打过河来，打死耒阳农军三人。耒、永农军虽然奋勇反击，但由于敌强我弱，不得不在黄昏前撤离战斗阵地。 自这次战役后不久，三月三十一日(农历润二月初十日)，耒阳农军又独力攻打荫田圩。这里，驻有常宁县反动头子肖宜春所率领的民团两三百人，武器装备较好。肖宜春为了防止共产党的势力向西蔓延，便在荫田桥的东头筑了一座碉堡，取名“春宜亭”，日夜派卫兵站岗放哨，戒备森严。肖部曾多次派兵过河，破坏我南京桥等地的苏维埃政权，杀害农民多人。他还大量窝藏从耒阳逃去的土豪劣绅。为了打击这股敌人，耒阳农军出动数千人打荫田圩，沿菱河东岸布防，战线长达几十里。这支农军在邝鄘的指挥下，面对着对河的肖宜春民团，愤怒地大喊“冲呀!杀呀!”震得山摇地动，鸟儿潜形。有几处阵地还鸣放了松树炮，吓得敌人胆战心惊。肖宜春见我们的人越来越多，黑压压一大片，意识到形势的严重和危险，乃命令部队急忙退了十余里。敌人在撤退前，将荫田圩的水缸、水井、饭菜、包子等都撒上毒药，企图毒死我进攻的农民。但是，我军没有冒险深入敌人腹地。而是主动后撤了，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六、冠市街之役 三月卅一日(农历润二月初十日)，十三、十四两区的农军两三千人，分三路攻打退守在衡阳冠市街之敌——以谢凤林为首的挨户团兵三四百人。这三路是： ——中路直取盐沙塘。高炉农军营长李作瑚，一马当先，单刀直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右翼直取冠市街。谢凤林的指挥所就设在冠市街以南七里的新塘刘祠。他在周围山头布置了七层步哨，每层步哨都有许多茅棚。约十一时许，农军到了新塘，一个战士冲进一层步哨，杀掉一个哨兵。点火烧着了茅棚。农军见到火起，立即发起冲锋，喊杀连天。敌人抵抗一阵后，死亡了几个人，就向北撤走。农军乘胜尾追，到了冠市街附近，谢凤林的挨户团得到敌正规部队一个团的支援，马上举行反攻。农军为避敌锋芒，便主动后撤。当天，敌人追到盐沙塘，因天色已晚，又不知我军虚实，也不再追了。我农军得以安然撤回本县。 ——左翼直取小江口。沿路没有发现敌人，因此不战而退。 自三月中旬以来。耒阳农军独自在耒阳西、北两面英勇地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的暂时稳定，掩护了工农革命军主力部队的转移，其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三月卅一日(农历润二月初十日)这一天，几万农军同时在春江铺、荫田圩、冠市街三个战场上抗击敌人，真是声势威壮，气吞山河!他们的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令人敬仰!朱德后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时，就说了许多关于耒阳农民勇敢的故事。他说：“农民们由于连续胜利的鼓舞，竟独自向国民党正规部队冲锋，因而一再造到屠杀。”又说：“桂军两师人占领了战略要冲和工业城市衡阳，桂军将领的打算是要占领湖南全省，和蒋介石争夺全国领导权。名叫大刘和小刘的而个农民兄弟决定把他们赶出衡阳，夺回城池。他们也不等侯正规的革命部队，就召集农民开始进军。他们边前进边收留入伍的农民，最后扩大到了大约一万名满怀希望的战士。在衡阳郊外，他们向那两师桂车猛扑过去。等到硝烟散去，战场上布满了几千具他们的尸体，包括大刘和小刘。”这里所说的大刘和小刘，就是刘霞和刘泰，不过他们当时并没有死，而是后来牺牲的。所说的衡阳郊外，指的就是堆子岭。 第五章 向井冈山转移 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 湘南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三月下旬，湘粤两省敌人出动七师之众，向湘南大举进攻。朱德分析认为，敌军的力量超过我军几倍，加上党内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危害，使工农革命军难以在湘南立足。他念及革命前途远大，不在一地之得失，而在保存实力。于是，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湘南各县农军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集中，与毛泽东所率领的革命军会合，利用罗霄山脉的有利地形，图谋发展。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 走向井冈山的战略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艰苦转战到达江西信丰时，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听到这小消息，非常高兴。十一月间，部队在江西崇义、上犹地区时，为了向毛委员报告南昌起义么部队的经过情形，朱德、陈毅便派毛泽覃到井冈山去联系。同月下旬，在广东犁铺头，朱德、陈毅又意外地见到了从井冈山下来自何长工。何长工把毛泽东上井冈山等情况向朱德报了，朱德高兴地说：“好极了，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朱德已经有了上井冈山的思想萌芽。但眼下怎么行动呢?朱德跟陈毅、王尔琢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了附近几个地区政治、地理、经济的情况后，决定先将部队开进群众基础较好、易于隐蔽的湘南山区，以后再作从长计议。 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转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但在湘南起义的前期，仍然占住湘南。所以，在湘粤敌人打通湘粤道的南北夹攻情况下，湘南起义建立起来的部队和湘南各县农军，都是积极组织战斗，阻止敌人打通湘粤大道，巩固在湘南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二月下旬，敌十九军率李宜煊师向我进攻，朱德率领部队撤出耒阳县城，到了永耒边界的安福司、上架桥。就这个时候，毛委员派了毛泽覃带领一个连自井冈山来到耒阳，与朱德取得联系。朱德听了毛泽覃的汇报后，特别高兴，对井冈山根据地十分向往。从这时起，摆在朱德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打垮李宜煊，巩固耒阳的红色政权；二是考虑如何作好上井冈山的准备。在安福司和上架桥，他曾分别召集当地党、政、军负责干部开会，指示永、耒农军尽快打下安仁，打通进军井冈山的道路，并当即交给了他们部分枪支。等到三月下旬，湘粤桂三省敌人出动七师之众开始“协剿”湘南的时候，朱德上井冈山的战略思想就进一步坚定下来了。鉴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的教训，朱德深刻地认识到，往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是要吃亏的，所以立即在耒阳敖山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并把这个决定及时通知了在郴县工作的陈毅。这个历史性的决定，对中国革命是立了大功的。 挺进湘南是朱德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使他终于下定决心，走深入工农、依靠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挽救革命的正确道路。湘南不能久留，到井冈山，这是他思想上又一个新飞跃，并在政治上终于找到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朱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进军安仁——打通上井冈山的路 安仁，位于湖南省东部，东靠酃县，西毗衡阳，南连永兴、耒阳，北和东北与衡山、攸县、茶陵接壤，地势险要。这里是由湘南通向井冈山的必经之路。当时，安仁境内驻反动民团和敌一个正规营，还有攸县、茶陵白军的援助，这是我军通过安仁的严重障碍。当暴动高潮初起时，耒阳东乡靠安仁边界上的农民就向安仁进攻过。如小塘铺乡苏维埃政府就自发地派了六十个农民到安仁茶叶坳、界牌打过土豪劣绅。刘霞也带了十个农军战士由坪田到安仁羊际坳宣传革命。后来，耒、永农军联合打安仁，那是根据朱德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打通上井冈山的通道。耒、永农军联合打安仁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三月中旬。耒、永农军协同攻下安仁龙海塘后，在那里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推举曾木斋为总指挥，并决定永兴农军正面主攻，耒阳农军分四路迂回前进。这四路是：竹塔市、马水一路向羊际坳等地进军；龙塘、东湖一路向华王庙等地进军；夏塘、三都、石准、枫林一路向茶叶坳、南坪等地进军；上架、大义一路经龙海塘向安平司进军。其中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安平司和龙海塘两处。耒、永农军在合攻安平司进，恰与从县城开出的敌“北营”和侯海鹏民团遭遇。曹钧指挥永兴警卫团迅速抢占山头，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由于农军火力太弱，阵地有被突破的危险，曹钧便率队沿山道退却。当退到江口洲时，另一支敌军正沿河岸追击耒阳财鲂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曹钧奋不顾身地冲上来，从敌背后猛袭，周鲂部见友军来袭，也反身杀回。刹时间，江口洲一带山间河岸，呐喊声高，刀声锵然。敌猝不及防，腹背受敌，顿时倒下一片尸体，便向左右溃败。农军初经恶战，伤亡亦重，砍杀一阵后也登山退却。曹钧、周鲂部退至耒、安、永边界的观音阁。此时，曾木斋部已与绕道龙海塘之敌血战一场，突围退到永、耒境内去了。 第二次是三月下旬。耒、永农军仍由曾木斋任总指挥，向安仁发起进攻。他们吸了第一次打安仁失败的经验教训，组织较为严密，指挥较为灵活，采取的战术是：发动当地农民配合，分路夺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耒阳农军一千余人，一部经坪田铺向安平司推进，另一部则在龙海塘埋伏起来。农军到了安平司与敌交锋后，假装败退。侯海鹏不知是计，洋洋得意地驱赶士卒兼程追来。当敌人进入龙海塘时，我隐蔽在龙海塘侧面奶婆嘴山上的十几门松树炮一齐射向敌群，侯部官兵鬼哭狼嚎，乱作一团。这时，埋伏在周围山头上的农军战士高喊着“为死难的农民报仇!”“活捉侯海鹏!”等口号，向敌群扑去。侯军尸横遍野，除一部拼死突围外，有几十人被我活捉。农军乘胜追敌数里，才撤回本县。永兴县警卫团则分兵三路，在安仁广大乡村打土豪劣绅。敌突然分路出动，将永兴农军分割包围。一时间，安仁境内到处都是战场。永兴农军在神洲河、神璧岭、江口洲、土地河等地浴血奋战后，先后撤回本县。这次进攻耒、永农农都有部分干部、战士被俘或阵亡。 第三次是三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耒、永农军分别由刘霞、尹子韶任指挥。耒阳农军出动三千多人，有步枪三'百多支，棱镖二千多杆，还有松树炮、团鱼钻等武器。永兴农军也有数千人，以赤色警卫团为主力。两县农军分三路并进，敌也分路出动迎战。农军战士英勇杀敌，所向披靡，一直追敌至女仁城下，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三月二十九日(农历润二月被八日)，我农军在步枪的掩护下，架起三门松树炮，终轰开了毓秀站，攻进了城里。敌驻军“北营”慌忙败退至攸县城内，挨户团则保护伪县长逃往渌田。 耒、永农军进军安仁，打击和牵制了敌人，为朱德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道路，亦为安仁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时，群众编出谣歌赞道： 农民兵大胆， 到处闹平产。 冇得真大炮， 松树挖甲眼； 冇得真步枪， 打个团鱼钻。 松树炮，团鱼钻， 杀得敌人冇挡钻! 三、工农革命军神耒阳农军东移 就在耒、永农军联合进军安仁的同时，驻在耒阳的工农革命军积极作好了撤上井冈山的准备。三月廿姓日(农历润二月初八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朱德的亲自率领下，由毛泽覃带路，从东江、敖山两处出发，经耒阳竹塔市、观音阁，安仁神洲河、湖口圩等地，浩浩荡荡进入安仁县城。在那里，又帮助成立了安仁县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几天后，再由安仁撤出，取道茶陵、酃县进井冈山。与此同时，陈毅率领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向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正在这时，毛泽东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打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转移，在汝城，酃县城郊打击了追击之敌。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能够抢在强敌入侵之前不战而安全撤退，这充分表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朱德，既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又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就在工农革命军撤离耒阳后不久，敌人分四路纵队向耒阳猛扑过来：第一纵队——即由师长李朝芳率领的第七军第二师欠两个团于三月三十日(农历润二月初九日)由衡阳出发，直趋衡耒大道，在春江铺突破我农军防线后，于四月二日(农历润二月十二日)占领耒阳城，复迅击前进，八日抵郴州马头铺，与由广东入郴的范(石生)、许(克祥)各部汇合。第二纵队——即由副师长谭诗率领的第二十一军第一师于三月二十九日(农历二月初八日)由衡阳出发，经水口山、荫田、城上铺，四月一口(农历润二月十一日)到达耒阳城，除一部驻防外，并分配二营驻白沙，一团驻永兴。第三纵队——即由参谋长周崇海率领的第十三军第二师欠两个团另附教导团于三月二十八日(农历润二月初七日)由衡阳出发，经永溪市、黄田铺，向新市街、田心铺前进，四月七日(农历润二月十七日)占领永兴，九月进驻资兴。第四纵队——即由参谋长吕梦雄率领的第七军第二师之两团于四月五日(农历润二月十五日)经耒阳向安仁前进，七日占领安仁。从此，耒阳上空乌云滚滚，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铁蹄下辗转呻吟。 就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县委果断决定：尾随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奔向井冈山，继续革命!撤退得很匆忙，喊走就走。各村的群众，走的很多，沿路有好几千人，连小脚女人、老头、小孩都跟着走。走着走着，有的人就掉队了，沿途走沿途丢，中途就回去不少。 我县革凳子者奔向井冈山的主要路线是： 第一路经上架桥出境，取道永兴、安仁、茶陵、酃县上井冈山。其中有邓宗海率领的县党政机关由水东江出发，谢勋甫率领的新兵营由敖山出发。此外，还有一些零星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川流不息。 第二路经大义、公平两处出境，取道永兴、资兴、酃县上井冈山。走这条路线的队伍有：刘泰、邝鄘等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七百多人以及一部分革命群众，谭楚材等率领的县苏维埃政府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南乡部分农军。他们到达资兴彭公庙后，与郴、宜、资等县农军会合，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向井冈山转移。其中谭楚材的一支队伍，中途为敌所阻，大部分被打散。 耒阳的共产党员、共青闭员和革命的工农之所以大批的奔向井冈山，完全是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是为了保存革命种子，积蓄革命力量。转移从四月三日开始，到八月结束。此后，由于敌人封锁甚严，使得许多人无法出走。在转移前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耒阳人民满怀革命怒火，组织过一次攻城战斗。因为这次战斗是在一个菜园里发生的，所以被称为“菜园战斗”。当时，约有一个营的敌军就驻在县城南门上里，一区区委决定打击这一营敌军。 四月二日(农历润二月十二日)夜里，战斗发起了。三十多只木船悄悄地从易口渡过耒水，七八百农民武装一股劲冲到敌人的驻地前面三四百米的菜园里。这一攻击虽然也杀伤了不少敌人，但因故人早已有了准备，他们依托了几栋坚固的大房子，在墙上打出了枪眼，同农军射击，农军则利用菜园的矮墙作掩护，向敌人射击。双方对峙起来了。战士们没有训练，不善于瞄准，也没有注意节约弹药。当农军弹药快要耗完的时候，敌人就从工事里钻出来，向农军发起了反冲锋。 农军虽然顽强地抵抗，却终因力量太单薄，被敌人冲垮了。大部农军在团长梁育冬和副团长李育成带领下撤过河去，但伍云甫、徐仲庸带领的约二百人却撤退不及，被敌人逼退至一道河湾里，背水与敌人展开了死战。在这拼死战斗中，农农战士们战斗得十分坚决。当敌人冲出来时，有十几个农军被敌军包围了，他们至死不缴枪，最后弹尽援绝，被敌军抓到，敌人用刺刀穿透他们的手掌再用电线穿过去。把他们拴在一起集体枪杀了。有的农民和敌军抱在一起同归于尽，有的农民在战斗到最后，为了不当俘虏，便砸碎武器，纵身跳下耒水，有的游过了河，有的在河中牺牲了。 此次菜园战斗，充分表现了农民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但也暴露了农军的严重弱点——武器差，没经过训练，又有轻敌情绪。以这样的部队去攻击敌人的阵地，显然是太冒失了。耒阳农军大批奔向井冈山，就是从这次战斗失败以后开始的。 四、伟大的会师 巍峨的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秋收起义。接着，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江西永新的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创建了一支完全新型 中国人民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十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割据区域已发展到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建立了三县工农兵政府，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四月二十日(农历三月初一日)左右，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到达酃县的沅陵，和从南路来的陈毅率领的部队汇合。四月二十六日(农历三月初七)，朱德、陈毅带领部分直属部队到达宁冈砻市。接着，朱德部队主力及湘南各县起义军八千人，陆续到达。同时，到湘南掩护朱、陈部队转移的毛泽东所部，也回到了井冈山。四月二十八日(农历三月初九日)，正宁冈县龙江书院文星阁，毛泽东和朱德实现了历史性的会见。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 五月四日(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宁冈砻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后改称工农革命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军委书记(后改为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九个团，总兵力达一万余人。朱德兼任第十师师长，毛泽东兼任第十一师师长，陈毅兼任第十二师师长。各团的负责人如下：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兼)，党代表何长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三十团团长蒙九龄(蒙在资兴作战阵亡，番号取消)，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后为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三十二团团长哀文材，党代表陈东日，三十三团团长邓允庭，党代表邝朱权，三十四团团长邝鄘，党代表邓宗海，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第三十四团是由原耒阳第四师缩编的。在耒阳招收的新兵营则编进第二十八团的一营四连、二营八连、三营十二连以及一些团属单位。还有大批从湘南来的老人、小孩、妇女，不能上前线打仗，上级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山上成立了幼儿园、养老院、补衣队、洗衣队、补鞋队、做鞋队、修筑队、担架队、运输队，还在山上盖了几栋服厂。 耒阳上井冈山的同志不下数千人，后来大部分牺牲了，如谢输文、谢维俊、伍中豪、刘轶超、李天柱、谭楚材、张凤岗、周鲂、王烈、文鉴周等，一部分解放后还健在，成长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如谭冠三、王紫峰、郑效峰、资建侯、徐林等，还有一部分人掉了队。 井冈山会师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我国建军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从会师这一天起，我党革命武装力量更加雄厚，更加集中，井冈山根据地从而开始了全盛时期。各地革命大批地涌向井冈山，投入了革命的激流。革命的浪潮从这里推向全国，井冈山道路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结束语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尾义、广州起义之后又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历史的壮举。二月中旬至三月底，朱德司令部移驻耒阳，耒阳成了湘南起义的中心。这是耒阳人民的骄傲和光荣。 起义能够在耒阳形成高潮决不是偶然的。耒阳人民经受过大革命时期的锻炼，受压迫最深，革命性最强，耒阳有党的县委、许多党的基层组织和相当数量的党员，战斗力比较强，又有朱德率领的经过考验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一支军队为骨干和后盾。 在起义过程中，耒阳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表现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朱德曾称赞耒阳“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好勇斗狠出名”。虽然也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决不能说自始至终或全部是实行“左”倾盲动主义，而且，耒阳人民对“左”倾盲动主义是有抵制的。 耒阳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在湘南起义中建立起来了又丧失，主要是因为敌人南北夹攻，敌我力量太悬殊了，如果死打硬拼，必然失败。从地理位置上看，耒阳处于湘粤大道，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不利于守。因此，工农革命力量暂时从耒阳退出去，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 耒阳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苏维埃政权的出现和存在，给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次重大的打击；2、耒阳人民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彻底推翻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作了一次重要的演习和常识，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3、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对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4、在耒阳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种子，它逐渐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从那时起，耒阳人民的革命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没有间断过。耒阳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我们应该使之发扬光大，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供稿：耒阳市史志办） [责任编辑: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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