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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西洋镜 有本有末
光绪二年九月十九日，郭嵩焘拿到总署颁发的“国书”。
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一行，天不亮便悄悄启程出京。从天津上船，十月初四抵上海。在上海，与已在上海的威妥玛及各国领事见面，会齐跟随出使的人众。
自1860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后，清朝方允许各国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公使，而自己则迟迟没有使节驻外，关键不仅在于无人可使，体制限定，风气闭塞，还在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把出使当作“人质”。这样的观念，我们将从此行郭嵩焘重要的搭档刘锡鸿身上看到，这是后话。
因为是首任公使，郭嵩焘的出使令中外瞩目。郭氏在上海与各国使节互有拜会，参观了上海的格致书院（Shang Polytechnic Institute）。这个书院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h Fryer）主持，是当时中国的“西学”窗口。王韬曾在此窥见西洋的奥秘。上海的英文报《字林报》报道郭嵩焘出使，特别评论此次出使西洋的意义，认为是中外关系一大转变。
他们原拟乘法国轮船，随行人员英国人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原来在李鸿章那里担任淮军洋教习）刻意安排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船的路线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港，沿途将经过的地方，如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直布罗陀等，都是英国属地，马格里自然以一路走来大半个地球所见，都是大英帝国的旗帜，而不胜光荣。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十五人，包括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莼斋），翻译官张德彝（德明）和风仪（夔九）、英国人马格里和禧在明，以及随员刘孚翊（鹤伯、和伯）、张斯栒（听帆）、姚岳望（彦嘉），另有武弁7人，跟役十余人等，在虹口冒着风雨登舟，夜半起航。
出海即是大风浪，郭嵩焘终日不能起坐，船到香港，因为撞船而不得不修船，进入印度洋风浪更大，厨子柳树仁突患痘症，必须隔离，并送往锡兰医院，在此停留两星期后，换船启行，郭嵩焘感慨“风雨暝冥，颠危倾险，郁热尤剧，心气痛甚。此行上海患眼珠痛，登舟而鼻隼痛至二十余日，已而牙龈痛、耳痛，又苦心痛，尽五官之用而皆受患若此，异哉！”
旅途之苦，没有阻挡郭嵩焘一路的好奇心，而且，慈禧太后召见时交代过，“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这话他应该是牢记的。因此，从离开吴淞口，郭嵩焘就开始详细记录他一路的见闻。
早在咸丰年间，郭嵩焘就感叹过上海洋楼的宽敞整洁，此行第一站到香港，十年前他作广东巡抚时看到的香港，只及现在的三分之一，现在“街衢纵横，楼阁相望，遂成西洋一大都会”。而监狱之系统有序，犯人起居劳动，一应设施及制度法令，齐备有效，“所至洒濯精洁，以松香涂地，不独无秽恶之气，即人气亦清淡，忘其为录囚处”，更令他瞠目结舌。学馆之“条规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按照他的描述，课堂“分十列而空其前，每列设长案，容坐十许人，以次向后，层累而高，其前则教习正坐相对。亦有教习中坐而左右各分五列者，要使耳目所及无一能遁饰”，课程则既有四书五经，也有洋文，西洋教习课洋文，中国教习课四书五经。郭嵩焘叹息道：“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为之慨然。”
在广东海岸，看到英国海军铁甲船在海上升旗、鸣炮、奏乐、列队、停航趋迎等礼节，更让郭嵩焘感叹，“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这是上交总理衙门的《使西纪程》中的表述，郭嵩焘在日记原稿上的表述则更加大胆一些：“彬彬见礼之行焉。中国之不能及，远矣”。
以上记事，一个涉及的是文教，一个讲的是礼仪，这两者是中国士大夫最引以为得意的。眼见为实，这印证了嵩焘的判断。
郭嵩焘早就意识到，西洋绝非宋以后人们所想象的蛮夷可比。
但是，他眼见为实的比较，触动的也正是国内士大夫最不能够触动的那根筋——精神文明，他甚至称，“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力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为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这尤其令人不安。
类似的判断可能引发的抵制和非议，甚至是“灵魂深处”的，是文化深处的。结果就有了“使西纪程”事件。这是后话。
一路走来，郭嵩焘震惊于所见的，除了壮观的自然变化外，更多是人文气象。从儒教到佛教到回教到基督教，这一路经过的是四种不同宗教的国度。新加坡西式建筑的美观，苏伊士运河工程的伟大，法国“白皙文雅、终日读书不辍”的“可畏哉！可畏哉！”的“彼土人才”，“灯烛辉煌，光耀如昼”的英国城镇，等等，都是郭嵩焘过眼惊心的。
十二月初八（中国人的腊八，1877年1月21日）晚上八点，郭嵩焘一行抵达了南安普敦港。
马格里从船长那里拿到一份新闻报，他们将于本日抵达英国的消息已经具载。
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先期到达的禧在明等，前来迎接。
下船后转乘火车，前往伦敦，当晚就安顿在事先请人代为租下作使馆兼官邸的波克伦伯里斯45号。这是一个四层楼房，房间整洁，器具齐备，陈设讲究，颇有气派。郭嵩焘对周围的环境也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以晚至，今日出门亦以晚归，街市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huanhui，街市）之盛，公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这种美好，包含了工业文明的大害——“污染”，郭嵩焘自然不能意识到这是“现代病”，正像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常常比谁的楼更高，谁的造型更怪特新颖，其实，这在人家或许是不得已，而并不一定是“文明”的目标。
第二天，郭嵩焘本来要派人约见威妥玛。但威妥玛早早前来，并且传达外相德尔比的意思，亟欲一见。
第三天，郭嵩焘偕刘锡鸿、张德彝等到英国外交部拜会外相德尔比。外相特意指出，这是中国驻派使节的开端，此后一定会更加友好。
晚上，郭嵩焘与刘锡鸿召集使馆员工开会，约法五章：“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五戒口角喧嚷。”他自以这“五戒”比为“摩西十戒”，说“摩西十戒为西洋立教之祖，予此五戒亦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始。”郭嵩焘显然是一个接受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超强，而且不避“时髦”的人。
接下来，郭嵩焘让马格里订报纸四种。几天后就发现，仅伦敦的新闻类报纸就有十多种。从报纸上知道，英国系两党政治，开始，他把两党政治看成是中国式的党争。
第一次觐见女王维多利亚定于公元1877年2月7日下午两点。英方仅于前一天通知，郭嵩焘等询问礼节，也不得要领，刘锡鸿还以为是英方故意刁难。其实可能是英方对这种礼节早已习以为常，当时驻节英国的国家已有数十，而且所谓礼节也没有中国宫廷式的“神秘”和“暧昧”，没有如何跪拜那一套程序，所以就无可交待了。
7日下午，郭嵩焘一行到达白金汉宫。外相德尔比和威妥玛已经到达。德尔比先进去知会女王，然后出来把郭嵩焘等引入。穿黑衣裙、披盖顶白花巾的女王，在众人环侍下，站着迎接来客。郭嵩焘行鞠躬礼，女王鞠躬还礼。郭氏三鞠躬后乃上前，张德彝把国书交给郭嵩焘，郭氏诵读，马格里当场口译为英语，词曰：
大清钦差大臣郭嵩焘、副使刘锡鸿，敬奉国书，呈递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上年云南边境蛮允地方有戕毙翻译官马嘉理一案，当饬云南巡抚查报。嗣经钦派湖广总督李翰章驰往会办，并将南甸都司李珍国拿讯，又经钦派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驰赴烟台，与贵国钦差大臣威妥玛会商办理。威妥玛以宽免既往，保全将来为词，一切请免议。中国大皇帝之心，极为惋惜，特命使臣前诣贵国，陈达此意，即饬作为公使驻扎，以通两国之情，而申永远和好之谊。敬念大君主、大后帝含宏宽恕，仁声义闻，远近昭著，必能体中国大皇帝之意，万年辑睦，永庆升平。使臣奉命，惋惜之辞具于国书，谨恭上御览，并申述使臣来意，为讲信修睦之据。
这其实是一封稍加改动的惋惜云南事件的敕书，而不是国书，只是加了“副使某”“作为公使驻扎”等字样。事先已经征得英方通融，权且应急，正式国书要由总署日后再行补发。因为是道歉，这封总署拟定的敕书显得谦恭有礼，略无蔑视英夷的痕迹。
女王听完诵词，说使节远来通谊，期望永保和好，又问中国大皇帝好，仪式就算结束了。
因为正式国书迟至光绪三年十月初四（1877、11、8）才递到，呈递仪式于1877年12月12日进行，地点在温莎行宫。此次英方款待午餐，郭嵩焘与首相迪斯累里、外相德尔比、英使威妥玛等同席。
中国使节团的到来，对于英国普通人来说，自然也是稀罕物。文化与种族差异，足以“惊动”他们。郭嵩焘的辫子成为英国政治幽默杂志《喷奇》（Punch）的题材，郭嵩焘被画成一只带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对视。他的如夫人梁氏的小脚也成为谈笑的资料。小市民还有动粗的。中国使馆开办不久的十二月十九日（1877年2月1日），使馆随员的两个家人上街购物，行走在路上时，其中一人居然被人杖击头部，打落了帽子。两个中国下人不敢计较，但有四位行人路见不平，将攻击者布里，一位爱尔兰籍的铁匠扭送官府。布里称自己不喜欢异教徒，击头只是酒后的玩笑。英国法院以伤害罪判处布里两个月劳役。郭嵩焘知道后，特意致书总理，请免予课罪。此事见诸报端后，引起英国人对于中国人遭遇的同情，郭氏的做法，也获得更多人尊重，认为极有风度。据说，此后，英国人在路上见到中国人，常常同声欢呼，以表欢迎。副使刘锡鸿的记载也是这样。
郭嵩焘在英国投入心力的事情不少，举其大者无非是贸易、主权、领土完整、宗教。
此行的最初动因是云南事件，因为云南事件而签订的烟台条约中规定，增加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但洋药（鸦片）除外。对此，在华英商不情愿，盛产鸦片的英国殖民地印度更极力反对，其他通商国家不满意英国单独与中国订约，也表示异议。这样，英国政府就把条约的批准事一直拖延下来。
既然牵涉到鸦片，则中国如果能切实禁烟（从咸丰九年起，鸦片在中国成为合法商品），问题也就不存在，至少在郭嵩焘看来就是如此。问题是中国人，包括士大夫阶层，对此早已沉溺不返。
郭嵩焘到伦敦后，有谣言说他吸食鸦片，慈禧太后也吸食，郭嵩焘不得不在1877年8月31的《泰晤士日报》作出澄清。其实，不仅郭氏没有这样的嗜好，他身边的人也没有，在选择出洋的随员时，郭嵩焘曾经想调一个人（汪建新）办文案，“闻其嗜洋烟，因力辞之，而致别敬百金”，并且写信嘱咐他“努力自玉”。
伦敦也有不少主张禁烟的士绅，成立有“禁鸦片烟会”。
郭嵩焘在光绪三年二月初三（1877、3、17）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集会上，有伦敦绅士对鸦片流毒中国表示扪心自愧，希望中国能与英国并力断绝鸦片贸易。郭嵩焘应邀致词。他对于英国绅士的义形于色，表示感悦，他认为鸦片为害无穷，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议禁，中国人吸食鸦片成为积习，中国必须自禁吸食，然后再会同英国禁止贩卖。他希望数年之内，能够尽绝鸦片。
郭嵩焘在参加禁烟聚会后五天，即向朝廷奏请禁吸鸦片，并兼致总署和李鸿章。
郭嵩焘在奏摺中说，鸦片实为中西构怨之源，当引为国耻。西洋贩烟日多，因为中国吸食的人日增。他在伦敦看到人家义形于色地要求禁烟，想到国人男女僵卧烟塌上吸食鸦片的情景，甚感惭愧。因此，他主张国家明令严禁。他建议，禁烟不能仅依赖法令，还须先养士大夫的廉耻。而官府查禁，不能有任何宽假，宜宣布限三年之内戒绝，逾期严惩。可先从士子着手，不戒者立即停止其考试资格。此外，还要禁止各省种植罂粟，严责督抚，以为州县表率。而最终结果当然“存乎皇上一心之运用，中外人心无不向从”。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鸦片烟之害不除，诸事一无可为”。而禁烟最可行的办法在“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以劝导加刑罚，动其廉耻之心，激发自立。
郭嵩焘的可行之法，却很难付诸现实，原因首先是精神上的。
鸦片之在中国流行而成为举国大患（而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更像中国一样，鸦片流行成为心腹大患的），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有关。而所谓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又不仅与时代精神的衰弱萎靡有关（古人所说的“气运”），也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所体现的价值理想，以及这种生活方式得以延续的文化制度有关（有产的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安排中，原本不拒绝一切养生安神之物，其生命观内部也拥有一种通达，不存在宗教式的绝对的禁忌和戒律，譬如对于同性恋）。牵一发而动全身，吸烟禁烟与国民精神的关系，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一样缠绕。那么，究竟是因为精神萎靡空虚以至廉耻尽丧所以吸食鸦片，还是因为吸食鸦片而精神萎靡空虚以至廉耻尽丧（吸毒可以让一个正常人如何没有尊严地卖淫、犯罪）？首先要激发包括廉耻之类道德心在内的精神世界，然后戒烟，还是通过戒烟以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
除了这一重困境外，还有一重现实的困境。
鸦片在当时，已经成为不论中外的利薮所在。洋人借此获得暴利自不用说，问题是鸦片在中国获得合法销售后，洋烟带来的厘税已经成为政府收入的大宗，而经营鸦片也成为一种营生。据说小小长沙，当时就有烟馆三千多（郭嵩焘在回国后的日记中说到的数字是四百家，似乎更准确）。日后郭嵩焘出使回国后，在长沙倡议禁烟，就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如果禁烟，经营这些烟馆的人就没有“生理”了，这些人发生“激变”，怎么办？因此，禁烟是添乱，是自己骚扰自己。
郭嵩焘认为，这自然是歪理邪说，是俗吏的苟且之词，国家的坏乱，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说法导致的，“俗吏之邪说，苟偷旦夕，其立言已显示导乱之意”，“国家之乱，正乱在此类人才。君子惟绝远之，不与交言，不待辞而辟之也”。郭嵩焘想得出来的办法，就是让人自觉“绝远之”，然而，天下哪能全部是懂得“自觉”的君子？
就一般人而言，道德心与功利心（包括所谓“国家利益”）孰轻孰重，难以轻松定夺，生理欲望更容易战胜薄弱的个人廉耻。对于四顾彷徨、缺少可靠的主见和主张，而不缺少愚蠢和颟顸的晚清当局来说，尤其如此。
因此，清廷的上谕赞赏郭嵩焘所言，却要郭嵩焘与英国官员筹商，先让洋烟不入内地，然后中国再禁止栽种罂粟。如此这般，吸食鸦片遂可永绝。
李鸿章的看法也类似。
但是英国方面岂肯先行禁种禁运？中国西南一带已经遍种罂粟，这足够作为他们继续输入的借口。
禁烟自然徒托空言。
郭嵩焘于是再上疏，详陈禁烟应行事宜，严禁栽种，禁革烟馆，明定章程，等等。同时陈书李鸿章。郭嵩焘坚持认为，禁烟是自己的事，应该排出日程，不要管别人，怎么就做不到呢？这在李鸿章看来是有点不切实际的迂腐，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更认为鸦片的厘税关系财政，财政关系国家，禁烟之议，万不可行。
郭嵩焘也曾经照会英国外相德尔比，希望与印度各个部落商量，渐次改种五谷，使鸦片贩运逐渐减少。自然也没有结果。
郭嵩焘不仅遭遇了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逻辑，还遭遇了清廷的“务实”政策。他的主张在我们今天被称为理想主义。其实，这种撞墙式的遭遇，正像郭嵩焘的整个国务、洋务观所遭遇的情况一样。常常是这样，起死回生之药，一般是“猛药”。而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来说，不免被当成“毒药”拒绝，他从头到脚就不能接受，也不能承受对于自身生理的冲击，他能够接受和承受的，只能是涉及皮毛无关大局的“安慰剂”。因此，说得难听一点，对于晚清中国来说，鸦片之来，此适其时！所谓“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郭嵩焘在英国时，还遭遇了一件大事——喀什噶尔问题。
喀什噶尔位于新疆西垂，满清衰落，边疆也不安宁，中亚军事头领阿古柏占领喀什噶尔等南疆城池，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并且入侵北疆，占领乌鲁木齐等地。
英国和俄国此时在中亚争夺，阿古柏投靠英国，英国插手新疆事务。
此事前因后果，细节繁复，难以赘述。郭嵩焘对于此事的处置，有两点值得作出交代，第一，当时，左宗棠率大军入疆，郭嵩焘向朝廷表示，西北方面是“剿”是“抚”，请全面听取左宗棠的意见。此事证明郭氏对于国家事务的判断和处理，不参杂任何个人恩怨。日后为“伊犁”改约事，郭嵩焘也请求朝廷派人与左宗棠商定一切。第二，光绪三年十二月（1877年），左宗棠收复喀什噶尔，阿古柏病死了，分离政权瓦解。曾经向阿古柏分离政权派驻大臣的英国，显然脸上无光，但清廷最终维持了与英国相对友好的关系，这其中有郭嵩焘的作为。
除此之外，处理商务纠纷、教案，也是郭嵩焘出使时的日课。
郭嵩焘在英国颇得人缘，展示了在外交上周旋应付的聪明和手腕。他的心情似乎罕见地明朗，他能充分地感受新鲜事物，而不是深闭固拒——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地自我封闭。他的性格似乎非常适应这种国际舞台，对于陌生的社会和不一样的文化环境，具有很好的适应能力，没有观念的太多障碍，心理上没有阴影，没有扭捏，没有自负，也没有自卑，留意国际局势，关注异国学问、政治、人情、风俗，积极参与，热心交际。他给当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即使是不太称道人的自由派政治家格兰斯敦（前首相William E.Gladstone）也誉之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the most genial Oriental he had ever met）。郭嵩焘还曾被举为“国际法改进暨编籑协会”第六届年会的大会副主席。
郭嵩焘经常出席茶会、宴会、舞会，不能跳舞，观场也行。与上层社会接触，从女王到英国两任首相、法国总统、外相、议员、学者、各国公使，他都往来无忤。在应酬场合，他还晤及美国前总统、巴西皇帝、波斯国王，以及英国前首相勒色（罗素Lord Johh Russell）与格兰斯敦（William Gladstone）。他非常佩服格兰斯敦的学问和才辩，可见不是泛泛的交谈。他吃西餐，感觉洋房的舒适，使馆里有中医，但他的如夫人梁氏怀孕生子，他也可以请西医诊视，还他为儿子郭英生（立瑛）种了牛痘，自己有病，也可以请西医看。
他甚至让如夫人梁氏出席英国格非斯夫人的家宴。还拟由梁氏发请帖，开茶会，经过翻译张德彝力劝才做罢。张德彝警告说：“在西国，若夫人出名，自然体制无妨。苟此信传至中华，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郭嵩焘为此“仰思良久”，最后听从了张德彝。
在光绪四年末（1879年初）即将离任时，英国外相函告，女王将在阿斯本行宫约见惜别。
这一次，郭嵩焘决心让相随万里的梁氏，一起去见女皇。他说，这也是“人生难得之际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嵩焘在“洋务”上之所以出走得远，之所以“出洋相”，与他习惯于遵循生命的意愿，心灵的召唤，而不是一切律之以礼法，一切遵从惯例有关。他拥有心灵的自由，而不是让满腹“诗书”泯灭了性灵，后者难免最终沦为自己所制定的规矩和制度的奴隶。
郭嵩焘将他的想法告诉了英国外相，威妥玛同意，女皇也欣然应允。
1879年1月17日，郭氏一行在外相陪同下，又是坐车，又是乘船，到达行宫所在的歪得岛（lsland of wight），然后由女王派来的座乘，接至行宫。
女王听说中国妇女步履维艰，就让他们坐着等候，女王自己走过来以次就见。
女王首先见了郭嵩焘的家室梁氏等，致慰劳之意，并向他们介绍了三位公主。然后到郭氏等候的厅里与郭嵩焘见面。女王说，很高兴见到钦差的夫人，她喜欢钦差的夫人。郭嵩焘说，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所以不敢参加盛典，今天是要回国，私人的请求，蒙你准许，实在是感悦。晚上的宴会，如果不是马格里自作主张，说中国女人与男人不同席，主人于是“别设一席”，郭嵩焘似乎也不会反对梁氏同席。
不按照中国习俗行事，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郭嵩焘胆大，是他至情至性。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却可能是他脑袋里少一根筋。汪荣祖先生说，郭嵩焘让梁氏参加盛典，可见他超越流俗的开放心态。
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1876年6月19），郭嵩焘在使馆仿照西方礼俗，举行了一个大型茶会。受邀到会者包括英国外交部官员，英国社会绅商、学者，各国使节，共七百余人。筹备了二十天，预算始五百英镑（合银1750两），使馆的一楼至三楼全用上了。
茶会那天，使馆门外请了巡捕六名负责守护，自大门到二楼，左右摆设鲜花与灯烛，中间铺红色地毯，楼梯栏杆覆白纱，挂红色的穗子。客厅与饭厅也悬挂灯饰和鲜花，厅中设长筵两桌，一桌摆茶、酒、咖啡、冰乳、点心；另一桌置热汤、冷荤菜，以及各种干鲜果，桌上刀叉杯盘，玻璃银器。客厅对面，鲜花作壁，后面有红衣乐队。饭厅旁有小间，作来宾存放衣物的地方。楼上第一层客厅，两间打通为一大间，铺红地毯，壁挂灯、镜，窗户设有鲜花台。楼上第二层郭嵩焘的住屋也装饰得尽量华美整洁。
茶会从早上延续到晚上，张灯结彩，气氛热烈。
据说，来宾无不以受邀为荣，茶会办得相当成功。
应酬繁忙，郭嵩焘自己有时都感觉到吃不消。但是他似乎总是兴致勃勃，他还意识到，“宴会酬应，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
因此，他和他的僚属家属，也不缺少消遣娱乐。游观宫殿花园，观剧看戏，听音乐会，参观画廊，欣赏赛马，水族馆夜游，餐馆小酌，街巷逗留，更不在话下。他还在礼拜堂参加过婚礼，自始至终很认真，记下了其中的每一个流程，并询问清楚教堂在生死婚嫁上的所作所为。
当时的伦敦有四万辆马车，有十二层的高楼，房舍坚固，街衢整洁，“奇技淫巧”之物很多。这一切并没有让郭嵩焘觉得需要恐惧、防范和厌恶，即使想到圣贤的教诲，他也没有罪恶感。他甚至想象，这是不是中国古代圣贤心目中理想的国度。就在他并不痛快地离开公使之任返国时，他还勉力前往瑞士探访莱因河源头，参观日内瓦，逛里昂、游马赛，然后又从陆路到意大利地那不勒斯，访问罗马，看庞贝古城，游观古迹。他说，此行让他“别具一番心眼”，“良不可少”。
但是，正是这种接受甚至拥抱的姿态和心理，让他与身后那个依然沉酣在帝国梦想中的贫弱国家，特别这个国家的当局者、当事者，更加“隔膜”，以至互相觉得不可理喻。
郭嵩焘出使两年，最有心得的其实还不是器物，而是由器物引发的文明省思。
这也是他留给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财富。
郭嵩焘目击的伦敦和巴黎，乃当时西方文明的中枢，备极一时之盛。
郭嵩焘参观了展出1851年博览会科技成果的伦敦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c），叹为观止。兼任法国大使前往巴黎，正遇上巴黎“炫奇会”（即万国博览会），他以头等公使身份，得以与法国总统同座，饱览西方科技文明的壮观。
1878年8曰13日，他应英国海军部邀请，参观维多利亚女王检阅水师。不仅见识了英国海军的强大，更见识了那种场面宏大、复杂而有序的礼仪盛况。女王座舰从二十六艘铁甲船以及不同样式的水雷船的列队中穿过，全部兵舰同时鸣炮，官兵整列于船舷，女王每经过一艘兵舰，左右兵舰都鸣炮致敬。
1878年9月15日，郭嵩焘又应法国军部邀请，随同法国总统校阅马步各军。受校阅的部队共计五万多人。
对于一眼所见高下立判的器物文明，郭嵩焘当然不会无所触动，他在日记中详述了他所能了解、所能分辨、所能用文字表达的任何一个细节。他和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样，对于西方的军事装备青眼有加。而且，他一直与李鸿章有联系。李鸿章，包括沈葆桢，最为关注的正是西方的枪炮、铁甲船、水雷等。郭嵩焘访问炮厂、船厂，参观赛洋枪会，并亲自升炮、试演鱼雷，考求兵器和水雷图式。
但是，郭嵩焘之不同于李鸿章等，在于他在惊羡于坚船利炮之余，考虑得更多的是人家何以至此，为什么会这样？
郭嵩焘直言不讳，李鸿章“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整天只知道购铁甲船、购水雷、购枪，“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他还借张自牧（力臣）的口指出，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诸公，大体上仅仅知道“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未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
其实，李鸿章除了意识到“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不如“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日后更逐渐意识到，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所以，他甚至主张改变由“小楷试贴”即八股文取士的办法，设洋学堂，“立洋学局”，培养技术人才，使之“与正途出身无异”。
但是，与此时郭嵩焘对于西洋之“本”的洞察相比，李鸿章所究心的，确实更多属于工具性的安排。
郭嵩焘所看到和强调的“本”，是西洋的政制、法律、学术。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曾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很清楚，郭嵩焘的立国富强路线有三个层次：政教、商贾、制器。政教是根本性的，制器不用多说，造船造炮造枪修铁路都是，属于工具性的层面。商贾则可以驱动两者，带来政教的改变，也带来器物制造的繁盛。
对于“商贾”的认识，郭嵩焘有所区别于人，郭嵩焘曾经把商贾与士大夫并列看待，王闿运就很不以为然。但是，没有商贾，何来制器的动力和效率？所以郭嵩焘强调“通商贾之气”以获得循用“西法之基”础，而且要“协调公私之利”，不能以道德眼光死盯商人，他还意识到私营与官营、官办与民办的区别。
郭嵩焘所说的“政教”，自然也区别于那种空虚笼统的道德教化，而与制度性的安排有关。
郭嵩焘到达伦敦，开始还把人家的两党政治当成了传统的党争，后来呆的时间长了，又亲自赴议院旁听，知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在英国由来已久。其实，他并不完全认同议会政治，他觉得人家两党之间常常“负气不相上下”，多少有点可笑，也不够儒雅；而且，以“民主”立国，“事权一操之议院”，也许会导致“民气太强”，甚至“民气太嚣”，为弊甚大，“非所以立教”。特别是在他听说德、意、西、俄等国家屡有暗杀君主大臣的事情后，他更认为“虽行民主，要须略存君主之意，而后人心定，国本乃以不摇”。但是，总体上看，他说“英廷议论，亦云嚣矣，而每起一议，又准人数多寡以定行止，亦恰无甚颠倒者。”“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
郭嵩焘很早就认为，“天下之乱，只坐是非不明”，而“国家所以驾驭天下，惟名与利二者”，这两者都是人舍生蹈死赴之而不悔的目标。因此，关于“名”与“利”的是非，是普天下最大的是非，其界限一定得准确、清晰而严谨。也就是说，人们求名求利，都要有所讲究，有标准有公义。否则，人们就会无以自处，强势者左右逢源，弱势者不知所措，甚或“人务为利”“群怀商贾之情”，把政务（公共事务）当成个人事务，把个人事务当成政务，在不该趋利的地方趋利，在该让人趋利的地方又加以禁止以至让人不敢趋利，或者通过扭曲的方式获利。那么，国家又如何可以做到是非好坏明确，让人识得好歹？
这其实仍然是郭嵩焘曾经在咸丰面前说过朝廷的标准和方向问题。那么，如何保证标准和方向是良性的？如何“通民情而立国本”？
对此，郭嵩焘给出了最大胆的议论。他说：只有“通民情”才可以“立国本”，“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他引诗经《节南山》中话说，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不迷”，不迷惑，不迷惘，不欺罔，当然就是明白，就是知情，就是参与，带来的结果就是公共政治，而不是私人的皇家政治，就是前台政治，而不是幕后政治，就是规则政治，所谓法治，而不是人治。这自然不是“不迷”一步就可以带来、可以抵达的结果。但作为起步的“不迷”，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不迷”，人民才会逐渐有参与和分享的欲望与可能，然后通过参与和分享，使政治由一种纯粹的权力追逐，变成一项公共事业。失去这种参与和分享的可能，人们有关公共政治的想象力和热情，将萎缩，将变态为阴郁的权力争夺，由此而来的全部政治想象力，将只能被看作囿于密室中的自身的回音，结果必然会变得筋疲力尽，甚至徒劳无功。
那么，国家的实际情形是怎样的？
郭嵩焘认为，传统治理已经丧失了可以“通民情”的公共性，“悬法律以束缚天下”，“秦任法吏矫虔天下，民之受其迷者二千余年。”就是说，从秦朝开始，二千年皆行秦制，秦制的目标不仅是“迷”，而且是大迷。当局者千方百计使民“受其迷”，使政治不是走向开放，而是走向封闭，不是走向公共，而是走向私人，不是走向会堂，而是走向密室。孟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是古代中国知识者心甘情愿把自己当作君主“代言人”和帝王“发言人”的最早表述之一，也由此奠基了绝大多数知识者所服膺的主流政治哲学：知识的最高价值在于论证君权的合法性，知识者的最高目标在于成为“帝王师”。
郭嵩焘说，自从“战国游士创为君尊臣卑之说，而君之势日尊。至秦乃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足，又为之刑赏劝惩，以整齐天下之心。历千余年而人心所同拱戴者，一君而已。”“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李斯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暴戾恣睢，即任意胡为），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此种对于秦汉以来君主专制的批判，说他已经接近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也许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同时反思了所谓三代之治的“圣人政治”——中国传统士大夫关于黄金时代的普遍梦想，并不是可以无限指望的，无条件地指望的。
郭嵩焘认为，即使是 “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的“三代圣人”尧、舜、禹，靠个人品德的维系，也未必可以持久。郭嵩焘说，一个人再怎么圣人，“一身之盛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那时的所谓“公天下”，与他所见识的西洋“以公之臣庶”，“犹有歉者”。他认为，公之众庶的政治可以“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那么，什么叫做“公之众庶”？无非是更多民意基础和民主参与的可能性，即郭嵩焘说的“不隔”“通民情”。
“公之众庶”的制度，并不是靠圣人（帝王）的德性可以维持的，“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是道德建构，而不是政治建构，道德建构是无限的，是接近于宗教与信仰层面的自治与自律，而政治建构是“有限”的，是“责任”的。纯粹道德理想指导下的政治建构，反而容易走向道德的反面，容易导致极端主义。因此，中国古代“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而“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从“公之众庶”出发，郭嵩焘看到了西方现代政治的异样。这种“比较政治学”，也许肤浅，而且简单化，但未尝不可以视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郭嵩焘同时意识到，所谓“公之众庶”的有效和持久，需要不止一个方面的因素来完成，包括人心风俗，也包括具体政治安排。
他说，英国“设立科条，尤务禁欺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而又严为刑禁，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推原其（英国）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
与“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公之众庶”的西方政教，不是一句话可以囊括的，郭嵩焘除了指出其超越了道德政治的“人己兼治”的法律（不是“悬法律以束缚天下”的那种法律）外，还包括，“君民交相维系”的宪政，包括维持国是的“巴力门议政院”，“庶人上书，皆与酬答”的朝廷，顺从民情的当局（买阿尔-市长），“禁欺去伪”的章程，臣民议政的“直言极论，无所忌讳”，等等，最终形成一种“风俗”。
说到“庶人上书，皆有酬答”，这自然不是因为郭嵩焘所接触的西方王室或政府就特别讲礼貌，特别闲得没事，而是某种制度，以及制度后面的政教风俗在主宰，在支撑，而这种政教风俗之后，又有关于人、人性、人道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对作为个体的人民的尊重，不是当政者给民众面子，而是人民给当政者面子，不是君王施舍恩宠，而是人民作为政治委托者的权利。
而所谓“禁欺去伪”，则意味着郭嵩焘对于另一种更重要的文化制度与文化惯习的警醒。郭嵩焘特别说到，英国人对于“语言文字”作伪的惩处。然而，国人作文，至少从钦定章程的科举考试的作文看，代圣人立言，拟圣人的口气作文，正是名正言顺地作伪，必须作伪。以至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作文，老师也动不动要求“上升到时代的高度”或者“点题”。一个孩子上升到有关“自己的高度”就了不起了，如何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如何“点题”时代的政治道德？这样做，其实仍然在鼓励“言不由衷”，仍然是奖励作伪，仍然是道学史上所记载的那些三岁五岁就懂得或发誓要作圣人的“宿慧”人物的“伟大”做派，结果每每弄出那种空洞、造做、夸张、干瘪的文风与文章，那种除了套话、官话、道学话再没有别的说话能力的“套中人”。为什么漫长的科举考试，那么多聪明绝顶的人曾经以毕生心血为之的作文，却并没有造就可以传世的经典？根本的原因，也许正在于其丧失了基本的真实和基本的生命感觉。
延续千年的“代圣人立言”的话语方式及其统一的标准化的程式，显然可以逐渐成长为一种心性，一种空虚到不再自觉的伪善、伪正义、伪道学，加上制度性的安排和功名利禄的诱惑，可以更加强化这种趋势。以至无论是国家事务上的“粉饰”“矫诬”，还是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的伪善、假道学，往往成为“固有之常规，通行之要义”。这在今天的媒体语言中仍然不难看出端倪。
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的隔离，意味着语言符号的空转，语言成为一种纯粹的修辞，丧失了对于真实世界的命名和表征能力，同时意味着与人的真实性（天性）的暌隔。当语言不再与事物本身构成神奇的对应，语言所构造的世界就难免是空虚的，真实及其意义也就因此沦陷。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郭嵩焘以自己的洋务之思，以他自认为的真实不假的看法诉诸众人时，总是扞格不入的重要原因，是他所见所遇，总是不能融洽的重要原因。他与身边的知识者似乎不是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他本人，包括他的观点，就如同怪物一样令人惊悚。
郭嵩焘晚年总结说：“中外大势，一虚一实，一诚一伪，其不能相及，良有由矣”。而郭嵩焘之所以为赫德、威妥玛认可的，则正是他作为“诚实君子”“富有决心”的风度和品格。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说:“‘纯真’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臻于此道者实在寥若晨星”。在郭嵩焘那里，“纯真”表现为不避忌讳的明朗和“诚实”，表现为真实的感受和基于真实感受的客观判断，表现为对于“以诚应物，以实行政”并以此“运量天下”的“豪杰有为之才”的热烈指望。相形之下，他身边的王公大臣、士大夫，实在有太多的世故、聪明、虚张声势，以至虚妄、麻木、自囚自敝，而不复有真确地认知及自我认知的能力，有真诚发问的愿望和思想的能力。
“认假”会伤及“认真”，伪道德会伤及道德，伪学会伤及真学，伪善会伤及善良。当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不能真实地感受世界，不能真实地感受自己，或者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能公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欲望，以至扭曲到“假作真时真亦假”时，就会“是非”颠倒，“名数”淆乱，就一定会繁衍出种种大行其道甚至冠冕堂皇的“无耻之耻”。
自然，对于郭嵩焘来说，他记述西洋“政教”，也许仅仅为了立此存照，他根本不可能或者不敢想象“公之众庶”的政治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他是办事的人，也是既成体制中的一员，并不沉迷于乌托邦。他切切希望的是，朝廷可以尽早籑辑《通商则例》，这样，至少在与洋人通商时，有条理法则可以依循，可以管束自己的商人，也可以管束别人；他还希望尽早在国外设立领事馆，使流寓海外的华人，有法律保障和庇护。
懂得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传统，已经逐渐演化成为读书人的下意识思维和思想，在习以为常中，特定的政治标准成为了文化标准，特定的政治选择成了世世代代人们居之不疑的普遍选择。那么，我们就得承认，郭嵩焘对于制度、教化、风俗作为西洋立国之本的推崇，已经走得足够远，足够令人恐惧。而郭嵩焘所指望的“洋务”局面，之所以不能出现，不正是因为“洋务”的深入，必将带来政治与文化上的改变，而对于满清当局者，则意味着自我颠覆吗？所以，连威妥玛、赫德都知道，清朝不仅对于洋人有难言之隐，对于自己的百姓也有难言之隐，什么难言之隐？不就是以所谓“江山社稷”为名义的“难言之私”吗？即洋务的深入和民智的开启，都可能带来对于既定统治的破坏性和颠覆。那么，朝廷的举措，首要的目标就在于消泯任何可能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即便因此牺牲所谓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在所不惜，更无论郭嵩焘这种个人的抱负。
事关“政治”的观察，在郭嵩焘的文字中，并不是主导性的。即使这样，也足够我们大吃一惊。
让郭嵩焘有更多体会的，则是作为西洋文明之源的西学，它与“公之众庶”的政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有着极其微妙的关联。
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应该付诸现实，也必须付诸现实的。
郭嵩焘参观过英国的造币厂、税务局、银行，了解其专利制度；访问各种各样的学校，探明其学制、学科、学分，想要知道西洋人才之所以盛。
郭嵩焘曾赴牛津访问二日，得知牛津大学有21个学馆，住读学生2091人，每个学生都有卧室、书房。了解到天文、地理、数学、律法以及科学各门，必先经考试合格才得录取。各科有专师督导，大约十多人一个导师。他询问大学的行政体制，访问有三百年历史的学院，参观当时藏书仅次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学院图书馆。了解到各国图书皆有收藏，中国书也别藏一处。还与二十多位学正（院长）和老师见面，旁听有男女共三百多人参加的学术讲座，观看学生接受学位的仪式。他认为，牛津的考试有三级：学士、硕士、博士，他把博士当作翰林，以为必经三年始得考翰林，不过，只有牛津学生有资格，外人不得参与。学生毕业或留任教师，或出仕，或终其身以所学自效，等等。
他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博士亦重前三名，并且比诸科举的鼎甲，更感叹，英国的此种教育“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郭嵩焘的“三代”想象，一方面是士大夫对于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所能给出的极限想象和赞美，另一方面，以传统说事，可以补偿和平复人们压抑的自尊心，更容易被接受。
同样是以对中国上古的想象说事，郭嵩焘给出的并不是“古已有之”之类的骄傲和虚荣，而是“黄金时代”的良法美意，竟然见于异邦的惊讶和赞叹。这一点，不仅与他的副使刘锡鸿不同，甚至不同于懂得英语、被誉为晚晴杰出外交家的曾纪泽。
曾纪泽在接替郭嵩焘出使英国后的日记中仍然说：“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不为罕也。”“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器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国，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且不说机器之巧，是否以财货之赢绌为前提（逻辑上应该是相反的），也不说中国之上古是否真有很多机器，单单这种关于机器的宿命论，就足够显示出拒绝屈尊学习的骄傲姿态。说来说去，还是把自己当作了人家的榜样，而曾纪泽也确实认为，西方人的“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文物，与吾华上古之世为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皇帝圣明者，史不绝书，至伯理玺天德之有至德者，千古惟尧舜而已”。这种说法，显然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应付自身民族文化心理的策略，一种为了“邀时誉”的迁就。
郭嵩焘认识到，因为学校制度的完备精当，使得西洋人才辈出，学术昌明。而此种学术，既不是“虚文”，也不只是工艺技术，学校自然也不只是技术学校。学校为西学之本，西学则是西洋科技与文明的源泉。以郭嵩焘之所见，西洋矿电兵艺，莫不有学，所以有格致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船机学堂、枪炮学堂、兵学堂、建造学堂、学习学堂（师范）、政治学堂、水师学堂、陆军学堂、军医学堂、女子学堂，等等。而且，无论学矿务、船炮、建造，必先入格致算学学堂，立下基础，两年之后，再视性向分门专习。
郭嵩焘尽力考求各种学问，诸如电学、矿学、光学、化学等基本学科，所谓“格致之学”。他极其欣赏严复提到的一个说法：“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
在对于具体学科的访问讨教中，称为“学问文章，世之凤麟”的郭嵩焘，多次叹息抱愧，叹息自己“年老失学”“于此等学问全不能知”“诸事无所通晓，不能于此取益，有负多矣”。他甚至说，自己不懂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不够堪任公使之职，只有留学生严复那样的人可以胜任。
为此，郭嵩焘真是求知若渴，不耻下问。他出席学会，参观博物馆，探究文明背后的学术动力，探究英国学术的源流。从在皇家学院学化学的罗丰禄那里打听化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得知，英国讲实用之学肇始培根，皇家学院就是为追慕培根之学而创立的。得知天文学家伽利略有“地动新说”，与伽利略同时的英国人牛顿，也穷究天文物理的奥秘。
郭嵩焘经过反复求证后给出德结论是：“此帮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辨得之，人心固无不有也”。意思是说，人心是不可限定的，可以走得很远，关键是什么在引导，要走向什么方向。他认为，二百余年以来，“欧洲各国日出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其真正的精神在于“实事求是”，就是“诚实不欺”，真诚不伪，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科学精神”，不仅对“物”，同时对“人”。如此，才有所谓“科学宗教”，似乎对宗教神学也试图以科学态度和方法验证之。
除了注意科学及实用之学，认识到机器文明有其学问之本，郭嵩焘也能欣赏西方的经济学、哲学和文学。
他从日本公使那里知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与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认为他们“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这两位因为严复日后的介绍，我们都知道是伴随现代西方崛起的重要思想者。
在汉语世界的表述中，郭嵩焘可能是最早提及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的人之一，可能是最早述及“琐夫子”（苏格拉底）“巴夫子”（柏拉图）以及“巴夫子一学生”——“亚夫子”（亚里士多德）“安夫子”（安提西尼）“伊夫子”（伊壁鸠鲁）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其人其学的人，包括孔德哲学（刚莫特学问，Comtism）、笛卡尔（嘎尔代希恩，Rene Descartes）理学、莱布尼兹（意伯希克，Leibniz）性理之学。而且，可以肯定，郭嵩焘是第一个提及莎士比亚的人。在参加一个纪念会时，郭嵩焘得知莎士比亚（Willian Shakespeare）是英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与希腊的荷马齐名。
自觉“年老失学”而年届花甲的郭嵩焘，把每日参观访问所得，一一记录在日记中，毛笔，蝇头细字，有时一天多达八千言（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记就是如此）。参与整理郭嵩焘日记的钟叔和先生说，“看了真使人不能不肃然起敬”。一个人如果不是某种强烈的动机和使命所驱使，如果不是充满天真的好奇心和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很难想象他会如此勤勉，如此孜孜不倦。要知道，他还有日常书信和公文需要动笔，而郭嵩焘又不是那种惯于用帮手的人，这种涉及到个人感受和议论的文字，也无从由别人代笔。我猜想，郭嵩焘在写这些东西时，一定会有一种神圣感，也有一种成就感，一种自豪，他还一定会希望有人分享，甚至想象被人阅读分享的情形。
“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郭嵩焘在光绪四年十月（1878年11月）致沈葆桢信中说。此“学”当然不是科举考试之学。为此，他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行之有效的话，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以广益学校之制。除此之外，各省应该多选拔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到天津、上海、福州各机器局学习，包括学会语言文字，然后遣送外洋，各就其才质所近，分途研习。
看了一圈，郭嵩焘也明白，西方之所以强势，动力之后有动力，原因之后有原因。而对于自己来说，眼前能够争取措手的就是制定“通商则例”、开办“学校”、派驻“使领”。虽然义理高亢，郭嵩焘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远迈侪辈，但他其实并不缺少常识感，尽管出于无奈。
（选自孟泽已出版的著作《苦闷的先知——郭嵩焘》。已授权时刻新闻发布）
孟泽简介：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刊》、《新诗界》编委，著有《有我无我之境》（1996年）、《两歧的诗学》（2005年）、《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2007年）、《洋务先知——郭嵩焘》（2009年）、《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2011年）、《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等，曾经主讲《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