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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词：
德国文学始终承载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凝视。在《铁皮鼓》中，奥斯卡的鼓声既是民族身份撕裂的哀鸣，也是个体在极权之下精神畸变的证词。当消费主义和流量算法解构个体存在的意义之时，这本书恰恰能够在时代的喧嚣中帮助我们叩问存在的本质，校准自我的坐标。
《铁皮鼓》是君特·格拉斯于19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凭借这部作品，他于199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侏儒奥斯卡的视角，回溯并再现了从威廉帝国、“一战”、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上台，到“二战”及战后德国小市民生活时期，发生在德国、波兰边境与但泽地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环球时报》评论其为“以嬉戏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
在“二战”后德国思想废墟亟待重建的年代，《铁皮鼓》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引领时代反思与自我省察的文学灯塔。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更深层次地探讨了个体“自我”在宏大时代背景下如何定位与自处的命题，其对于当下喧嚣不已的时代和精神虚无的个体，仍具有深远的警醒意义。
一、控制之鼓：吞噬与迷失
书中充满了怪诞离奇、光怪陆离的描绘：能震碎玻璃的铁皮鼓、自出生便智力超常的婴孩、因疯狂吃鱼而中毒身亡的母亲……
然而，这些看似超乎自然的叙述，并非旨在编织一个虚幻的故事世界，而是巧妙借助这些元素，揭示出隐藏其后的那段迷茫无助的悲剧历史。奥斯卡用鼓声震碎玻璃，不仅是奇幻设定，更隐喻着纳粹宣传的脆弱性与极权话语的虚妄本质。母亲吃鱼中毒而死的场景令人感到黏腻与窒息，暗示了民众在纳粹狂热中自我吞噬的集体癔症。
玻璃的破碎，不仅是纳粹话语系统的瓦解，更是奥斯卡对集体癔症的反抗宣言。格拉斯创作此书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1945年，随着希特勒政权的崩溃，德国人民从残酷的专制统治中得以解脱，但长期的精神枷锁与思想禁锢，仍深深束缚着他们的灵魂。书中描绘的但泽市民作为边疆地带的历史见证者，直观地感受着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扭曲、压抑、极端的情绪由此滋生。战争的伤痛真切地降临于个体之上，奥斯卡拒绝出生，正是因为无可避免的死亡：“凡是多少能够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代表个体诉求的“鼓”，在混战中遭到损坏；而战争本身进行的，皆是无意义的行为。
除了最直观的伤亡与个体诉求的埋没，在动荡年代，个体的身体成为民族创伤的载体，民族身份认同亦产生巨大动摇。“我在寻找波兰，它丢失了，它还没有丢失。另一些人说，它不久就要丢失，它，已经丢失了，它又丢失了。今天，人们又在寻找波兰。”但泽作为德波边界的“飞地”，其归属的流动性被具象化为奥斯卡家族血缘的混乱：舅舅扬与母亲的不伦关系，使奥斯卡的生父身份悬而未决。血缘的暧昧性，对应着民族认同的撕裂，个体的身体由此成为领土争议的象征性载体。
二、反抗之鼓：清醒与觉醒
格拉斯极尽笔触，描写特殊时代下个体的迷失与异化。首先，他呈现了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书中有一段描写：“鼓形弹仓左轮手枪像擂鼓似的连续轰击，人们擂鼓起床，擂鼓集合，擂鼓进入坟墓。”这里的“擂鼓”实为集体行动的节奏。鼓声的强烈迫使人们陷入狂热，个体声音在同化性文化的灌输下变得微弱，甚至彻底消失。
当成人世界用统一的鼓点指挥游行，奥斯卡则以更高频、更刺耳的鼓声打乱节奏。他拒绝接受成人世界的道德规范，对现实社会的倒行逆施表达强烈不满，并不断挖掘被压抑的记忆。正如有评论指出：“奥斯卡表面上拒绝成人世界，其实他真正拒绝的是外部现实世界对他独立、清醒认知方式的侵蚀。”这种拒绝，实则是对无序世界的反叛，是一种半理性却坚定的行为，是对个体独立性的坚守。
其次，格拉斯通过奥斯卡结识的马戏团侏儒贝布拉这一角色，形象地揭示了战争爆发时德国小市民阶层的国民性，对文明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展开理性批判。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当个体融入群体时，其个性往往被群体所淹没，思想也被群体思维取代，进而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与低智化特征。战争期间，贝布拉从马戏团小丑摇身变为戏剧团上尉团长，继而又成为西方演出公司老板，其身份的不断变换，映射出德国小市民阶层见风使舵的习性，也暴露出民族在动荡时期所呈现的脆弱与不安。他曾劝告奥斯卡：“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这句话看似是对向上流动的积极呼吁，实则是以表演型人格适应极权体制，将道德矮化为生存策略，令人悲哀！
奥斯卡的舅舅扬虽身体健全，却同样缺乏主见、尊严与责任感，在政治风浪中盲目而可悲。时代之中不乏反抗的呼声，但这些“反抗”究竟是真正的觉醒，还是仅作为时髦的标签或自我标榜的工具？奥斯卡在书中提出了这一疑问。鲁迅笔下的阿Q也曾“闹革命”，但那种革命意识归根结底是随波逐流与哗众取宠，或盲目顺从，或自欺欺人，最终错失了真正的自我觉醒，呈现出一种可悲可叹的国民性悲剧。
时至今日，思想的肤浅嘈杂与精神的匮乏孤独，已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困境。我们亟需的，不是口号式的反抗，而是沉静而深刻的反思。
三、救赎之鼓：升华与归真
家庭伦理的崩解，是君特·格拉斯解构传统价值的关键所在。书中呈现的人际关系混乱而悖伦：荒诞并非目的，荒诞本身就是现实——在欲望的火焰中，伦理道德之绳早已化为灰烬。
奥斯卡的性格充满矛盾，也蕴含着作者的深思。他并非传统意义上富有良知的“圣徒”，而是自私、淘气、冷漠又复杂的结合体，兼具善与恶、懵懂与通透。他诱使他人从破碎的橱窗中窃取物品；在波兰邮局保卫战中被捕后，毫不犹豫地出卖了舅舅扬；战后面对法庭，却又选择沉默。奥斯卡是人性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综合体。作为敲鼓人，他亦在鼓声中挣扎、矛盾。
战争年代下的家庭伦理与个人德行，“秩序”与“善良”都面临巨大挑战。格拉斯并未在书中流露出明确的褒贬态度，而是通过角色的道德模糊性，拒绝提供廉价的救赎答案，迫使读者直面人性的混沌本质。
和平年代亦存在人性坐标倾斜的可能性。当短视频算法试图驯化我们的思考力，当消费主义企图量化我们的幸福感，当成功学正在格式化我们的人生观时，那刺耳的、不和谐的、拒绝被规训的鼓声，就应当隆隆作响。而那些在流量狂欢中坚持书写严肃文学的作家，在消费陷阱里守护手工艺传统的匠人，这些现代“敲鼓人”并非圣徒，他们同样会在欲望的沼泽中挣扎。这种矛盾性恰恰证明：救赎不在于消灭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回归人性应有的边界。救赎之鼓，不是乌托邦式的完美和声，而是带着裂痕与杂音的、属于尘世的交响。
四、结语
在君特·格拉斯笔下，鼓声被赋予了多重复杂的象征意蕴：它既是那个时代政客用以麻痹民众、实施政治宣传与思想控制的“控制之鼓”；又是一股振聋发聩的力量，能够唤醒民众沉睡独立思维的“反抗之鼓”；更是引领人们挣脱欲望枷锁，回归人类纯真质朴原本状态的“救赎之鼓”。
正如格拉斯所言：“‘二战’之后的德语文学，只有使自己成为一种记忆。让过去永不终结，它才能毫无羞愧地面对自我与后人，继续‘未完待续’这一普遍有效的写作规律。只有这样，伤口才能显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从前曾经如何’。”
铁皮鼓声穿透历史，在算法与消费主义喧嚣的当下依然回响，敲击着现代人混沌的灵魂。当全球化浪潮与文化渗透撕裂身份认同，当算法“茧房”将人类切割成数据标签的集合体，当消费主义与金钱至上不断放大人们膨胀的欲望，我们更需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民族、自我与自我三者之间，以“敲鼓人”的姿态，不断自省，获取正向的前进力量。
文图/冯绮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