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之诗到贝多芬之问，谭盾如何缔造《九歌》音乐传奇？

在沅湘的晨雾中，屈原曾以《九歌》吟唱楚地的神巫之舞；在维也纳的暮色里，贝多芬以《第九交响曲》叩击人类欢乐的永恒之门。两百年后的今天，湘籍音乐家谭盾以一部《合唱协奏曲：九歌》，将这两条看似平行的音乐长河交汇于同一片星空下。

1824年，英国皇家爱乐协会委托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2024年，同一协会联合德国波恩贝多芬艺术节、墨尔本交响乐团，向谭盾发出邀约，以《九歌》回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世纪之问。“命运的齿轮”由此开始转动，两位作曲家，用完全不同的音色，讲述人类共通的情感。

谈及贝多芬，每位艺术家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谭盾来说，贝多芬就是“未来”。他200多年前写下的音乐，面对历史，更展望未来。他的音乐海纳百川，在当时已然呈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万物为一体，天下为一家”这一概念。

聆听与分享贝多芬，与阅读老子、庄子的哲思类同，我们似乎能感受未来，被他们的智慧赋予“未来的翅膀”。谭盾在《九歌》作品扉页写道：合唱协奏曲《九歌》是人类和平的宣言，也是我对古典乐神贝多芬的致敬和崇拜。

1989年，谭盾在纽约写下第一部《九歌》，那时是青年人的孤勇——想用歌剧、戏剧打破古典乐中的束缚，用楚辞的巫傩之声对抗异乡的孤独。

而这次重写《九歌》，心境更为辽阔。如今的他，看见的是屈原叩问宇宙的哲思、贝多芬“欢乐颂”中的大同理想，以及老子笔下“天人合一”的永恒命题。如果说第一次是“破”，这一次便是“融”，融东方咒语于西方交响，融楚文化之根于人类命运之思。

他以屈原《楚辞》为蓝本，构建《九》《酒》《久》三个乐章，全曲用打击乐声腔、咒语、无词歌融合楚文和英文演唱，又与西方交响乐编制熔于一炉，使得听众仿佛置身两千年前的沅湘之滨。而《贝九》中《欢乐颂》的动机穿插其间，跨越文化，与席勒笔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理想共鸣。

谭盾先生说：“这次《九歌》以前所未有的‘合唱协奏曲’形式出现在世界，让古典音乐有了新的突破和创新。”

那么何为“合唱协奏曲”？

这是一次回归《九歌》本原的尝试，这是一场将人声“器乐化”的冒险。

今天我们看到的屈原《九歌》是纯文字形式，但这并不是它最初的面貌。东汉学者王逸《楚辞章句》就认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杯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札，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许多文学家都认同这一观点——屈原正是在湖湘民间歌舞的基础上，整理创作的《九歌》。在《湘君》《湘夫人》篇章，我们仍能见到男女歌者扮演湘水之神歌唱的痕迹。

从屈原《九歌》到谭盾《九歌》，虽跨越千年，歌声的重要性、独特性一脉相承。我们以声乐为骨，却赋予它弦乐的华彩、铜管的张力，甚至打击乐的野性。当歌者用泛音模拟风声，用楚语咒语击穿时空，人声成了与交响乐队平等对话的“灵魂乐器”。

这种形式让《九歌》既能承载屈原《天问》的宇宙观，又能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结构严谨性遥相呼应，碰撞出新的可能。

谭盾认为，在AI、元宇宙等现代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楚文化的精神锚点。谭盾对楚文化的宣扬，本质上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科技与全球化的坐标系中，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当代意义。

屈原在《九歌》中祭祀日月山川，传说中的神祇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文色彩，实现了神性与人性的统一，暗示了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环。老子在《道德经》中低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进一步强调人类要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成为天人合一、实事求是等重要思想的源泉。楚文化中包含的哲学智慧与悠久文脉，在今天仍熠熠生辉，是我们所需要的。

走过世界各地的舞台，《九歌》终于回到它的诞生地。

这次在长沙的演出，是游子对母亲的献礼，更是古老楚音在当代的觉醒。谭盾的创作始终流淌着湘江的水韵，他在湖湘的成长经历与多年采风记录，皆成为《九歌》的基因片段。

4月30日-5月1日，谭盾将携长沙交响乐团联袂歌唱家张立萍、刘倪汝、许洋、杨熠与长沙交响乐团歌剧中心合唱团、湖南师范大学天籁合唱团在长沙音乐厅以震撼世界的新作《九歌》叩响三湘大地的心弦。

正如谭盾所说

音乐从那里出去，又回到这里

就像落叶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