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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平凹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现代性想象：《暂坐》中的女性景观
文/孙旭
摘 要：《暂坐》重返由《废都》提出的现代性这一问题，与之区别的是女性形象成为作者再现其现代性想象的中心。借经济独立、消费自由、同性恋这一新型亲密关系、姐妹情节这一信任关系以及对空间的占有，作者欲体现现代女性在经济、身体、身份、性以及交往模式等方面的全面解放及其蕴含的“现代”道德秩序，让她们成为真正拥有一间自己房间的主人。然而，作者对现代女性的再现，一方面过度“解放”与“圣化”，另一方面又过度“窄化”与“符号化”。无论在思想还是审美上，作品呈现出的只是以生存主义为取向、审美媚俗化、缺乏主体认知以及罪感和耻感的现代女性群体，而非具有存在之思、反思精神的现代女性主体。《暂坐》关于现代女性的再现是想象与景观的混合，从中体现的是作者现代性之思的局限与矛盾。
关键词：《暂坐》；现代性；想象；景观
一、现代性问题：从《废都》到《暂坐》
现代性问题是评论者批判贾平凹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围绕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废都》进行。批判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废都》虽然写现代城市，但不能表现都市的现代性，“少有现代都市和现代都市人的真正精神”，“精神完全是乡村的，古代的”①；指出《废都》从本质上是反都市化、反现代性的，“对现代的都市文明充满敌意和误解”②，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认识充满偏见，只看到颓废与堕落、冷漠与敌意；强调作者试图将“个人化的、混乱的、情绪化的思想”转化为对现代都市文明普遍认知的努力是失败的，没有蕴含真正有价值的思想③。
客观而言，在《废都》这一“具体”文本是否客观表现了现代都市文明，以及作者是否反都市化、反现代性这一问题上，如上评论可谓言之有据。但有一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作者的反都市化、反现代性是主观意图的决定（态度上的偏见），还是认识谬误的客观结果（认识上的片面）？尤其当贾平凹在其最新小说《暂坐》中重新回到现代性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与《废都》相比，作者在《暂坐》中关于现代性的想象与反思是否实现了“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④的突破？（下文所引《暂坐》只注明页码）
本文从想象、女性、景观这三个视角来切入《暂坐》中的现代性问题。
之所以用“想象”一词，在本文中蕴含两个层面的意思：《暂坐》作为小说文本，本就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再现作者对社会的想象；想象在这里也有失真的含义，既可以是乌托邦式的美化，也可以是异化与曲解。本文的目标就在于分析作者在《暂坐》中对现代性的想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其中的误读又是什么。
之所以强调“女性”这一性别身份，也出于两点考虑：从具体文本的人物设定而言，与《废都》主要通过知识分子庄之蝶反思现代性不同，作者在《暂坐》中明确塑造了以人物海若为首的“西京十块玉”女性人物群像；从理论上而言，女性往往被再现为现代性想象的中心，无处不在的女性形象被处理成“有力的象征符号，代表了现代性的危险和机遇”⑤。因此，分析《暂坐》中对女性的现代性想象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之所以引出“景观”这一概念，实质上是对《暂坐》中所呈现的现代性想象及作者现代性观念的批判性思考：突出女性身份与身体，但限制前者，符号化后者；铺陈女性的物质与消费，但混淆了显在之物与隐形消费主体之间的关系；抓取同性恋与姐妹情节这种亲密与信任关系突出现代性的道德秩序，却没有看到欲望的含混性与现代社会交往伦理的工具性原则；让她们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但却阻断她们关于时间的记忆，造成缺乏自我认知和反思。最终呈现出的是一幅平面化、被观看的现代女性景观，而非立体的、有现代意识的女性群像。
二、身份限制与符号化的身体
对女性身份的选择和身体的聚焦是《暂坐》再现现代性想象的两个主要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女性社会身份的突出和个体身份的消解，身体描写中强调一种过度的“解放”，“圣化”女性身体与男性视角的“把玩”态度并存，体现的是作者将经济独立等同于女性自由、身体解放等同于女性解放的思想局限。
（一）身份的选择与限制
《暂坐》严格限制了其女性人物的身份：社会身份为商人（茶庄老板、火锅店老板、汽车专卖店老板、医疗器械店老板、健康诊疗所老板、家具店老板等），个体身份都是单身或离异女性，年龄阶段相似，同为中年女性；教育程度雷同，虽未明确交代，但大体上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
这种人物身份设定当然出自作者的精挑细选，但这种精挑细选究竟是作者意味深长的反讽，借以批判现代社会的商业属性（如唯一与艺术沾边的人物冯迎在小说中只听其名未见其人，这是否是一种有意味的缺席，暗含着艺术在商业社会的尴尬地位），还是作者单纯从肯定的层面塑造这样一个女性群体，意在表现现代社会女性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如让人物自陈：“我们众姐妹跟着海姐，跟啥人学啥人，我不能说就改变了多少，但我起码学会了知道自己的身份，学会了要富裕、自由、体面……”（156页）作者的态度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意在突出现代女性经济和情感上的独立，甚至有将其乌托邦化的倾向。
问题是，《暂坐》中的这种人物身份限定能否客观再现现代社会？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作品中人物同是商人、同为离异者的身份设置过于整齐划一，缩减了作品再现现代社会的范围与反思现代性的深度。《暂坐》原本构筑了一个精巧的“蛛网”结构，意欲借各色人物串联起经济、文化以及政治这三个能审视现代西京城的要素。但是人物身份的整齐划一浪费了这种结构设置，没有发挥小说结构能铺展开人物行动和思想的优势。《暂坐》看似在数量上设置了“西京十块玉”、外来者伊娃和后来者辛起的人物视角，但是作品限定的人物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的统一，让她们共享同一种视角：经济上是商人的视角，感情上是离异者的视角，文化上是非知识分子的视角。她们之间不能形成思想上的对话，在日常生活中她们遵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的姐妹情谊，在思想上也是单调的同一。身份的单一造成“十人一面，十人一心”，而“一心”又过于“一意”的结果。她们看似众声喧哗，实则众口一词。因而她们作为一个群体看似蜘蛛般触角庞杂，实质上却是形单影只，借由她们不能再现现代社会的广度和深度。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暂坐》中人物身份设置的单一性，本质上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性尤其是现代女性身份认识的局限。商业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并不是全部；现代女性也不是只有一种身份，不能割裂其多重身份。在《暂坐》中，作者为了强调其女性人物群像的现代性，只突出她们的职业身份，而把她们的个体身份如女儿、妻子、母亲完全消解，这就意味着她们在不受多重身份困扰的同时丧失了从困扰中反思自身的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似乎没有认识到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其多重面向，而不是雷同与重复。具体到现代女性的自我认识上，追求身份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才是现代性的本质，而不是《暂坐》中表现出的为了追求“独立”而放弃“独特性”与“多样性”，为了抱团取暖放弃“个体性”，而趋向“群体性”。
（二）身体的再现与符号化
强调“解放”了的身体是《暂坐》想象现代女性的重要方面，穿什么成为作者用以表现女性身体的现代性着墨最多的部分。其优点在于最大化具象了身体想象，缺陷在于将身体符号化。
《暂坐》中的女性身体是“颜色”“质料”“款式”“名牌”的聚集，每一个名词背后都蕴含着作者对现代女性自由、独立以及解放这三个核心概念的强调。小说中每一位主要女性人物的出场，作者都花心思给她们的身体穿上不同的文字衣裳，让每一位女性人物“像穿裙子一样穿着她的身体”⑥，作者让最重要的人物海若居士打扮，总是穿绛色、蓝色、白色等纯色长衫；让同性恋者司一楠穿一身“黑”，“黑衬衣、黑短裤”，徐栖也是“黑色衬衣、黑色短裙”；其他人物如向其语的“红色吊带深领裙”“黑色尖头高跟鞋”、严念初的“墨镜、豹纹长袖外套”“左脚脖子上还纹了一支小花”等等。
作者借如上这种穿什么的描写将一具具肉身符号化，符号化的身体后面又隐含着一套关于现代女性身体的固有观念。黑、红、豹纹、墨镜、文身被喻指为现代女性的“另类”“酷”“性感”“热情”。作者用一种贾宝玉给园子里的妹妹画口红的欣赏笔调，让他笔下的女人们精心护理自己的皮肤、讲究饮食与打扮、积极健身。这种描写将女性的身体视为没有灵魂的快感满足，将身体变成表现“幸福、健康、美丽、得意、动物性的可见符号”⑦。
《暂坐》中对现代女性身体的描写表现出对“美丽”的圣化，呈现出一种男性视角的色情式暧昧。作者以一种赞赏的态度描写现代性的女性身体，但这种赞赏在某些地方显得过于暧昧，带有一种男性欣赏、打量、甚至把玩女性身体的意味，“长发飘飘”“直溜溜的两条大长腿”（147页）等诸如此类的描写容易让批评者找出佐证。尤其是对俄罗斯美女伊娃这一角色的设定，作者虽然强调这一人物设定意在代替作者视角⑧，但实际效果却只不过是一具异国风情的性感肉体，用以满足作者对现代女性身体的想象。
《暂坐》中对现代女性身体的描写也体现出一种审美上的媚俗。作者笔下的女人虽然有现代性的身体，却没有现代性的审美。作者发挥最大的审美想象让这些女人戴墨镜、穿豹纹、着吊带、买名牌包、用名牌化妆品，但真正具有现代审美的女性不会“眉毛画得太夸张了，长得要插入鬓角”（19页），也不会动辄身穿“白色吊带紧身衫，乳沟露出很多”（145页），更不会坚持一定要“T恤配凉凉裤”，“鞋一定得是小白鞋”（112页）。这种审美描写完全缩小了“现代女性”以及固化了“审美”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出作者尽力搜集了当下女性的穿衣取向，但囿于人物的限定或者审美的趣味只能呈现出一种关于现代女性的局限化审美。《暂坐》的人物只选取“美丽”的“女商人”，而不是“美丽”或“一般”的女知识分子、女医生、女律师等。人物身份的限制决定了作品无法呈现一幅更为多元的审美图景。从本质上而言，人物身份的选择本身就是作者审美取向的产物，是作者关于现代女性身份、审美的集中想象。而具体描写中符号化的“吊带”“豹纹”“文身”等性感因素隐隐透露出的审美媚俗，是男性视角性感审美取向下对现代女性这一群体的审美误读。
可以说，无论是对人物身份的限制还是身体的符号化描写，都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女性身份、精神以及审美的误读。将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限制在经济上的独立，割裂她们的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呈现了一个精神贫乏、只关注生存的女性群像；在过度解放和圣化女性身体的描述中，体现的是将女性身体的解放等同于女性解放的思想局限。
三、显在之物与隐性消费主体
《暂坐》将女性呈现为现代社会物质的绝对占有者和消费主体，作者试图将女性消费者的形象作为再现、反思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入口，一方面突出女性的经济独立和自由，一方面批判女性的消费主义本质。
《暂坐》中对女性人物种种占有物质以及消费行为的描写比比皆是，此处无须一一罗列加以佐证，我们仅以作品中不厌其烦描写的众姐妹之间的请客吃饭加以分析。小到一顿老卤蒸面、一杯甜酒、一顿茶点，再到火锅店请吃“海鲜”、喝“拉菲”等，《暂坐》中的女人们从头到尾都在吃。作者津津有味地指名她们在哪里吃、吃了什么（大龙虾、三文鱼、海蟹、牡蛎、海参、海胆，等），为的是突出这些女人有实力消费、喜好消费。在这里，作者把消费得起、热衷于消费的女性形象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客观而言，这种描写可以视为理解现代女性消费主义现象的一个面向，但是失之浮泛。因为，从更深层面认识任何形式的消费，都应该认识到人的所有需要“既不能被解释为单纯的缺乏”，“也不能解释为纯粹的被动性”⑨，不能完全以一种批判性的角度认识人类享有食物等活动，夸大物质对人的奴役，如“我们享用的食物并不奴役我们，我们享受它”⑩。
只有脱离了对物质的“提心吊胆”式提防，才能将人主体化，将物客体化。过于提防，本就是过于在意的表现。否则，物质恰恰就会成为衡量人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关键。《暂坐》缺乏的正是这种认识，一方面仅仅把物质的消费理解为对人的奴役，另一方面又将其拔高为衡量人的地位的尺度。作者将能消费、消费得起表现为女性的独立与主体性的获得，将施予他人以物视为美德，将物的占有视为划分主客体身份的依据。在这种认识下，《暂坐》中作者笔下的女性有些地方显得粗俗、肤浅甚至放肆，如“甩”钱在桌子上，“扔”钱给出租车司机，“送”水果给看门人。作者本是借这些行为正面体现经济独立的女性周到、大方、体恤等美好的品质，但是不得不说这些行动有一种暴发户式的不得体、放肆，其中隐现出一种按金钱将人分层的市侩性。
作者赞美的，却是值得批判的；作者批判的，却也不乏肯定之处。这种矛盾在《暂坐》中不唯此一处，突出体现了作者关于现代性反思的矛盾。因此，还原一个矛盾性的《暂坐》及其作者尤为重要，而不是单方面拔高其“现代性的焦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而言，可以将作者对女性消费行为的描写解读为其对现代性商业资本的焦虑：人的物化、金钱至上的肤浅。然而，不联系具体文本、仅以批评者自己的思想立场夸大作者的“反思”精神，只是借文本陈述批评者的思想，而不是对《暂坐》及其作者要表达思想的真正理解。将《暂坐》这一文本及其作者推上批判现代性斗士的高度并不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
理解《暂坐》的重中之重，是要认识到作者并不是清教徒，严格拒斥物质和消费。相反，作者对物质与消费不乏肯定，只是在占有何物、如何消费方面将传统的“雅”与现代的“俗”对立起来。仔细分析文本，《暂坐》中存在女性这一“显”性的物质占有者和消费主体，但“隐”性的也是真正的占有者和消费者却是弈光这个被作者塑造为“雅”文化的代表。“显”者出自作者主观意图指导下的精细塑造，“隐”者却是文本超出作者意图之外的客观效果。“显”与“隐”之间体现的是作者对现代女性在物质和消费行为方面的理解局限，是对传统“雅”文化的歌颂，对现代“俗”文化的揭示。
《暂坐》中的描写处处凸显出作者推崇物与消费的“雅致”，并将“雅”等同于“古”。“暂坐”茶庄里处处都是作者的“古”“雅”审美。体现作者这种审美取向的第一件“物”应该是人物之一的海若。她在作品中被塑造为最重要的人物，是穿长衫的居士型人物，也是大量占有和消费古朴之物的人物。她经营着“茶庄”而不是“酒屋”，她的茶庄里摆着几案、玉壶、梅瓶、瓷盘、瓷瓶、古琴、如意、玛瑙、珊瑚、绿松石、汉白玉佛像、香炉、罗汉床、珐琅盒等。她送给众姊妹的礼物是白玉、有吊坠的古扇。作者把海若的消费行为与其他人物动辄去高档商场买包、化妆品、金首饰的行为对立起来。这是作者有意营造的消费的古朴雅致与俗丽之间的对立，隐含着其对传统审美的推崇。
有意思的是，作者将女性的消费描写为现代的俗丽，而将作品中男性人物弈光的收藏癖描写为传统的古雅。作者不吝笔墨将弈光的书房设置成一个古物博物馆：
几乎所有桌上、案上、柜架顶上、茶几和沙发旁都摆了古玩：陶制的砖、罐、瓦当、彩俑；石雕的狮、貔貅、麒麟；还有奇石、怪木、水晶、漆器；镜框里装着唐卡、绣件、剪纸、皮影。窗外竟然竖了一根盆粗的原木，光洁油亮，直挨着天花板。（第31页）
但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弈光之“雅”，在客观效果上却呈现出一幅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完全背离的效果，为认识现代社会消费主体的性别差异和等级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文本材料。
弈光这一作者笔下代表传统高雅消费的人物形象，实际上才是现代社会物的绝对占有者，是消费的真正主体。他的消费行为更加符合现代社会消费文化的逻辑：“最高贵的文化优越感，仍然摆脱不了粗俗的购买。”从本质上说，弈光的消费欲望远比作者笔下的一众女性人物更为贪婪：只占有独一无二之物。弈光的“物恋”外衣下掩藏着一个更为“自恋”、更为世故、更没有主体精神的男性形象。他要借占有稀有之物体现他作为人的独一无二，靠稀有之物“赋予自己期望的自我形象和地位”。当弈光从物中无法获得独一无二的满足感时，他开始收藏人，玻璃瓶中一束束女人的头发就是他的成果，暗含着他曾经与这些头发的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物没有知觉与意识，物的收藏只是占有形体；而人作为有意识、有思想的存在，占有人就意味着不但拥有其身体、尤其俘获其心灵的巨大收获。弈光在一众女人中或者占有她们的身体，或者借暧昧占有她们的思想。这才是最隐秘密、最高级、某种程度上最下流、也是最具现代社会消费逻辑的消费行为。
《暂坐》中作者理解的现代社会消费行为的代表是女性，批评者在文本中发掘出的更符合现代社会消费逻辑的代表是男性弈光，前者浮在作品表面，后面埋在作品深处，前者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后者是作品达成的客观效果。在这种“显”与“隐”之间，体现的是作者对现代消费文化，对现代女性主体的认识局限：女性满足身体的消费行为自然有其局限，但身体并非原罪，对身体的关心同时蕴含一种被认知、被了解的渴望，同时也可能是对自我身份不自信的掩盖；而男性并不只是消费的观望者，他们还可能是处在消费行为和消费欲望最顶端的真正主人。但是，如上区分并不是为女性消费主义正名，进而将男性打入消费主义的批判泥潭，相反，哪种性别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消费主体并不是如上论述的主要目的，同时也不应该是《暂坐》想象现代女性及其消费主义的主要着力点，而应该认识到现代社会消费主体的非性别性，意识到所有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如对食物的消费等）是一种存在方式。消费是一种消耗，也是一种拯救，只有联系后一层意义，才能对前一种现象（消耗）有客观的理解。这才是对现代社会想象（尤其是女性想象）和再现应该有的深度。
四、亲密关系、信任与道德秩序
道德秩序的再现是《暂坐》想象现代女性日常生活的另一重要方面。离异、单身、第三者插足以及同性恋体现的现代亲密关系，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姐妹情节这一新的交往模式，在《暂坐》中都得到再现。作者试图借“新型”的亲密关系与交往模式再现现代性的身体伦理、情爱伦理以及交往伦理，在道德秩序上作出传统与现代之分。客观而言，作者敏锐地抓取到了理解现代社会的两条重要引线。但是，作者借它们导出的现代性思想是现象而非本质的，是对现代社会欲望、权利与权力、伦理与道德的肤浅认识，甚至误解。
《暂坐》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是保持单身状态的离异妇女，这种身份设定建立在作者强调现代社会的女性享有经济与精神上的独立这一认识之上。作者借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描写渲染了这一群体经济上的独立自由，给她们设定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姐妹情谊突出她们的不孤单，将这种单身状态突出为现代女性的解放。但是，作者人为忽略了她们真正的情感欲望，经济的独立与保持亲密关系并不必然冲突；而且她们对亲密关系的放弃可能是一种迫不得已、一种妥协、一种自我保护，而不是作者高调宣扬的追求解放、自由与独立的结果。现代道德秩序并不必然与传统决裂，将婚姻视作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或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惩罚，都是荒诞不经的结论。将单身与离异视为女性的解放以突出女性的主动选择，以消弭女性的被动接受为代价，从中并不能得出道德秩序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巨大分裂。因为，维系理想婚姻基础的爱之伦理没有现代与传统之分。刻意借离异这把钥匙打开现代女性这把锁，必将面临十门九闭这一局面。
第三者插足是《暂坐》中的另一种亲密关系，作者意欲借其表现现代社会女性的性自由和拜金主义。无论是夏自花与有妇之夫之间的恋爱生子，还是辛起背着丈夫与香港老板偷情，作者都借其他人物之口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认为有悖于传统道德规范。但是，作者对夏自花的批判明显要少于辛起。对夏自花作者更多是同情，将她塑造成一个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需要疗救的病人；对辛起作者主要突出其拜金主义，虽然作品后面让她有所觉醒，但只是行动上的转变，而非思想上的反思。作者对两个人物的好恶程度之别，表面好似是对爱与欲望的区分，但实际上却暗含着一种“富人认同”心理：肯定经济独立的夏自花，认为她作为第三者是出于爱；否定低收入的辛起，认为她因为拜金主义而选择成为第三者。但是无论夏自花还是辛起，在作者笔下都没有作为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应该有的罪感和耻感。作者对夏自花和辛起的区分，体现出作者将现代女性亲密关系的动机过于二元对立，绝对化了经济基础或纯爱在现代亲密关系中的作用，没有认识到人是欲望的复合体，金钱、性、爱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交错存在；作者将夏自花和辛起的等同，体现了作者把现代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心理过于一元化，简化了拜金与负罪这一矛盾关系对她们的影响，没有认识到作为主体的人，她们在这种不名誉的关系中并非没有罪感和耻感。再次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的伦理并非对传统道德秩序的完全颠覆，这是客观认识现代女性亲密关系的关键所在。
这种只关注“现象”，没有思想深度的描写，也体现在作者对“姐妹情谊”这种亲密关系的再现中。《暂坐》中创造了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乌托邦式姐妹情谊共同体，姐妹情深、互帮互助。小说中体现这一姐妹情谊的突出例子，是姐妹们轮流照顾病床上的夏自花，夏自花离世后又帮她办理后事，照顾她的母亲和儿子。小说中当然也表现了人物之间的各种算计和矛盾，如严念慈和应丽后之间经济上的纠葛、向其语的多嘴多舌，但是这种不和谐中总有一个姐妹情谊的代表人物海若来化解各种矛盾。作者让海若成为一个完全工具性、利他性的人物，她代表了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最高理想。所以，作者虽然写到姐妹之间的小矛盾，但总体上仍旧是将这种亲密关系乌托邦化。作者要将这种以“信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拔高为现代女性交往的理想方式，并没有看到是什么促生了这种交往方式及其后面隐含的现代伦理规则及其缺陷。
首先，姐妹情谊这种强调群体忽视个体的亲密关系并不是理想的交往模式。雅斯贝尔斯对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有深入的认识：“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的人不再是他自己的孤立的自我。个人融化在群众中，不复是在他单独自处时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个人在群众中成为孤立的原子，他个人对存在的追求被牺牲掉了，因为某种虚构的一般品质占据了支配地位。”在这种虚构的“姐妹情谊”中，每个人都是群体式的存在。在这种认识前提下，《暂坐》中的女性人物呈现出的客观效果是除了海若，其他人物形象模糊，没有特征可言。一部《暂坐》，只有女性的群像，没有女性的个体形象。
其次，作者美化的姐妹情谊，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信任观念催生下的虚伪友谊共同体。《暂坐》中这种基于信任的姐妹情谊突然开始、戛然而止。作者没有交代她们因何共同爱好或观念结成友谊，而是突出相识的不经意性：因“暂坐”茶庄这个“空间”而结缘。查尔斯·泰勒指出：“一种凭直觉就能理解的那种共同空间，是人们因着某种目的而聚到一起而设立的，可能是为了亲密的交谈，或者在更大规模的公开的、特意安排的集会，一种礼仪，一个庆祝活动，或者令人愉快的足球赛或者歌剧。”“暂坐”茶庄就是这样一个供姐妹们交谈、集会的有明确目的性的公共空间。这种空间只有吃、喝、闲谈，没有思想交流，姐妹们聚在这里有明确的现实目的。在这一空间中，“朋友”这一词的所指范围被极度扩大，来的都是客，大家都是朋友。安东尼·吉登斯的如下描述是这种朋友关系的精确描述：“‘朋友’的对应词不再是‘敌人’，甚至也不是‘陌生人’；相反，它的对应词是‘熟人’、‘同事’，或‘某个我不认识的人’。”俄罗斯美女伊娃一来到茶庄就跟大家亲如姐妹、打成一团的描写是这种“熟人即朋友”的突出表现。
而“信任”这一维持《暂坐》中姐妹情谊关系的关键也有其额外的含义。作品中向秀丽因信任严念初而借钱给他人，但同时收取高额利息；姐妹间看似亲密无间，但对各自的秘密守口如瓶，交往多年甚至不知对方是否结过婚。这看似是一种尊重个体隐私的现代交往模式，实际上更加体现的是她们交往之间的工具性本质：只是交际，而非交往。在这种关系中，关于交往的信任关系内涵已经发生改变，“信任”不再基于真诚和荣誉原则。相反，“信任”成了一个借口和一种基本手段，在于把“朋友”变成对自己“有用”的人。《暂坐》结尾因海若的被调查而分崩离析的姐妹情谊乌托邦就是这种有用性交往的写照。这与作者正面宣扬的姐妹情谊理想情景大相径庭，虽然这种结局也蕴含着作者“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传统朴素思想，但仍旧掩藏不了他将现代女性之间的交往模式浅表化、理想化的思想局限。
现代性的亲密关系并不如作者想象的完全是一种独立、自由的选择，它还包含了主体选择的无奈和苟且，并不都是决然的、一无所顾的选择，同时必然有压力、负罪等情感状态。而被拔高的姐妹情谊式信任关系，不是作者正面描写的情深“现象”，而是支撑这种现象的“信任”所蕴含的伦理本质，才是现代性的真正体现所在。
五、空间、记忆与自我认同
《暂坐》想象现代女性的方式之一是让她们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如果说“暂坐”茶庄是她们的共同空间，小说中人物加地点的安排表明作品中的女性也有放置自己身体和心灵的私人空间。占有空间，是作者表现现代女性主体身份的着力之处。然而，与此同时作者却隔断了现代女性与时间的关系，让她们没有记忆或者怯于回忆过去，即便有所记忆，也总是关于空间而非时间的记忆。这就将她们变成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只有行动没有反思、缺乏自我认知的单薄个体。
占有空间是确立女性主体的重要基础，《暂坐》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再现其作品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暂坐”茶庄上下两层的区分，突出维系生存的经济空间与寻找自我的精神空间在确立女性主体方面两者不可缺一的关系。然而，相对于经济空间的确定，《暂坐》中女性的精神空间表现出一种虚空。作者在全力渲染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如何占有现实空间时，她们的精神空间却是封闭的。
《暂坐》中关于女性人物的塑造最突出的是她们的行动。她们总是不停走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她们总是处于一种忙碌状态，忙于购物、忙于吃饭、忙于为别人解决困难。空间于她们而言只是一个栖身之所，而不是一个静下来反思自我的场所。她们看似占有各种空间，但完全是一种现实层面的占有和支配，而不是一个象征思想和记忆的抽象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暂坐》中作者赋予女性的空间是一种现实意义上功能性的空间，将空间物化，将空间与经济能力相联系。
但占有实体的空间并没有赋予《暂坐》中的女性独立的人格和主体身份。她们的主体性处于以弈光为代表的文化权力、以官员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她们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思想上寄生于弈光这样的文化权力及其联系着的政治权力。海若占有“暂坐”茶庄这一空间，是通过弈光的关系获得的，而政治权力最终影响了它的去向。情感上她们都或多或少与弈光这样一个收集女人发丝的“有名”男性保持暧昧关系，为弈光究竟与谁更加亲密风言风语，连海若这个居士型大姐也被描写成一个面对着镜子揣摩自己的身体、半夜三更等待弈光电话的女人。她们与弈光之间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弈光意淫她们的身体，她们消费弈光的名气。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这帮看似独立的女性实际上很市侩，生存主义独占了她们的思想。所以，《暂坐》中作者以赞美的笔调描绘的现代女性实际上是物化的、没有自我的女性群体。
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幅干枯、单薄的女性群像，在于作者过于偏重空间，而忽略了时间在女性自我认同中的重要意义。作者在《暂坐》中急于展现一个有丰富和厚重文化的西京城空间，他以空间为前提，将他的女性人物镶嵌于其间，将她们变成参观整座西京城的导游。所以，《暂坐》是在展示西京城这个代表了传统文化的空间，而不是重点塑造空间中的人。其间还夹杂着作者的各种好古趣味，对每一件物、每一种当地小吃事无巨细详加解说。在这种意义上，认为《暂坐》表现了作者的现代性焦虑是过于拔高的理解，作者实质上是以一种闲适的笔调描写他熟悉的西京城这一特定空间，人物只是陪衬，所以也就无所谓在她们是否具有真正的主体性上下功夫。
《暂坐》中的女性之所以没有真正占有空间，还因为作者割裂了她们对时间的占有。她们没有回忆，所有记忆都是关于空间的记忆，如人物之一的陆以可关于父亲的回忆与西京这座城联系在一起，她之所以留在这座城，是因为她认为父亲的魂魄游荡在这座城里。这里鬼魂的出场实际上是简化时间记忆的一种方式，把对父亲的记忆幻化为鬼魂，也就省去了关于父亲的理性回忆。记忆与回忆是建立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构成部分，选择何种记忆与回忆代表着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陆以可的回忆赋予她一种个体身份，她是女儿，她存在于一种基于亲缘关系的身份中。然而，《暂坐》中这种记忆与回忆过少，作者将他的人物简化为没有过去的人，没有过去也就没有反思。
《暂坐》中的女性人物都隐瞒自己的过去。她们都只保留着现时身处西京城的空间记忆，而没有时间的记忆。这是因为作者让她们只拥有现在的身份，而不愿意提及过去的身份，如女儿、母亲、妻子以及不太光彩的第三者身份。她们都被塑造成积极进取的现代女性，只追求生存的富裕。但是这种隔断时间记忆的认知必将呈现一个没有反思性的自我。
关于记忆与身份、回忆与反思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在研究华兹华斯关于回忆的诗作时指出：“回忆对华兹华斯来说首先意味着反思性，在时间的河流中自我观察，回望自己，自我的分裂，化身双重的自我。”通过消解时间的记忆，《暂坐》为其人物建构了“现在”与“当下”的身份，以及没有反思精神的自我。这种没有反思既体现在不能肯定自己的女性身份，也体现在不能承认自己的罪责。前者的代表是被作者赋予了有明确自我认知的海若，后者的代表是夏自花和辛起。海若对弈光的迷恋、对自己身体和性别的认知体现出一种自卑感，“恨自己不能雌雄同体”（第179页）；夏自花和辛起作为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没有真正的罪感意识，只有耻感促使下的掩盖和借口。所有人物的选择性失忆，实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过去自我的逃避，对责任的逃避。作者只是让她们借助外在的东西平复焦虑，海若寻求宗教的慰藉，夏自花在医院用现代医疗手段既治疗自己的身体，同时拯救自己的灵魂，而辛起却是逃避到一个完全崭新的异国空间，去建构新的身份。
可以说，《暂坐》中的空间是作者设置的工具化的空间。空间而非空间中的人是作者最在意的部分，作者借空间并非完全表达其关于现代性的焦虑，而是倾向于以一种闲适的姿态展示他复古主义的审美。他的人物占有现实空间，但不具备心灵空间。因为隔断了空间尤其是时间的记忆，《暂坐》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缺乏反思精神的自我。
六、关于现代性：是否跳高了一厘米
回到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在现代性这一问题上，与《废都》时期相比，作者在《暂坐》中的认识是否实现了其在后序中提出的“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的目标？《暂坐》借身份、身体、消费、亲密关系以及空间再现了一个想象性的现代女性景观。之所以用景观一词，是因为人物形象的模糊、符号化、观念化以及蕴含思想的浅表化。《暂坐》承袭了《废都》的好古与自恋，却也超越了故作姿态的颓废。从根本上说，《暂坐》是一部经验性而非思想性的作品，它再现了一个不具深度的现代想象。对于是否实现了一厘米的跨越这一问题，窃以为这种尝试的精神就是一厘米的跨越。至于关于现代性的再现和反思，作者仍需就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注释：
①张法：《〈废都〉：多滋味的成败》，《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②③李建军：《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
④贾平凹：《暂坐》，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76页。文中对《暂坐》一书的引用均来自此版本，以下不一一标注。
⑤[美]芮塔·菲尔斯基著，陈琳译：《现代性的性别》，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第134页、第134页、第27页。
⑥⑦[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第123页。
⑧贾平凹、韩鲁华：《别样时代女性生命情态风景——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访谈》，《小说评论》2005年第5期。
⑨⑩[法]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著，朱刚译：《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页、第94页。
⑪[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⑫[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林曼红译：《现代社会想象》，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⑬[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⑭[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