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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尽管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刻影响，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深刻变化，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信念、信心、情感等情绪因素对国家宏观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需要科学把握情绪价值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社会情绪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改善社会预期，增强投资和消费信心。
情绪介入经济决策是一种客观存在
情绪是意识的情感表现，是一种包含生理反应、表情行为和内心体验等成分的适应环境的快速反应机制。经济学对情绪介入决策的研究经历了肯定—否定—肯定的过程。古典经济学把情绪和情感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把同情心和利己心作为人类决策和行动的动力。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认为经济决策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在约束条件下获得效用最大化，从而排除了同情、内疚、愉悦等情感因素对经济决策的参与。行为经济学提出有限理性、偏好不一致和有限自控等假设，将情绪作为现实经济分析中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神经经济学运用脑成像技术证实了有限理性行为人基本假设与情绪的相关性，揭示了情绪与经济决策相互作用的机制。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研究了在股票、债券以及房地产市场中，由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引起的投机性泡沫及其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在经济活动中，个体情绪、群体心理、社会心态等对投资和消费等经济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乐观和悲观等情绪影响预期和信心，进而影响企业家投资和宏观经济。近年来，在金融市场中，流动性陷阱、羊群效应、资产与房地产泡沫、金融传染病等现象，都与投资者情绪特别是与偏离经济基本面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相关。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和挑战，中央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地出台了系列举措，充分肯定了经济主体的情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彰显了国家对情绪介入经济决策的充分认识和对情绪价值的高度重视。
现代经济体系中蕴含着巨大的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理论，来源于营销学和经济学领域。2001年美国学者杰弗里·贝利从顾客与品牌企业之间的关系营销视角出发，提出了“情绪价值”这一概念，指顾客感知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是经济主体情感产生、交流与传递的重要途径，其中的情绪价值深刻影响着特定产品、服务、企业或品牌的前景，是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截至2024年1月14日，天眼查专利数据显示，我国与“情绪”相关的专利申请达到3342项，表明业界越来越重视对情绪价值的挖掘。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统计显示，全球Z世代（1995—2009出生的人群）占世界总人口的32%，成为数量最多的一代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的Z世代人口总数超过2.64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9%，开销占到全国家庭总开支的13%，消费增速远超其他年龄层，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正在影响甚至塑造着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
Z世代的消费已不单为了获取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更是被扩大社交圈、自我愉悦和探索存在这些深层次情感诉求所驱动。近年来，这个群体的“情绪”表达引领着新消费和新经济的走向。比如“国潮经济”，2022年新华网联合得物APP发布《国潮品牌年轻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全行业国潮品牌消费中“90后”“00后”贡献了74%份额；比如“解压经济”，淘宝天猫的解压类玩具销量快速提升、各种线下解压消费场景日渐火爆，修驴蹄、切香皂等“云解压”短视频播放量过亿，迎合着Z世代的生活方式；比如“上门经济”，随着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上门代厨”“上门喂养”“上门收纳”等成为新潮流。2023年，新晋网络热词“多巴胺”成了各大品牌的“流量密码”，反映出消费者在情绪释放、压力缓解，以及对积极情绪的潜在需求。
与此同时，面对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形势，以及内部发展中的不少问题和短板，社会负面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物价、房价、医疗、教育、养老……一些年轻人正在负重前行。网友们自嘲的“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隐形贫困人口”等，能够成为网络热词引起广泛共鸣的背后，是社会负面情绪在扩散。悲观的社会情绪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热情，进而消解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完善情绪治理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什么时候没有困难？一个一个过，年年过、年年好，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都是这样。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我国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要进一步增强信心和底气，完善情绪治理，挖掘情绪价值，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形成稳定的、符合经济基本面与长期发展趋势的市场乐观预期，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塑强正向预期，通过舆论引导，向全社会充分展示强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宏观政策空间充足等发展优势，讲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讲透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引导社会各界形成“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共识。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要做好经济政策的解读工作，及时回应市场诉求和民营企业隐忧，做好市场预期引导。同时，要对“唱衰中国”的论调开展舆论斗争，对一些失实、错误、臆测、攻击的言论，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防止其引发市场非理性反应，造成市场预期的波动。
完善信息生产和传播机制。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经济主体会基于各自获得的信息，学习、解读政策含义，形成对政策影响的预期，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最优决策，从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越精准和确定，其主观风险感受就越低，对消费或者投资就更加有信心。要加强经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面向所有企业和个人的公共信息；加强信息生产和传播机制的政府监管能力建设，保障经济主体获取私有信息的公平公正；规范经济系统信息发布内容和形式的标准，保障中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信息的获取能力；严厉查处统计造假行为，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缩小宏观经济数据与老百姓直观感受的“温差”，提升经济信息公信力。
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孕育积极情绪价值的源头。当前国际国内发展进入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时期，人口结构、产业格局等加速变化，百姓增收、民生改善等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社会历来有“生于忧患”“勤俭持家”的文化传统，在不确定性面前具有压缩开支、抑制消费的普遍倾向。只有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项一项解民忧，一件一件办实事，增强经济发展中的“民生含量”，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免除低、中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扩大消费和投资，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需支撑。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