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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沅陵的人，莫不为沅陵的自然之美所陶醉。武陵、雪峰逶迤而至，沅水、酉水穿境而过。沈从文称她为“第二故乡”，林则徐为她写出“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的佳句。战国古郡、西汉县治，屈大夫放逐行吟、马援马革裹尸、王阳明虎溪布道……数千年历史在这里留下深刻的印记，为秀丽的山水增添几分厚重。但沅陵的魅力还远远不止这些。史学家林河先生说：沅陵是一本中国通史。黄永玉先生说：沅陵，可能是东方的金字塔。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沅陵这块神奇的土地，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神秘？让我们一起解读。
历史之谜：沅陵的历史到底有多长
南北朝时，武陵人黄闵曾撰写过一本《沅陵记》，书中详述了沅陵的人文、地理和世俗风貌。只可惜这本书早已佚失，只在《元和郡县志》等方志中留下“两岸素山，崖石如批雪，寒松如插翠”的少许文字，这让沅陵的历史变得有些模糊。
高庙遗址出土的有凤鸟图案的白陶。
据田野考古发现，距今约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沅陵所在的沅水流域就有古人类存在。地处沅水上游的新石器时期的高庙遗址，更是证明了沅水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期高庙文化与晚期高庙文化可能就是远古人文始祖伏羲和炎帝族群的遗存。关于炎帝部族的发祥地，史学界历来有“北方说”和“南方说”，炎帝的传说的确也遍及南北，这是炎帝代表的南方稻作文明向北方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南方考古发现证明，炎帝部族发端于今天湖南的南部，包括沅水资水的上游，然后逐步向东、向南、向西，经汉水流域向北发展的。这就佐证了晋代史学家习凿齿，在其《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中曾明确指出：“神农生于黔中”的结论。上古的沅陵不仅曾经是炎帝部落繁衍生息的区域，还是炎帝部落向北发展的重要节点，是中华始祖神农氏的祖居地。
近现代对湘西地区偏僻、封闭的认知也是基于现代地理、行政区划和交通条件而形成的误解，因为选择“择水而居”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河流能满足人类生存需要，更能满足早期人类的交通需求。事实上，水上交通直到近代才开始衰落，所以，在上古直到明清，有着沅水、酉水两大“黄金水道”的沅陵是地道的交通发达地区，其地理位置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和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源头和枢纽意义。从这一角度来推测，沅陵的历史很可能就是与中华文明同步成长的历史。
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简。
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的沅陵侯吴阳印章。
翻开《沅陵县志》，沅陵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始于汉高祖五年，即前公元前202年。当时，天下初定的西汉推行了一套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国家行政制度。除20个分封国之外，在全国共设置十三州，83郡，1317个县，沅陵县属荆州的武陵郡。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沅陵又成为长沙王吴臣之子，第一代沅陵侯吴阳的封地。但在西汉之前，沅陵作为行政实体存在的历史到底要追溯到什么时候，目前尚无法确定。考虑到“汉承秦制”，而秦王朝统治不过短短十二年，而早在战国时期，沅陵所在的黔中郡就是秦楚两国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那么，沅陵成为地方行政中心的时间应该不晚于春秋时期。
《禹贡》云：“荆及衡阳惟荆州。”古荆州大抵包括了今湖北、湖南两省范围，沅陵及湘西各县追溯早期历史，基本上引述《禹贡》的说法。但《禹贡》中的“九州”只是中国早期的一个地理区划概念，一开始并不具备行政建制意义。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沅陵在夏、商、周时期存在过行政实体的历史记载，湘西地区最早出现的有记载的行政建制是战国时期设立的楚国黔中郡。《战国策.楚策》载苏秦说楚威王：“楚西地有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泾汾之地，地方千里。”以沅陵的地理位置，综合多种史料判断，早期的黔中郡郡址就在沅陵（或曾经在沅陵），这就说明至少在公元前339年的战国，甚至是更早的春秋时期，沅陵就已经作为行政建制实体而存在，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沅陵或许是中国最早建立行政实体的地方之一。
那么，历史上中原王朝为什么视湘西地区为“南蛮”“五溪蛮”呢？是因为湘西地区先民多是上古在中原与黄帝部落产生冲突而退居西南的炎帝部落和三苗部族的后人，或因骨子里彪悍不羁，或因北方政权因动荡无暇南顾，这里的先民一直没有真正归顺北方政权。战国时期，秦楚两国在这里反复厮杀，楚亡秦崩之后，从西汉到三国，五溪酋领田强，五溪精夫相单程、土著人詹山等多次起兵反抗，屡遭朝廷镇压，兵燹不断。沅陵所处的湘西地区社会发展才逐渐开始滞后，被视为蛮荒之地。到了隋朝，隋文帝以“沅陵郡多杂蛮左，其僻处山居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隋书 地理志》)，于是废沅陵郡，“置辰州以处蛮”。沅陵自此就有了“辰州”称谓。千年辰州，发端于此。所谓“南蛮”更多是污名化的结果。
地名之谜：沅陵为什么叫沅陵
沅陵为什么叫“沅陵”一直没有定论。通常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沅陵以沅水得名，释“陵”义为土山，意为“沅水边的高地”；二是认为沅水是因“陵”而得名，释“陵”为陵墓，推测沅陵有诸侯王或上古部落首领的陵墓。各地带“陵”字的地名大多存在类似争议，因缺少系统性考证，不乏戏说与杜撰。
要弄清沅陵的地名的来历，首先要了解“沅”和“陵”两个字的形与义的演变，以及“沅陵”地名与“沅水”的关系。历史上，关于沅水最早的文字记录来自在安徽发现的楚国《鄂君启舟节》。鄂君启舟节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记录了公元前323年楚国的一支商船队，从鄂城（一说南阳）出发，沿汉水、长江，抵达湘、资、 沅、澧流域的事实。舟节上的“沅水”其“沅”字已经带有三点水的偏旁。但有证据表明最初“沅陵”实际上最一开始是叫“元陵”，“元”字没有三点水，这基本可以证明“沅陵”并非因沅水而得名，“沅水”倒是可能因“元陵”而得名。如此一来，“沅陵”意为“沅水边的高地”的说法就站不住脚。况且，沅陵是多山之地，沅水即穿行于武陵与雪峰两大山系之间，山是寻常之境，以水边高地、土山命名沅陵有悖常理。传统上，以河流为地标作地方名的多是依据栖息地与河流位置关系冠以或“阳”或“阴”，如“淮阳”“澧阳”“湘阴”“江阴”之类。以“沅水边的高地”命名“沅陵”不合常理。
“陵”始见周金文，从阜从夌。阜指大土山；夌，意为攀越，合起来是“攀越大土山”的意思，引申为“登上、升”之义，后为“帝王的坟墓”专用，有“专用的升天通道（之处）”的意思。春秋时“陵”一般用为人名和地名，并没有作为“山阜”的用法。可见在这一时期“陵”基本上没有泛指“大山”或“丘陵”意思。因为“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古人也没必要以“陵”代“山”。目前我们知道的带“陵”的地名大多源于春秋，这一时期地名中出现的“陵”我们可以推断就是大墓的封土堆。在诸侯王的墓葬上加增封土堆的习俗正是兴起于春秋时期。殷周时期的墓葬是没有坟丘的，《易·系辞传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如此，春秋时期出现大量带“陵”的地名就不难理解，基本上可以断定大多与诸侯王、氏族部落领袖的墓葬有关，只不过因年代久远，真相不明罢了。从西汉开始“陵”几乎就成了帝王墓葬的专用词，后世也就把上古的女娲、伏羲、蚩尤、黄帝、炎帝的墓葬地都称作“陵”了。
“沅陵”这一地名最早也是来自春秋时期，那么它可能与谁的墓葬有关系呢？答案是蚩尤。
蚩尤像。
蚩尤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最崇敬的先祖。《史记》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中国古代典籍多受“成王败寇”正史观的影响，蚩尤被妖魔化，被视为犯上作乱的暴徒。但蚩尤、炎帝、黄帝，都是华夏上古部族集团的首领，是中华始祖，是古天子。黄帝与蚩尤之战只是上古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龙鱼河图》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这说明蚩尤属下的八十一个部落或是华夏文明中最早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部族。所以虽然在部落战争中失败，在东汉之前，蚩尤仍然被后世尊为“武神”，受到统治者的膜拜。《史记.封禅书》提及秦始皇东巡“三曰主兵，祠蚩尤。”《高祖本纪》言刘邦出兵征伐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就是证明。
有研究表明，蚩尤的三苗部族很可能发端于沅水中上游，与炎帝部族有着某种联系，其势力曾经一度扩张到广大的北方地域。涿鹿之战后，在不断遭受北方以黄帝部落为主的北方部落联盟的打击下，开始向南艰难迁徙。流传于湘西、贵州苗家聚集地的《苗族古歌》隐晦地记录了这一过程。而蚩尤部族最后的栖息地正是今天的武陵山区。
关于武陵山的名称来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一些研究者倾于“武陵”与蚩尤陵墓有关。蚩尤死后其部族在向西南迁徙时带回了他的部分躯体，葬在他们最后栖身的大山之上，因其是“武神”，故取名“武陵山”。
沅陵地处武陵山区，素有“西南锁钥”之称，是蚩尤部落曾经的栖息地。我们有理由推测蚩尤就是或者曾经是蚩尤的归葬之地。有证据表明，前面提及“沅陵”的“沅”最初是“元”。很多人依据“元”的引申意义，将“元”解读为“第一”“为首”，但“元”的本意其实是人的“头颅”，与“首”同义，其它的意义都是后来的引申。相传蚩尤死后被肢解，故南北各地有多处“蚩尤陵”，这些陵墓埋葬着蚩尤不同的身体部位。但无论是文献和传说都没有提及蚩尤的头颅的下落。古人迷信头颅是承载人的灵魂，因此，蚩尤的族人应该带着他头颅向南迁徙，这种带着先人遗骨（尤其是头骨）迁徙的行为符合其民族的习俗。在进入西南之前，蚩尤的头骨则被秘密葬于武陵山脉的今沅陵境内，谓之“元陵”。又据此将“元陵”附近的河流命名为“元水”，后来根据形声添加了“三点水”的偏旁。久而久之，“元陵”也就演变成今天的“沅陵”。在里耶出土的秦简中可以发现，即便到了秦朝，涉及沅陵地名的文字，仍然可以看到“元陵”与“沅陵”并用的现象。
那么，埋葬着蚩尤头颅的陵墓又在哪里？这个谜团恐怕永远无解。随着北方政权对三苗集团进一步的挤压，蚩尤的后人离开沅陵，继续向西南迁徙，进入了武陵山更深、更偏僻的腹地，他们是否迁走了蚩尤的头颅，无从知晓。酉水的中上游，在离发现秦简的里耶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迁陵”，它的存在不免让我们对蚩尤头颅最后的归宿浮想联翩。
秦楚黔中郡之谜
如果你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今日的省会长沙对于沅陵人来说是有点偏僻的。因为那时的长沙皆属楚黔中郡，而传说中黔中郡的行政中心是在沅陵，这一结论有点烧脑，但确是真的。
秦黔中郡郡址。
黔中郡是否存在和郡址到底在哪里，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史学界的说法不一，争议很大，几乎没有定论。争论主要集中在：黔中郡郡治的位置和黔中郡存在的时间等等。有“沅陵说”“临沅说”“黔城说”“溆浦说”等。但有较多文字记载还是“沅陵说”。
唐代《史记正义.苏秦传》载：“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也”，《元和郡县志.江南道》载：“秦黔中郡故郡城在县（沅陵）西二十里”，《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西二十里”。按理说有如此明确的文字记载，做实“黔中郡郡址在沅陵”的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建郡的时间较长，历史记载不甚详实，各地地方志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且到目前为止，田野考古没有发现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的黔中郡郡址遗存，加上战国末期，秦楚两国在很长时间里反复争夺黔中郡，黔中郡的郡址很可能随着战争进程发生过变更，有可能曾经迁移至溆浦或黔城，但变更的起点也应始于沅陵。《史记正义.苏秦传》《元和郡县志.江南道》《括地志》都说黔中郡在沅陵西，并且有指出明确的里程。说明黔中郡郡址在沅陵或曾经在沅陵事实是有史实根据的。司马错攻打黔中郡是经酉水入沅陵，沿沅水而上的。这一地区考古发现的秦人、巴人的墓葬和秦国兵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史记正义》《元和郡县志》《括地志》所提到的“沅陵”应该是指当时沅陵县的治所。而有证据表明，沅陵最初的县城并不是现在的位置，而是在今太常窑头附近。而窑头村离今天的沅陵县城差不多就是二十里左右，窑头遗址也因此被很多专家认为是楚黔中郡的遗址。但窑头更像是沅陵最初的县城治所。以此推断，黔中郡应在里窑头二十里左右的沅水上游（今沅陵盘古乡附近或泸溪境内），因为这里正是传说中盘瓠之后居住的地方，当然这样推断尚无考古证明。考虑当时沅陵实际管辖的地域远大于今天，黔中郡在沅陵一说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著名的学者林河、考古学家贺刚的认同。
认为黔中郡在常德的说法来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沅水又东迳临沅县南，县南临沅水，因以为名……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临沅，即西汉临沅县，位置大约在今天常德市西斗姆湖、长茅岭一带。如果仔细分析，这一记载其实只是说明了临沅属武陵郡治下，而武陵郡在战国时就是楚黔中郡的地望，并不是说黔中郡址就在常德。前面说到，黔中郡是秦楚两国曾经反复争夺的地方，属战略要地，有楚军精锐把守。从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出陇西，经巴中，沿乌江、酉水直下攻打黔中郡的线路来看，黔中郡的郡址应该一直在沅水中上游。常德地势平坦，易攻难守，离楚国都城郢较近，并不适合作为拱卫楚国西南黔中郡的郡址。
黔中郡是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的秦朝三十六郡之一，但里耶出土的秦简的记载里却出现了一个未见诸任何史书的“洞庭郡”。也就是说，秦朝三十六郡里没有黔中郡，而取代黔中郡的应该是洞庭郡，有学者据此否定了黔中郡的存在。其实洞庭郡的存在与之前黔中郡的存在没有任何冲突。虽然见于史载的楚黔中郡是在公元前339年，但可以肯定，楚黔中郡存在的时间应该会更早一些。战国秦楚战争时期，黔中郡几经易手，朝秦暮楚，都叫黔中郡，秦朝从立国到崩溃不过十二年，期间，六国势力一直在图谋复国，几乎相当是一个“后战国时期”，将改黔中郡改为洞庭郡的时间应该很短，司马迁出现记录错误也在所难免。所以即使有洞庭郡的存在，也不能否定黔中郡曾经在沅陵的存在。
水路三千里，上下五千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沅陵一直是大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与文化传承，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和神奇传说，更是给这块已开始飞速发展的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正是沅陵巨大的魅力所在。（周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