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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风物书写与北京地图
——以《四世同堂》为例
文/林峥
摘 要：文章以老舍《四世同堂》为例，对比其不同中英文版本，探讨作家笔下以公园为主体的看似“闲笔”的风物描写，如何在小说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情节、揭示主旨的作用，并重构了老舍整体的文学地图。老舍的北京文学地图，并非只囿于北京某个具体的生活区域，如一条胡同、一间茶馆、一个大杂院。在创作于北平沦陷时期的《四世同堂》中，作家有意将胡同——四合院的空间伦理推到战争的背景下，呈现封闭性的空间如何被打破，向公园等四合院外的天地敞开，以祁家为代表的胡同居民开始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更广大的城市公共空间，这一逻辑在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创作《茶馆》与《龙须沟》中亦一以贯之。
关键词：老舍；《四世同堂》；风物书写；公园；北京地图
一
公园并非自然的风景，北京公园系由清代皇家园林坛庙改建开放而成，是一种模拟自然的人文景观，并因其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历史、美学意义而独具内涵。中国的园林传统源远流长，包括皇室贵族和士大夫在内的文化特权阶层，发展出了成熟而精巧的园林美学趣味。正如宗白华所言，自晋以来，中国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①园林即以一种人工模拟自然的方式，投射了士大夫的山水田园审美。而北京的皇家园林，又兼有江南园林的幽美与北方园林的大气。自1914年起，民国成立京都市政公所，发起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先后将社稷坛（中央公园，又曾更名为中山公园）、先农坛（初名先农坛公园，后更名城南公园）、天坛、太庙（和平公园）、地坛（初名京兆公园，后更名市民公园）、北海、颐和园、景山和中南海等改造为公园，向民众开放。②在清代，它们曾是皇权的象征；民国时期，其寄寓了民国主权与启蒙理想；北平沦陷后，公园空间又被日本侵略者占据。公园折射了晚清自民国政权的更迭、历史的变迁。笔者通过具体考察老舍《四世同堂》这一创作于北平沦陷时期的代表作，对比不同版本，探讨作家笔下以公园为主体的看似“闲笔”的风物描写，如何在小说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情节、揭示主旨的作用，并重构了老舍整体的北京文学地图。
陈平原在《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小说》一文中，曾特别将张恨水与老舍笔下的北京相比较，指出作为外地人、通俗作家的张恨水与作为本地人、新文学家的老舍，因其创作立场、发表载体、拟想读者等不同，二者所绘制的“北京文学地图”有异：“前者喜欢游览公园及名胜，后者则深入小巷深处平常人家的日常生活”“注重局部深描的，必定侧重时间性（历史性）；希望勾勒整体轮廓的，强调的是空间感”。③这也是我们对于老舍与张恨水的普遍印象。张恨水系新闻记者出身，他的大部分连载小说又是写给外地读者看的，带有旅游指南、风景游记的性质，因此常有意识地借助主人公的视角带领读者游览北京的风景名胜。而老舍作为本土北京人，写本土北京人的故事，正如他在《四世同堂》所言：“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④在传统的认知里，老舍的文学地图往往聚焦于北京某个具体的生活区域，如一条小羊圈胡同、一间茶馆、一个龙须沟大杂院，走马观花式的游历体验、整体性的空间呈现在老舍的北京叙事中是缺席的。本文则将通过对老舍《四世同堂》的细读，指出老舍的北京文学地图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其并不局限于小羊圈胡同的四合院小天地，而是向小羊圈之外的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打开，以重新审视老舍的北京空间叙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四世同堂》的版本颇具代表性。就本文所涉及的段落而言，我认为马小弥的译文最为隽永、洗练，也最贴合老舍的文风、流传最广。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采用百花文艺1985年的版本，并与其他中英文版本进行对比，考察其间以公园名胜为代表的风景书写的异同。
二
老舍《四世同堂》作于抗战时期，作家实际上是在借此创作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其浸淫于斯的、精致却“过熟”的老北京文化/传统中国文化走到了这一步。“四世同堂”既是家族伦理，也是一种空间伦理，“四世同堂”所对应的是传统的北京胡同——四合院形制。北京的胡同源自元大都的棋盘式街巷，四合院为胡同之间营建的住宅，是一个向内（包括形制上和理念上）的封闭式空间，建筑格局讲究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儒家礼制传统。邓云乡曾谈道：“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合，贵在其敞。合便于保存自我的天地；敞则更容易观赏广阔的空间，视野更大，无坐井观天之弊。”⑤小羊圈胡同的祁家虽不算严格的四合院形制，其住宅布局却完全遵循了四合院所内化的儒家伦理。⑥正如开篇祁老人敝帚自珍的自得，“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⑦，而《四世同堂》全书写的却恰恰是这种四合院——北平城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战争面前如何被打碎。不仅“四世同堂”的太平梦想岌岌可危，而且胡同——四合院的封闭空间——也被迫向外部的世界和时代打开。若对《四世同堂》进行文本细读，会意外地发现，以公园为代表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书中占有不小的篇幅，且与小羊圈胡同的四合院空间相互补益，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和文化隐喻。
公园对于《四世同堂》的北平人而言，意味着太平年月的美好记忆。老舍在书中有两处浓墨重彩对北平节气的描写，一处是北平的中秋，一处是北平的夏，公园都是其中构成北平所独有的闲适日常趣味的重要组成。“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丰台开始为公园的菊展选送秋菊，“同时，像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甸，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荷花久已残败，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⑧“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北平市民“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的吃半天茶，咂几块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宝荷叶粥”。⑨当祁家老三瑞全决定离开北平投奔革命的时候，他喝了酒，站在槐树的阴影下，眼前像走马灯般闪过象征着北平太平年月的画面，有煤市街的戏园，有东安市场的电影院，还有“北海水上的小艇，在灯影与荷叶中摇荡；中山公园中的古柏下坐着，走着，摩登的士女”，突然一阵凉风吹走了瑞全的幻影，他侧耳倾听，北平一片死寂：“北平是在悲泣！”⑩而当瑞全成为地下工作者后重返北平，一看见天安门，就心跳加快，备受感动，“他真愿意去看看中山公园与太庙，不是为玩耍，而是为看看那些建筑，花木，是否都还存在”{11}，公园象征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秩序。
老舍的文字通常含蓄蕴藉，但《四世同堂》中为表现日本侵略者对北平/中国的侮辱与伤害，老舍选择公园为核心意象，以一种饱蘸感情色彩的笔墨赋予其直白的寓意。由于北京公园所负载的历史文化与景观意象，公园与民国北京之间遂形成一种独特的联系，北京是中国的缩影，而公园是北京的缩影。作家借“中国通”英人富善先生之口表示：“北平本身就是一朵大花，紫禁城和三海是花心，其余的地方是花瓣和花萼，北海的白塔是挺入天空的雄蕊！它本身就是一朵花，况且它到处还有树与花草呢！”{12}北平作为花/花园的意象，无论是在民国时期的国人还是在西人笔下都很常见，而这朵花正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三海、天坛、中山公园等空间所体现的北平作为八百年古都曾特有的稳定、平和的气质，与时代的剧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出北平沦陷的创伤与耻辱。
北平沦陷对于公园的影响不仅停留在隐喻的层面，其物质空间也实实在在地被占有，老舍自觉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前文谈到老舍渲染北平的中秋与夏日，其本质皆在以往日的祥和衬托今日的动荡。中秋有祁老人买兔儿爷的经典场景，而沦陷后的整个夏季，祁家长孙瑞宣的心都浸渍在愁苦中，尤其是星期天，因为孩子们吵着想上公园、万牲园玩耍，“他没法拒绝小儿女们的要求，可是也知道：公园，北海，天坛，万牲园，在星期日，完全是日本人的世界”，日本的男子、妇人带着孩子，“成群打伙的去到各处公园，占据着风景或花木最好的地方，表现他们的侵略力量。他们都带着酒，酒使小人物觉得伟大。酒后，他们到处发疯，东倒西晃的把酒瓶掷在马路当中或花池里”。{13}日军侵占了北平，日本的居民侵占了北平最好的公园空间，并以其不雅的行为玷污着公园空间，这是作家有意为之的笔墨。{14}老舍创作《四世同堂》时，身处重庆北碚与美国纽约，对于北平的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全部了解，不应将《四世同堂》的书写简单视作现实的直观反映，其中必然加入了作家适度的虚构和想象，但正是这种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缝隙值得我们玩味，追问：作家为何如此想象，如此表达？
当描写侵略者与汉奸的无耻行径时，老舍往往将其设置于公园中，这既不乏现实的来源，也出于文学的效果，以增强对比的张力。如侵略者与汉奸狼狈为奸的“华北文艺作家协会大会”在太庙大殿举行，“太庙自从辟为公园，始终没有象中山公园那么热闹过”，日本作家在此大言不惭地宣扬大东亚同文同种的谬论，老舍借见证者瑞宣之口感叹：“日本军阀只杀了中国人，井田却勒死了真理与正义。”老舍特别从瑞宣的视角描写了太庙的灰鹤。灰鹤系太庙故物，因此也是逊清遗老偏爱、借此感怀失落的王朝与故主的抒情意象，1937年“新橙社”成员即以“太庙灰鹤”为题进行创作，如疑为郭则沄的诗作：“禽鸟由来得气先，已荒庙祀未乔迁。巢居倘许回銮待？点染林梢淡着烟。”{15}老舍同样为灰鹤赋予了象征意义，但又与遗老的立场有所不同：“瑞宣不晓得一只鹤能活多少年，是否这两只曾经见过皇帝。他只觉得它们，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之后，还在这里活着，有些不大对。它们的羽毛是那么光洁，姿态是那么俊逸，再配上那红的墙，绿的柏，与金瓦的宫殿，真是仙境中的仙鸟。可是，这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逸姿态又有什么用呢？”瑞宣自省其与灰鹤一样，爱惜羽毛的姿态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最后当他离开太庙，老舍还不忘以“两只灰鹤被爆竹惊起，向天上飞去”作结。{16}值得一提的是，在十月文艺版的《四世同堂》中，有关灰鹤的书写被全部删去，可见编者没有领会到作家的用心，景物并非闲笔。
除了太庙外，北海亦为取悦侵略者提供了舞台，五月节的城隍庙会在此举行，{17}北海的化装溜冰比赛更是一场闹剧。老舍先着意渲染了北海的美景：“天很高很亮，浅蓝的一片，处处象落着小小的金星。这亮光使白玉石的桥栏更洁白了一些，黄的绿的琉璃瓦与建筑物上的各种颜色都更深，更分明，象刚刚画好的彩画。小白塔上的金顶发着照眼的金光，把海中全部的美丽仿佛都要带到天上去。”然而，北海愈美，愈衬托其沦为玩物的悲哀：“这全部的美丽却都被日本人的血手握着，它是美丽绝伦的俘获品，和军械，旗帜，与带血痕的军衣一样的摆列在这里，纪念着暴力的胜利。湖边，塔盘上，树旁，道路中，走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人。他们已失去自己的历史，可还在这美景中享受着耻辱的热闹。”{18}上述整段描写在十月文艺版中亦被删去。化装溜冰比赛本是北海一年一度的盛会，如今，五龙亭的两个亭子一个被用作化妆室，一个作为司令台，“参加比赛的人很多，十分之九是青年男女。他们是民族之花，现在变成了东洋人的玩具。只有几个岁数大的，他们都是曾经在皇帝眼前溜过冰的人，现在要在日本人面前露一露身手，日本人是他们今天的主子”，冠晓荷甚至为女儿招弟等精心设计了象征“中日满合作”的服饰。{19}狂飙浪漫的“五四”新青年、新女性曾经作为北海的精神象征，是作家与摄影师热衷于捕捉和表现的北海的新风景，而今，这些“民族之花”与北海一道，成为“东洋人的玩具”。
书中还有一处情节更令人震撼，那是李四爷在城南游艺园为被日本人枉杀的车夫小崔收尸——
看一眼小崔，看一眼先农坛，他茫然不知怎样才好了。他记得在他年轻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凉，除了红墙绿柏，没有什么人烟。赶到民国成立，有了国会，这里成了最繁华的地带。城南游艺园就在坛园里，新世界正对着游艺园，每天都像过新年似的，锣鼓，车马，昼夜不绝。这里有最华丽的饭馆与绸缎庄，有最妖艳的妇女，有五彩的电灯。后来，新世界与游艺园全都关了门，那些议员与妓女们也都离开北平，这最繁闹的地带忽然的连车马都没有了。坛园的大墙拆去，砖瓦与土地卖给了民间。天桥的旧货摊子开始扩展到这里来，用喧哗叫闹与乱七八糟代替了昔日的华丽庄严。小崔占据的那堆破砖，便是拆毁了的坛园的大墙所遗弃下的。变动，老人的一生中看见了多少变动啊！可是，什么变动有这个再大呢——小崔躺在这里，没有头！坛里的青松依然是那么绿，而小崔的血染红了两块破砖。
此段以老北平李四爷的视角，追溯城南游艺园的前世今生。民国初年，京都市政公所在城南香厂一带开辟模范新市区，先农坛及其周边的新世界、城南游艺园是南城平民娱乐文化兴盛一时的代表。北伐迁都之后，机关衙署大多南迁，城南昔日的繁华一落千丈，游艺园也逐渐没落，最终改为屠宰场。“可是，什么变动有这个再大呢——小崔躺在这里，没有头！”一个被日人杀害的北平小市民的无头的尸身，突兀地躺在曾经最受北京市民青睐的城南游艺园的断瓦残垣中，这一惊人的意象是颇具象征意味的。{20}
三
在老舍笔下，公园是饱受侵扰与蹂躏的中国/北平的象征，却也蕴蓄着一种沉默而坚韧的力量，这在天安门游行一章中最精彩、最见笔力，同时表现了北平城市空间所受的压迫及其对此的反抗。汉奸组织学生到天安门游行，接受侵略者的检阅，“正式的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亡国奴”，这本是北平市民最屈辱、最压抑的经历，但作家的书写却吊诡地翻转了其间的权力关系。当游行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及其左右的社稷坛（中央公园）、太庙（和平公园）等建筑群呈现出一种震慑性、压迫性的力量{21}：
天安门的，太庙的，与社稷坛的红墙，红墙前的玉石栏杆，红墙后的黑绿的老松，都是那么雄美庄严，仿佛来到此处的晴美的阳光都无法不收敛起一些光芒，好使整个的画面显出肃静。这里不允许吵闹与轻佻。高大的天安门面对着高大的正阳门，两个城楼离得那么近，同时又像离得极远。在两门之间的行人只能觉得自己像个蚂蚁那么小。可怜瑞丰和他的队伍，立在两门之间的石路上，好像什么也不是了似的。瑞丰看不到热闹，而只感到由城楼，红墙，和玉石出来一股子什么沉重的空气，压住他的小细脖颈；他只好低下头去。……
学生越来越多了。人虽多，可是仍旧填不满天安门前的广场。人越多，那深红的墙与高大的城墙仿佛也越红越高，镇压下去人的声势。人，旗帜，仿佛不过是一些毫无分量的毛羽。而天安门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山。巡警，宪兵，也增多起来；他们今天没有一点威风……天安门的庄严尊傲使他们沉默，羞愧——多么体面的城，多么可耻的人啊！{22}
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与社稷坛、太庙的红墙苍松面前，汉奸、巡警、宪兵乃至本是主角的占领者，无一不感到自身的卑微、渺小、荒诞而自惭形秽。这一刻原本是中华民族受辱的时刻，在老舍的笔下，天安门建筑群的力量却使其逆转为日本侵略者自取其辱的时刻。城市的建筑空间仿佛有生命一般，与沉默的学生一起，对于日伪政权的权威构成了一种无言的挑战与抵抗，反衬得整场游行有如闹剧，侵略者与汉奸如同傀儡:“多么体面的城，多么可耻的人啊！”老舍的这段描写既是虚写也是实写，建筑本身确实自带独特的气场，老舍将天安门及周边公园建筑群空间自身的意志表现了出来。{23}
就像老舍对于日本的侵略通过公园兼以隐喻与行动表现出来，这种抵抗乃至战斗的意志，在书中也具象为公园空间与革命实践的合一，特别体现在瑞全身上。当瑞全作为地下工作者回北平后，秘密约瑞宣会面，即在中山公园。这对于沦陷中苦闷不堪的瑞宣而言，意味着希望的曙光，老舍描写瑞宣赴约时的视角：“天气相当的冷，可是没有风，冷得干松痛快。穷破的北平借着阳光，至少是在瑞宣心里，显出一种穷而骄傲的神色。远远的，他看见了禁城的红墙，与七十二条脊的黄瓦角楼。”“穷而骄傲”的北平，显示了一种抵抗的力量。兄弟俩在中山公园的古柏下重逢，瑞宣心中感慨万千，却说不出话来，“身旁的老三，他觉得，已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一种象征着什么的力量。那个力量似乎是不属于瑞宣的时代，国家的。那个力量，像光似的，今天发射，而也许在明天，明年，或下一世纪，方能教什么地方得到光明。他没法对这样的一种力，一种光，诉说他自己心中的委屈，正像萤火不敢在阳光下飞动那样。这样，他觉得老三忽然变成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他本极想细看看弟弟，现在，他居然低下头去了；离着光源近的感到光的可怕”。{24}瑞宣身上的光芒，已不再限于个体，而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的象征。
对于瑞全回北平之后的抗战活动，书中最为用力描写的是他的第一个行动——在北海杀死了曾与他有过情愫的女特务招弟。北海对于瑞全与招弟二人有着特殊的意义。瑞全离开北平前，曾特意去与招弟道别，问道：“咱们是不是还有逛北海的机会呢？”招弟没明白他的意思，娇憨地反问：“怎么没有？”{25}北海与招弟对于瑞全而言，意味着不可复得的和平时代的美好。当瑞全重回北平时，迫切想去公园看看，“一想走进公园，他也不由的想起招弟。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他想起，在战前，他与她一同在公园里玩耍的光景”。{26}但瑞全很快得知，招弟沦落为了特务，信仰的悖离使曾经的恋人分道扬镳。瑞全跟踪招弟，选择了在北海与其“偶遇”。
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书写，并非老舍擅长的情节，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初版中，曾被老舍删去。这是年少恋人的别后重逢，也是敌我双方的对峙。民国时期的小说中，公园通常是男女主人公约会的场所，而老舍把这一情境推到战争时期的极端状态下。瑞全与招弟出于各自的身份，都在防范和顾忌着对方、试图招安对方，而双方采取的手段皆是以情感和肉体来诱惑对方、与之博弈。
他又看了看她。不，这已经不是战前的招弟了。他爱过的是另外一个招弟——在梦幻中爱过。他勉强笑了一笑，跟着她走进公园，又抢上几步，和她并肩走起来。她自然而然伸出手去，挎住他的胳臂。
……
公园里人不多。走到一棵大柳树下，招弟的肩膀头蹭到了瑞全的胳膊。俩人走到大树后面，她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脖子。
瑞全低下头来看她。她的眉毛、眼睛和红嘴唇都油光锃亮，活像一张花里胡哨的鬼脸儿。他想推开她，可是她的胸脯和腿都紧紧贴着他——对他施展开了诱惑手段。
她亲了他一下。
然后，她拖着长腔，柔声柔气地说：“老三，我还跟以前一样爱你，真个的。”
瑞全做出受感动的样子，低下了头。“怎么了？话都不会说啦！”她又变了一副脸，抖了抖肩头上的大衣，走了开去。
瑞全紧走几步，撵上了她。不能让她就这么跑掉。别看她甜嘴蜜舌的，他知道她手上沾了不少青年人的血。不行，不能让她跑掉。对付她，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27}
二者表面看是挽着手、并着肩，甚至搂抱、亲吻、说着情话，实际上却是生与死的较量。最后，招弟引诱瑞全进入白塔脚下的山洞，试图以肉欲诱使瑞全就范，反被瑞全将计就计扼死在山洞深处。北海本是最诗意、最浪漫的乌托邦，而今却成为了卖国者的葬身之所，地下工作者在曾经的约会地点扼杀了曾经的恋人。无独有偶，招弟的母亲大赤包成为汉奸后，最爱去中山公园与北海招摇过市，而她下狱后神经错乱，最后的幻象是所有日本人、汉奸、妓女列队欢迎她释放出狱，她扬眉吐气地坐上汽车，下令：“开北海。”“汽车开了，开入一片黑暗。她永远没再看见北海。”{28}北海在象征层面上，也成为了终结大赤包的葬身之所。
在《四世同堂》中，公园见证了日军的侵略、汉奸的无耻，也见证了国人的抵抗和最终的胜利。在全书英文版的尾声，日本投降后，其余城市都欢欣鼓舞，“北平可冷冷清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哀和痛苦，是不能象桌子上的灰尘那样，一擦就掉的”，但国旗的替换给予人安慰。{29}接下来，老舍另起一段，专门描写公园的景象，公园景观在《四世同堂》一书中承担了重要的抒情意义。在三个中文翻译版本中，毕冰宾译本相较最为“信达雅”：“北海公园里的白塔仍骄傲地耸立着。海子里的荷花仍绽放着红色和白的花瓣，散发着清香。坛社、寺庙和宫殿仍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这些古老而沉重的琉璃瓦好像总跟新的一样。是的，北平还是北平，庄严肃穆。无论谁胜了，谁败了，谁活着，谁死了，都无所谓”。{30}老舍在此直接地表达了公园与北平的换喻关系。北海、中山公园、太庙、天坛、故宫等，它们傲然屹立、庄严肃穆，象征着一种静默的力量，正如老舍笔下隐忍而又坚韧的北平人，熬过了抗战，迎来了光明。
老舍的北京文学地图实际上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生活区域，一方面，他确实擅长以小见大，通过小羊圈胡同中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去展示整个大的战争状态对北平人的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正是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老舍的北京文学地图并不囿于小羊圈胡同的四合院小天地，而是向公园等更广阔的天地敞开。面对战争的入侵，小羊圈胡同——四合院空间的封闭性被迫打开，以祁家为代表的胡同居民开始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更广大的城市公共空间。这一逻辑在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创作《茶馆》与《龙须沟》中也是一以贯之。以《四世同堂》为例，老舍对于以公园为代表的看似“闲笔”的风物书写，其实是非常自觉的。公园作为一种模拟自然的人文景观，尤其是北京的公园，其前身是清朝的皇室遗迹，民国期间又成为象征着民国意识形态的公共空间，因其负载的政治、历史、文化意义，而尤为特殊。在老舍笔下，沦陷时期的北平公园意象，从实际和隐喻的层面，象征了国家和民族在战争中所承受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之下未曾被磨灭的力量和希望。
注释：
①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②除注明更名的，其余仍沿用旧称，加“公园”二字，作为新的公园名称。
③陈平原：《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小说》，《文史知识》2014年第10期。
④{7}{8}{10}{22}{25}老舍：《四世同堂》（上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第12页、第135页、第47页、第302~303页、第49页。
⑤邓云乡：《老北京的四合院》，选自邓云乡：《云乡漫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⑥标准的四合院为三进院落，主要由宅门、影壁、倒座房、垂花门、正房、东西厢房、耳房、抄手游廊、后罩房等组成，居住秩序讲究“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四世同堂》中描写“天佑老夫妇带着小顺儿住南屋。五间北房呢，中间作客厅；客厅里东西各有一个小门，通到瑞宣与瑞丰的卧室；尽东头的和尽西头的一间，都另开屋门，东头是瑞全的，西头是祁老太爷的卧室”，遵循了这种秩序，更重要的是祁老人“四世同堂”的理想正契合了四合院建筑设计背后所寄寓的儒家伦理。
⑨《四世同堂》下部，第536~538页。
{11}老舍：《四世同堂》（下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6~1107页。
{12}{13}{16}{17}{18}{19}{20}{24}{26}{27}{28}{29}《四世同堂》下部，第547页、第545~546页、第590~595页、第707~712页、第761~762页、第760~763页、第688~689页、第1142~1144页、第1107页、第1150~1151页、第964页、第1222页。
{14}日本的街道一向以干净著称，随地抛掷垃圾的行为，似与日人的民族性格有一定差距。
{15}参见潘静如：《从太庙导和平公园：清遗民的太庙记忆及书写》，《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1}社稷坛与太庙是按照《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规制设计建造的。
{23}笔者曾于北海图书馆所在的文津街一带走过，印象很深，一进入文津街，即感到一种静谧、肃穆的氛围，仿佛能吸附一切的声音，连汽车开在路面上都悄无声息，大约即老舍笔下天安门周边建筑群的这种宁静的力。
{30}参见老舍：《四世同堂》（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66页。此外，马小弥译本虽不完全是直译，但对 “altars, temples, palaces”的理解和翻译最为准确，因中山公园、太庙、先农坛、天坛等即为曾经的坛庙（大部分英文名称为altar，天坛为既altar也包括temple）：“北海公园的白塔，依旧傲然屹立。海子里的红荷花、白荷花，也照常吐放清香。天坛，太庙和故宫，依然庄严肃穆，古老的琉璃瓦闪烁着锃亮的光彩。”参见老舍：《四世同堂》（下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2页。赵武平和毕冰宾译本同样都是另起一段，行文基本一致，赵武平译本为：“北海公园的白塔，仍然骄傲的立着。海中的荷花依然开着红色，或白色的花瓣，吐放着清香。坛社，寺宇，还有宫殿，依然金碧辉煌，闪着光芒。有悠久历史的琉璃瓦，似乎总像是刚造出来的。是的，北平依然是北平——庄严，静穆。谁胜谁败，谁生谁死，都没什么关系。”参见老舍著，赵武平译补：《四世同堂》（第三部），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049页。
*本文系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五四后北京的新文学空间研究”（项目编号：19wkpy1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