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辉：永远的“王夫子”

永远的“王夫子”

曹辉

作者与舅舅王正湘先生

今年12月20日，是敬爱的舅舅王正湘先生离开我们整整10周年的日子。这么多年，除了在送别他时我写了一副挽联“正道总独行，不摧眉不折腰，铮铮铁骨做了八十二年老实人；湘楚多俊彦，有学问有才情，浩浩星空留下三百万字好文章”之外，我一直没有为他写上只言片语。去年12月4日，是舅舅诞辰90周年纪念日，情到深处，几回梦里忆舅舅，我为他写下了这篇回忆文章。

舅舅是知名散文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编辑出版家。生前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等会员，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编审。从1950年发表处女作开始，至2012年去世，他一辈子就是从事文字工作，在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出版社发表和出版了300多万字的各种作品，编辑了众多著作，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生前，他因高度近视，戴着厚厚的镜片，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王夫子”。

他是一位用功的“作”者

舅舅的部分著作

舅舅1931年12月4日（农历十月二十五）出生于湘乡市虞唐镇洋潭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曾祖父和祖父几代人都是清朝的文官，家中藏书很多。外公1910年代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回到老家，当起了私塾先生。据我母亲回忆说，我外公在舅舅3岁时就教他三字经，幼时辅导他学习《幼学琼林》《孟子》等。为了躲避外婆的唠叨，舅舅经常一人躲在楼上翻阅外公的藏书，如《诗经》《古文笔法百篇》《聊斋志异》什么的。虽然读不大懂，却觉得饶有兴趣，从而爱上了古典文学。他后来和我回忆说：“我那个时候啊，9天看完一本《红楼梦》呢！”

除开家庭教育，民间文学对舅舅也影响颇深。湘中乡风淳朴，民间文学气氛浓郁。农民劳动时打山歌，过春节舞龙舞狮时唱赞春词，结婚时钻洞房，办丧事时唱丧歌，大人们常常教孩子们儿歌、谜歌，讲民间故事。村子里时常演花鼓戏、木偶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虽然是口头的，也像家学渊源一样，培养了舅舅对文学的兴趣。

1945年至1947年，舅舅在湘乡一中读初中。“老师结合课文讲些现代作家的生平事迹，我最爱听。”学校有图书馆、阅览室，他常去那儿看《开明少年》《中学生》等刊物，还借阅《老残游记》《神曲》《鲁滨逊漂流记》等中外文学名著。这些都进一步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1950年秋，《湖南青年报》发起征文，舅舅写了一篇散文《解放一年来的我》寄去，很快就发表了，并被评奖。不久又在《民主报》发表文艺评论《关于〈喜姑娘结婚〉》。

“发表两篇短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当时作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我却受到很大的鼓舞。”

也可以说，这是他作家生涯的起点。

1950年，舅舅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就主动要求到困难的湘潭县乡村教书，小学4年，中学6年。1958年，湘潭大学成立，舅舅还在该校短暂任教。后来陆续调到湘潭县革命史资料办、湘潭县文化馆、省民政厅，最后于1964年调入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85年由于机构调整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分为二，被分到湖南文艺出版社任副编审）。出版散文集《君山竹奇》《生活之恋》，诗词联集《傍竹楼吟稿》，古典诗词随笔集《唐宋才女诗词拾趣》，中篇小说《秋风飒飒》《绿叶》，中篇小说集《聚散何匆匆》，古典文学论著《〈三国演义〉导读》《群雄称霸话三国》等书。

1987年9月，舅舅的散文集《君山竹奇》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里面收录了近40篇文章。君山、天心阁、南岳、岳阳楼、金鞭溪、天子山等等，在舅舅笔下都是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

他1981年8月写《君山奇竹》时，感叹道：它像千万株葱茏的茶树一样，给君山披上了绿色的盛装；它四季常绿，给碧波万顷的洞庭湖又镶嵌上一颗绿宝石；它们像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一般，给祖国锦绣江山的一角染上了一层新奇的色彩，增添了浓郁的诗情画意。寒来暑往，它们却总是搏风击雨，傲霜斗雪，昂然挺立。舅舅1988年5月签名赠给我父亲，我看得十分起劲，在这段话旁边写了“发自内心的抒情”几个字。

在岳阳楼，舅舅先写景，再抒情。由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范仲淹想到了我党早期来过岳阳楼的几位革命烈士：风华正茂的熊亨瀚烈士“风雨暗神州，男儿急国仇”，气宇轩昂的邓中夏烈士“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雄姿英发的郭亮烈士“龙君送我洞庭水，何时洗尽人间愁！”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有了新的含义、新的内容、新的高度了。

1985年，69岁的著名作家碧野在武汉为《君山竹奇》作序。他写道，这些篇章不仅描写风物常新，而更引人深思的是，它们饱含哲理，给人以高尚的情操和精神的升华。一篇佳作，往往以一句哲理名言震撼人心，像敲击的火石一样，飞迸出耀眼的火花，点燃起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探索与追求。

碧野对舅舅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1984年夏天，舅舅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拄竹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参加“武陵笔会”的作家们登湘西天子山，山路曲折、陡斜、崎岖，他爬越高山比别人加倍艰辛。他的顽强精神深深感动了碧野。碧野说，“‘文如其人’，这是对人品和文品两全其美的赞誉。从王正湘同志身上，我们看到文品与人品的和谐统一。读《君山竹奇》，有如面对故人，促膝而谈，敞开心扉，亲切自然，胸中升起一股暖流，产生一种幸福感。《君山竹奇》像涓涓泉流，清澈明亮，掬一勺而饮，可以清心。”

除了散文，舅舅在诗词、小说、评论等方面也有非常高的造诣，写了很多的文章，出版了10余本书，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著名作家端木蕻良说：“正湘是个勤奋认真的人，他把最好的年华都交给了编辑工作。他为别人编排、润色，直到出版，都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相对地却耽误了自己的创作。即便是耽误，他也还是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

1992年退休以后，舅舅最为属意的还是古诗词、对联。虽然他把自己的生活用“呆板”“简单”两词概括，若你读到他的诗，便会觉得诗味足、情意浓。正如著名作家鲁之洛所说“不曾想年近八十、老实巴交、一副刻板呆脑模样的王老夫子，心胸竟然如此宽广，文思仍然如此敏捷。”退休后舅舅写作诗词1000多首、对联100多副，香港《大公报》《中华诗词》等报刊发表过他的诗词数十首，还收入海内外出版的近100种诗词集和《中华诗词年鉴》《当代中华诗词集》等。

舅舅投出去的作品，一般都能够发表，我好奇地想知道其中的诀窍。“反复修改，反复修改。我自己就是一个编辑，如果我的作品连自己这关都过不了，又怎么能拿去投稿呢？没把握的就不要写，写完了要不断修改，要对自己负责。”舅舅说。

1994年初，我在湘潭大学读书时，趁着寒假去看望舅舅，顺便采访他曾经在湘大教书的情况。问起他是怎么走上作家之路的，他笑笑：“别人说是作家，我自己也没这样去想过啊。就是从小爱好文学，就写一些诗词啊，散文。后来发表得多了，就被人叫‘作家’了。”

舅舅的这些著作，如今都静静地立在我家的书柜里，这是一位老作家62年创作生涯的真实见证。我时不时拿出来读一读，仿佛又见到了舅舅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在认真写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潘旭澜先生说得好，舅舅的文章“显示了一种内蕴的美。”

他是一位用心的“编”者

2012年12月20日，舅舅因病在长沙市四医院去世。第二天，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就来到舅舅家中，吊唁这位他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

谭谈记得非常清楚。1972年，舅舅去涟源钢铁厂组稿，认识了当时还是煤矿工人的谭谈。他主动向谭谈要“文革”前发表的作品读，谭谈把一本作品剪报给他。当时房间的电灯吊得很高，光线微弱。舅舅就搬来凳子放到桌上坐着读，后来又对谭谈谈了中肯的意见。几年后，他还一直惦记着这位作者。1979年，他和另外几位同志一道负责编辑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的《朝晖》文学丛书。当时谭谈还“不为人知晓”，就连社里编的小说选项还不曾选进他一篇作品，舅舅却对他的作品有很深的印象。就在这种情况下，舅舅要在《朝晖》文学丛书里安排他的一本集子！在出版社的支持下，谭谈的第一本集子《采石场上》出版了，然而印数方5000册。这自然免不了要听风凉话：“老王一本书，才印了5000册。”他对此一笑置之。后来谭谈饱含深情地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弱孩子，强儿、弱儿都是我身上的肉。我爱我的每一个孩子，我更爱我的‘第一个孩子’。”“书是人编的，我忘不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更忘不了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2010年，我在《新闻天地》杂志社当副总编辑时，推出了一个“湖湘文化人物系列访谈”栏目，在采访谭谈时，他和我说，你舅舅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尤其对青年作者，更是甘当伯乐，善当伯乐。

舅舅又何止只编了谭谈这个“第一本书”！仅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他就编了湖南省中青年作者的十二个“第一本书”。这些作者后来大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除谭谈、孙健忠、李岸、李波外，还有张步真、彭伦乎、罗石贤、张新奇、龚笃清等等。特别是1979年，他在编辑李岸的《第二次爱情》和张步真的《追花夺蜜》时，正是他眼疾恶化的时候，整天眼疼痛、红肿、流泪不止。但为了尽快出书，他不曾请一天假，这中间的困难，该是可想而知了。

湖南文艺界很少有不知道这个“正湘夫子”的，可能舅舅的高度近视给他打了广告。有人说：“别看老王近视，他心里可‘看’得远呢。”的确，他近视得够那个了。若有人找他，他往往是先用耳朵、用感觉来辨别是谁。在日常生活里不免闹出笑话。“老王睡着了。”直到舅舅抬起头来望着来人，对方才大吃一惊——原来他是在看稿。但在编辑工作中，舅舅看得很远。1978年，省内一位中年作家，送来一些短篇小说剪报，要舅舅给弄出个集子。舅舅审稿后，发现里面有几篇作品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就坚持要抽掉。并耐心说服作者：“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然书出来也将成为一堆废纸。还是等你有些新作后，补充些进去再出书吧。”这位作家被他说服了，后来陆续写了几篇新作，舅舅给他出了书。那几篇被舅舅抽掉的作品亦被历史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了。这位作家后来感慨地说：“老王真有眼力！”

作家鲁之洛说过一个他和舅舅间的小故事。那是文革尚未结束的1974年春，鲁之洛将反映湘黔、枝柳铁路建设的长篇小说《路》寄给了当时的湖南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就是舅舅。

经反复集体审稿后，出版是定了，但要修改。小说只是写与大自然的斗争，没写阶级斗争，要加阶级斗争这条线。怎么加？要求也很明确：写阶级敌人对修路的破坏。在整个修路过程中，虽事故丛生，却都是自然的变故或人的疏忽大意所造成，并没有阶级敌人破坏的实例。虽说虚构是小说的特点，但虚构也是要从实际生活出发的，不能无中生有的编造。在鲁之洛如实反映自己的难处后，出版社决定要舅舅陪同沿铁路工地全线去调查、了解“阶级敌人破坏铁路建设的实例”。他们俩沿铁路工地走了半个多月，跑了好几百里，开了无数的座谈会，都没有搜集到一丁点儿关于阶级敌人破坏的实例。回到出版社后，舅舅十分诚恳、十分坚定地向社里表示：坚决支持鲁之洛不做这种修改。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能有如此的气魄，实在是不容易的。

舅舅热心扶植文学新苗，已成佳话。本着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他是每稿必复，在他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从未破例过一次！舅舅曾说过“年轻的作家，就像嫩苗一样，需要老人扶持。别人辛辛苦苦写的稿子，如果只是退回去，或者只说句没达到发表水平之类的话，岂不是灰了年轻人的心？”作家李岸，曾被错划为“右派”，二十余年来历尽了生活的艰难。1978年，他的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舅舅因为过去读过他的作品，对他的遭遇很同情。为了鼓起他继续笔耕的热情，舅舅决心要给他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并积极地争取领导的支持。就这样，他的《第二次爱情》这本书出版了。这在当时，是很需要胆量的。不仅如此，他还排除阻力，为这本书写了题为《真实者的风骨》的评论，发在《湘江文学》上。后来这篇评论还在1985年获得了湖南省出版局书评一等奖。土家族作家孙健忠，1978年时处境很不好，整天深居寡出，几乎不与人来往。这时，舅舅居然跑去找他商量给他出书的事。这件事使孙健忠十分惊讶，又很受感动。他说：“当时我想要给我出书是很不现实的事。”可不久后，他的第一本书《娜珠》就与读者见面了。

更让人感动的是：1978年《文艺生活》连载了一位汽车司机李波写的中篇小说《八同峒风烟》，舅舅读后颇为动情，就主动给作者去信联系，接着写了较长的修改意见，提出以《白眉王传奇》为书名出书。可是书出版不久，就有位读者用“文革”中大批判的口吻，指责这本书是“大毒草”，“要彻底批判，肃清流毒”。领导把信转给了舅舅，舅舅就重新读了这本书，觉得那读者的“意见”是错误的，是“左”的思想的反映。在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于是，一方面给领导写了自己的“读后意见”，一方面又给作者去信说：“一本书，缺点总在所难免，但这本书写的是革命斗争史，政治问题我看没有。我是责任编辑，即使有什么责任，也该我来负！”在领导的支持下，书不久又加印了28万册，并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之后，这本书又加印了10万册。

舅舅热爱编辑工作，为了搞好编辑工作，他总是想方设法，不辞劳苦。为了收集读者意见，他曾在寒风中跑到书店和读者一起排队“买书”（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出现了买书要排队的场面）。他编了一本《千家诗》，成了湖南印数达110万册的文艺畅销书。此外，他还编辑了“散文创作丛书”和“通俗文艺丛书”，以及我国“五四”以来的第一本《现代游记选》，深受读者欢迎。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总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舅舅创作的小说集《聚散何匆匆》，第一篇就是《绿叶》。他赞美“绿叶”，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片“绿叶”？他和许许多多的编辑一样，在默默地用生命制造和积累养料，输注给花，再结果，成就他人的梦想。

他是一位用情的“长”者

舅舅四兄妹

舅舅高度近视，生活里基本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全靠舅妈拖儿带女，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舅舅生前，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给舅舅舅妈拜年，舅妈就会给我讲几十年前的那些故事，有幸福，也有抱怨。作为晚辈，我们只能用心听着。

舅舅有高级职称，虽然拿着一个月几千元的退休金，生活却是相当简朴。除了诗、书、文，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也没什么要求。常年是那几套换洗衣裳，棉布汗衫不是洗得快变透明了，就是已经破了洞。每天早上买两个馒头当早饭，有时候路上掉了一个都不知道。白天就一整天闷在房间里，由于眼疾看不了电视，广播是他知道外界消息的主要来源。写写诗，跟老朋友写写信，过得也算悠闲。

外公外婆一共生了13个孩子，养大成人的只有4人，舅舅居长，中间两个姨妈，我母亲最小。1961年初外公去世时，两个姨妈已出嫁，我母亲刚刚过了12岁生日。彼时舅舅早已参加工作，长兄当父，他和外婆一起，承担起了抚养我母亲长大成人的重任。母亲受家学渊源的影响，也读了一些书。后来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初中没有读完，但认识很多字，也会写很多字。现在，70多岁的老母亲还经常拿着《湖南日报》读一读，尤其是看到她大儿子写的文章，总是充满着自豪。

嫁入曹家后，母亲相夫教子，耕作劳碌。她对舅舅的感情特别深，尤其是我大学毕业到长沙工作以后，母亲经常来我家的同时，必定要去看望舅舅舅妈。舅舅去世前一年的暑假，父母接他到我老家住了20多天。在乡下的日子里，80岁的舅舅有些不太适应，也可能受“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影响，舅舅后面几天就只想着早点回长沙。

唯有一次，让母亲留下终身遗憾。

2012年11月底，我满40岁生日，父母来长沙陪我过生。由于当时家里有急事处理，父母这次破例没有去看舅舅舅妈和住长沙的两位姨妈，也没有打电话，等我过完生日就急匆匆回去了。哪里想到，此时的舅舅因为摔了一跤，已经卧床一段时间了，也不怎么吃东西了，身体日渐消瘦。到了12月16日，大表哥打我电话，告知舅舅住在长沙市四医院，已告病危，可否请我父母来长沙和舅舅最后见一次生面。母亲闻讯，懊悔不已，赶忙和父亲一起赶到长沙。

18日下午，我陪父母去四医院看望舅舅。再见他时，已判若两人。天哪，才隔多久啊，4月底我先后和妻儿、父母兄弟曾去省中医附二医院看望，那时舅舅虽然刚做手术，但精神状态非常好，体形与平常无异。

小姨妈和母亲放声大哭，大喊“哥哥，你还认得我们不，我是你妹妹呢！”舅舅艰难地答了一句“晓得”，父亲和我也喊他，他回答“晓得”，不再多言，我的眼眶红红的，泪花闪烁。

20日晚上11时，家里座机响个不停，表哥来电告知，舅舅已于晚上6时30分与世长辞。母亲闻听噩耗，哭了半宿。我躺在床上，吟成挽联一副：正道总独行，不摧眉不折腰，铮铮铁骨做了八十二年老实人；湘楚多俊彦，有学问有才情，浩浩星空留下三百万字好文章。22日上午，全体家（亲）属、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同事以及舅舅的生前好友在明阳山殡仪馆送别舅舅。母亲在仪式开始前和结束后抚棺痛哭，今生她再也得不到来自哥哥的爱护了。舅妈透过玻璃棺深情地望着舅舅，泪光迷离，84岁的她已垂垂老矣，她来送别与自己相携相守近60年的夫君。我和所有晚辈跪在遗体前叩了三个头，依依不舍地永别我那老实一辈子的舅舅。

当天上午遗体告别时天气阴沉，下午却已阳光普照，也许这是舅舅羽化升天的时候。在另一个世界里，我相信永远会有暖阳照耀着他的。

在我的人生成长道路上，舅舅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从小酷爱文字，前段在家里整理过去的资料时，意外地找到了我初中高中阶段的文学作品集，最早的一篇还是我13岁时写的一首诗。文字有些稚嫩，却基本上定格了我的人生。在这个方面，我可能多多少少遗传了我外祖家的基因。

1989年暑假，我带着小弟到舅舅家住了一个月，每天跟着舅舅到马路对面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看书，像一个饿鬼一样不断吸收知识的营养。回家前，舅舅送了很多书给我，叮嘱我回家好好读。

1992年我考上湘潭大学中文系。开学一个多月后的10月19日，舅舅来湘大看望我，提了很多如何读书的建议，还拜托他当年在湘潭工作时的同事何益明教授一定要对我严格要求。何先生教我现代文学，大学第一学期我考得不理想，只打了70分，第二学期发奋努力，终于打了90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何先生的风格，不因是老友外甥放松管理、放低要求。

大学毕业，我进入湖南日报社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天天与文字打交道，与舅舅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舅甥俩经常在一起交流，舅舅也把他写作、编辑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让我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我的一点点成长进步，都凝聚着舅舅的心血、智慧和汗水，让我一辈子感激不尽。只是由于个人能力、水平、悟性方面的不足，看上去每天忙忙碌碌，却一直没有静下心来仰望星空、思考人生，自感离舅舅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些愧对舅舅。

但我想，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会永不停歇地去追求我的“诗和远方”，以此来回报舅舅对我的培养，不辜负他的期望。

麓山苍苍，湘水泱泱，舅舅之风，山高水长！

是以为纪念！

写就于2021年12月3日

改就于2022年12月19日

作者近照及已出著作和日记手稿

作者简介：

曹辉，男，汉族，1972年11月生，湖南双峰人（原籍湘乡），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复旦大学，研究生学历，高级编辑。历任三湘都市报记者、编辑、主编、出版总监，《新闻天地》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宣部宣教局农村处副处长（挂职），湖南日报要闻部副主任，湖南日报社湘潭分社社长，湖南日报社长沙分社社长。现任湖南日报社文旅体频道总监，湘潭大学特聘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生导师。从事新闻工作26年来，已采访过百余位名流政要，共发表各类作品400余万字，获国家级、省级奖励50余项。曾被省人民政府和省委宣传部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并荣立二等功，获湖南省首届十佳“爱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