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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山乡巨变经典：传承千年乡村根性文化
文/张丽军
摘 要：新世纪的今天，乡村的现代化比城市来得还要猛烈、迅捷和全面。对于这一个新的巨大现实，我们今天的文学如何书写这个新现实、新现象和新问题，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新挑战。面对这一场新山乡巨变，新时代中国文学需要在继承中华乡村根性文化传统基础上，汲取百年中国新文学乡土叙事资源，有效回应这一时代巨变的新现实，以新的文学理念、新的文学形式和新的人物形象建构，来书写新时代中国加速社会的“新山乡巨变”及其新时代精神状况，从而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根脉，创作出新时代“新山乡巨变”文学经典。从审美艺术性而言，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传统无疑是不可逾越的审美存在，依然是新时代新乡土文学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精神资源。唯有此，才能建构具有文化根性意义、通往文学经典之路意义的新山乡巨变书写。
关键词：新时代；新山乡巨变；乡村根性文化；乡土文学传统
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世界来看，都可发现21世纪的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乡村就处于一个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相对立而又交融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持续百年的历史进程。但是，到了21世纪，我们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深深感受到这种现代化巨变的加速到来，正如作家阿来在“空山三部曲”借助一位藏族诗人所吟咏的“这么凶 /这么快 /这就是现代”。一个气势汹汹的“现代”迅速向我们奔涌而来。网络、高铁、智能手机、大数据等一系列高科技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加速发展。
过去，我们说“礼失而求诸野”。乡村是与都市相对而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他者。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乡村的现代化可能比城市来得还要猛烈、迅捷和全面。乡村的危机不再是变化大小的问题，而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存亡问题。很多地方的合村并居运动，已经从根本处危及了千年中华乡村文化根脉的存续问题。对于这一个新的巨大现实，我们今天的文学如何书写这个新现实、新现象和新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新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就是对这个新巨变新现实挑战的有力回应，以此推进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乡村扶贫、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服务队、返乡青年等诸多乡村振兴力量的加入，正推动着一场关系着乡村命运和民族未来的新山乡巨变。
面对这一场新山乡巨变，新时代中国文学，需要在继承中华乡村根性文化传统基础上，汲取百年中国新文学乡土叙事资源，有效回应这一时代巨变的新现实，以新的文学理念、新的文学形式和新的人物形象建构，来书写新时代中国加速社会化的“新山乡巨变”及其新时代精神状况，从而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根脉，创作出新时代“新山乡巨变”文学经典。
一、书写新山乡巨变：传承中华乡村根性文化
田园、乡土、乡愁，构成了千百年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文化源头。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深厚的故乡书写传统。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最根本的性质就是它的乡土性。乡土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深厚的精神积淀，是审美传达的理念内核，构成千百年来中国口口相传的乡土文学传统。
乡村不仅是文人认知世界的起点，更是文人吟哦的精神原点。乡村是孕育生命的自然之地，是中国人代代传承、不同区域人们栖息与交往的人文历史之地。这里凝聚着祖祖辈辈的历史、生命与情感。乡村之于中国人而言，可谓是生于斯，吟于斯，最终死于斯，魂归于斯。“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歌《三代》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与乡村、土地的深层精神关联。
但是，这种人对乡村、土地的精神依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到来，而变得越来越淡漠了。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业、乡村、土地不再是支撑中国人的经济屏障和情感眷恋之地。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走了出来，获得了更多经济自主权和更为独立的主体性。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人在摆脱土地束缚的那一刻，却陷入了一种愈来愈严重的焦虑、不安之中，失去了昔日的安然自在。如何安放自我的心灵，如何在内卷与躺平之间获得精神的自由和安宁，这是21世纪中国人所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新时代文学所应关注与思考的“新乡愁”问题。
作家迟子建在谈及自己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初衷时，说自己在澳大利亚看到了当地的土著部落，就思考起了一个问题：每个民族在文明历史的转弯处，都曾遗失了很多很珍贵的东西。作家要用诗意的文学笔法，将那些曾经在文明转弯处失落的精神花朵捡拾起来，抚慰今天焦躁不安的灵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写鄂温克人晚上看着天空的星星入眠，驯鹿吃带着露珠的青草，诗意呈现了鄂温克人对待自然、万物生灵的文化方式，让我们体验到另一种自然神性复魅的文化。阿来的《空山》小说以迷宫般记录几村这个藏族原始部落村寨的另一种旖旎的精神风景。
因此，面对一个如此加速度巨变的新时代新乡村，我们可能无力阻止时代巨变的车轮，但是我们可以一种悲悯的、虔诚的情感姿态，来记录这个大时代中那些已经消逝、正在消逝的美好的事物，为未来留下一种记忆、文化、情感、生命，乃至魂灵性的东西。正如鲁迅所言，在进化的链子上，我们都是历史的中间物。而在巨变的加速社会里，我们这种“历史中间物”的感觉可能会更加强烈，文学更有承上启下的传承价值与意义。
二、书写新时代乡土文学：赓续百年乡土文学传统
新时代“新山乡巨变”如何书写？这需要作家以历史、传统和现实相交融的综合性审美观照。但就审美艺术性而言，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传统无疑是不可逾越的审美存在，依然是新时代新乡土文学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精神资源。在英国诗人艾略特看来，真正意义的伟大文学经典都是根植于传统之中，在与传统的交融对话中获得新的超越和独特自我价值。
从某种意义而言，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赵树理的“李家庄”“三里湾”、孙犁的“荷花淀”、柳青的“蛤蟆滩”、高晓声的“陈家庄”、何士光的“梨花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张炜的“芦青河”，哪个不是作家所生活时代的“新山乡巨变”？！变的是一个个的时代，而不变的是百年来中国作家对乡土的那份一样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和那种深厚关切的现实主义精神。
书写新山乡巨变，需要传承千百年乡土文学的传统。千百年来每个地方的乡土书写，传承不绝，构成无数乡愁书写的艺术母题。近现代以来，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乡村与城市进一步交融，“悲凉之雾遍披华林”，沧桑悲凉的乡愁美学成为百年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审美基调和美学风格。百年新文学中，乡土文学的书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主流，占据大半壁文学江山，构成一个很强大的乡土文学传统。不同的乡土文学流派，不仅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地域美学风格，而且兼具作家强烈的生命意志和独特个性审美气质。从某种意义上，鲁迅沉郁的独语体、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赵树理农民口语化的山药蛋派风格、孙犁优美明亮的荷花淀派气质、汪曾祺的江南水乡氤氲之气等，构成了百年新文学卓然独立的审美范式，是21世纪新时代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确立自己独立审美风格的文学范本。
因此，新山乡巨变的书写需要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尤其是最近百年乡土文学中汲取营养和资源。这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学习其中的精神、思想和思维方式，即学习百年中国新文学所凝聚的、浓郁的现实主义审美品格，更要学习百年中国新文学作家对自己那个时代的新山乡巨变的审美表达形式及其审美风格的独特探索，从而在继承、对话与交融中创造出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文学经典。
三、当下现实主义：
书写新山乡巨变的新审美理念
事实上，新山乡巨变需要传承中华乡土文化，需要汲取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审美经验、技巧和智慧，寻找突围的精神资源和深厚艺术土壤。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对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书写而言，更重要的、也是当前更为紧迫的是，需要更新审美理念，以一种当下现实主义的审美观，进入这个时代，从内部来感受、思考和书写活色生香的新山乡巨变的新现实、新人物、新生活。
以往那些凝固的东西，在新时代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昔日我们所熟悉的现实，已经离我们远去。一个新的、巨大的、未知的现实正在向我们走来，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这不可思议的、神秘的、无边的广阔新现实“加速”呈现在我们身边。对这个纷纭变化的、不确定的、正在形成中的巨大新现实，我们如何进行审美书写？这恰恰是最难以处理的时代中心经验与时代精神困境之所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诗人苏轼的诗句形象说明了处理同时代精神经验的难度。而在这个全球化、高科技化、加速化的21世纪，这种同时代、共时性的时代中心经验与时代主流精神的感受、认知、分析、把握尤为复杂而艰难。因此，面对刚刚发生的并还在发生的巨大现实，新时代中国文学需要重新出发。
以往作家处理的文学时间，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同时，作品传播也是缓缓扩展开来的。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发现世界几乎都是同步的、全球共时性的。因此，笔者倡导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书写，提出新时代中国文学需要有一种当下现实主义精神，即作家要对刚刚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现实进行审美的判断，进行艺术的描绘，进行精神的分析，并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审美书写对未来的整体性观照和批判。这是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要义之所在，也是其独特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21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显现出较为强烈的当下现实主义精神追求。贾平凹的《秦腔》书写当下中国乡村的巨变，《带灯》整体性的书写正在演变中的乡土中国乡镇及其内部困境与新生机。赵德发的《经山海》写新时代浪潮中的基层镇长所进行的自我破茧式成长。李师江的《福寿春》、付秀莹的《陌上》《野望》、叶炜的《后土》都写出了这个时代刚刚发生并仍在发生的巨大现实，呈现出这个热气腾腾的新生活及其新人物的新欢乐悲哀，具有很强的审美探索意味和现实关怀品格。
四、形象建构：书写新农民典型
文学史是人的典型形象的建构史，是以典型形象刻画为审美中心的艺术史。鲁迅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就是要“画出国民沉默的魂灵”，以此刻画了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脍炙人口的典型形象，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小芹则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形象。当时解放区乡村兴起了《小二黑结婚》的接受热潮，各地纷纷改编为地方戏，上演不同剧种的改编剧本，形成了一种乡村新时尚：男青年要做小二黑，女青年要做小芹，争取婚姻恋爱自由，热烈拥护新革命政府。同样，我们看到当代流行的柳青的《创业史》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以其丰富、生动的典型人物形象，获得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逾越了时代的局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口口相传的“当代山乡巨变经典”。路遥塑造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二人的典型形象，描绘出了那个时代中国青年农民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的希望、理想、爱情、疼痛与欢愉，成为千千万万乡土中国青年的偶像和榜样，让几代中国乡村青年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勇敢而坚定地选择以一种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生命姿态走向理想和未来。这正是经典文学形象独特而又深刻的精神魅力。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典型形象。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书写，需要新时代的农民新人典型形象。而刻画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新人形象，尤其是农民新英雄形象，是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中心任务之一。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巨变，需要新人及英雄，同时产生了新人及英雄。因此，塑造新时代新人及英雄，就是新时代文学的应有之义。能否塑造出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农民新人及英雄，是新时代新山乡巨变书写能否成功、能否在文学史中立得住的核心要素。我们要从更高的层面上认识和思考新山乡巨变农民新人形象的塑造问题，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摹写，或是对现实生活的亦步亦趋的记录，而更应该是从生活的现实性、可能性乃至理想性的综合角度思考新时代农民新人形象的书写问题，以一种可塑形、可建构、可创造的文学审美理想主义精神，塑造出有现实底色、有逻辑依据、有理想指向的，可信、可爱、可敬、可亲的农民新人形象。
事实上，当前中国乡土文学书写中的农民新人形象，有了一些新的可喜的审美建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已经有了对返乡青年、扶贫干部、第一书记等新时代新山乡巨变新乡村主体形象的描绘。关仁山《金谷银山》中的返乡青年范少山，怀揣着《创业史》，立志成为新时代乡村集体富裕道路的探索者，与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构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而陈涛的《在群山之间》则为新时代新山乡巨变书写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和精神出口。新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安放自我心灵，如何在新时代新山乡巨变中寻找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寻找到生命情感与精神的内在皈依，则是一个更宏大、更辽阔、更深邃的整体框架性思索。而事实上，乡村的命运，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从来就是一个个的生命个体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问题。
何处是家乡，何处是归宿？故乡是每一个中国人永远的牵挂，是人心中永远明亮的地方。我们这一代人依然有故乡，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依托。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进城人，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是否有故乡？他们的未来在哪里？而更大的问题与危机就在于急剧变迁的加速社会下，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乡村及其情感意义的故乡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乃至连根拔起的根本性危机。我们还有童年记忆的乡村吗？我们及下一代人到哪里寻觅乡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要留得住乡愁，留得住青山绿水，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我们要应该从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的新视角，来对中国乡村文化、乡村历史、乡村精神进行梳理，建构一种个人史的、地方志的，乃至是民族志的文学书写。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突破一般意义的官样文章、应景书写、短暂的热点书写，寻找更具高度、广度、厚度的审美书写，来呈现对新时代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深层问题的探寻。从中国乡村内部，去探寻中华乡村内在更丰富、更辽阔、更深层、更整体的根性文化，以此为现代化提供中国式路径。
因此，新时代新山乡巨变书写，在继承传统、思考当下、关怀现实和未来的基础上，迎难而上，积极探寻所面临的困境，聚焦于难点与核心问题。这要求作家在一个新的理念和逻辑架构下，进行总结和思考。唯有此，才能建构具有文化根性意义、通往文学经典之路意义的新山乡巨变书写。从21世纪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而言，新时代新山乡巨变书写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推进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这就是新时代新山乡巨变书写的现实价值与审美功能之所在。因此，新时代新山乡巨变书写，可以说是立足于中华文化根性的、基于悠久乡村精神传统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一种新的战略性文化部署，是中华新文化性质的根本性精神探索与审美建构。
毫无疑问，谁能写出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谁就是新时代的伟大文学经典的创造者。新时代中国正呼唤着新山乡巨变经典的书写者。去认知巨变的中国乡村吧，那就是对自我根脉的深度探寻；去书写巨变的中国乡村吧，那就是对我们未来理想生活世界的精神建构。我们要把千年中华乡村根性文化传承下去，并以此来建构中华新文化。这正是21世纪中国作家的责任、使命与价值之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261）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9ZWB1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