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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九十年代都市小说的人文精神表达
文/唐诗人
摘 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张欣创作了一系列都市小说，以不同题材、从不同角度讲述着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工作者以及普通青年的生活影响。这些小说所表现的问题，与当时知识界讨论的“人文精神危机”问题有着互补性。考察张欣九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的人文精神危机表达，既是通过分析小说人物形象的时代气息来理解当时的人文精神问题，也是以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快速的广州故事来阐述商业时代人文精神的内涵变化。
关键词：张欣；九十年代；都市文学；人文精神
张欣于1980年代的写作侧重书写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市民精神的变化，突出表现了南中国广州人改革开放前后的生活变故和精神状况。这个时期的小说，虽然也是在讲市场经济影响之下广州人对权和利的逐渐重视，但也还有着明显的伤痕、反思文学的影子，这是时代性的精神痕迹。到1990年代时，张欣的创作则完全脱离了历史的身影，直接书写传统的人文精神遭遇商业利欲时的全面溃败。1990年代的中国，开始大踏步地进行市场经济转型。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市场经济更是以迅猛的速度推进着。同时，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有着天然的商业基因。在政策和资本的推动之下，广州直接迈进了一个商业逻辑统治一切问题的全新时代。1989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书写广州都市故事的张欣，她笔下的主要人物不再有八十年代之前的那些历史伤痕，更多的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文化热潮的改革开放历史新人，他们很时髦很新潮，同时也因为接受了八十年代相对精英的文化熏陶而有着清晰的人文情怀。但这些带着八十年代文化情怀的新时期青年，投身到九十年代都市商业世界时，会有着怎样的变故？他们走向商海、屈服于现实时的生活遭遇和内心波澜，尤其其中一些小说人物身上的沮丧感和幻灭感，很好地诠释了何谓1990年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危机”。
一、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人“下海”
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危机问题，我们往往习惯性地将其与市场经济、商业文化关联起来，而忽视背后的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促使无数文化人士“下海”的原因当中，文化体制改革是最为直接的因素。1992年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文化体制方面也开始了大幅度的改革调整，通过合并、裁撤等行政手段，以及承包经营、自负盈亏等经济手段，对全国的文艺团体、文化单位进行了重组。这个重组就是一个重新洗牌过程，很多文艺工作者见势主动“下海”，更多的是被迫离开了文化单位自谋出路。这些以往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化人，被抛入九十年代这个所有人都在全力赚钱、物质欲望蓬勃的世俗世界之后，所能发生的故事可以携带着最清晰的时代因子。
从文化体制改革维度来看文化领域的改革进程的话，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1990年代的中国再度迎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热潮。1992年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要求全社会整体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层面也要求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相关的经济政策。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就提出了要以产业化思路推进发展包括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在内的第三产业，这就从中央文件中确认了文化的产业属性。文化体制改革中，典型如艺术院团改革，1993年和1994年文化部推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统治》《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带来了全国艺术表演团体的重新洗牌，那些纯靠财政补贴生存的院团再难维持下去，一些表演技能不够优秀以及年龄不占优势的文艺从业者必然遭遇失业和重新择业。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文艺工作者“下海”也就成了1990年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八十年代还顶着文化光环的一大批文化人，进入九十年代后不得不下海经商。他们从神圣的文化领地进入讲利益、拼资本的无情市场，这里面蕴含的人心变化有多诡杂可想而知。文化人走出文化单位，在商海中搏命生存，可观察市场经济初期的人心世相，也直接体会着世俗生活的残酷与艰难。作家若写出这些“下海文人”的商海际遇，其故事可以惊心动魄，同时也很可能蕴藏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
纵览张欣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会发现一个极有意思的题材特征，即她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清晰的文艺气质，很多篇的主角还直接是从文艺单位走出来的市场新人。如1994年发表的《亲情六处》写艺术剧团解散后演员自找活路的被迫“下海”故事，小说发表时附的内容简介就这样介绍：“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话剧团难以维持，排练场出卖了，演员无戏可演自找活路。作品写了两类人：一类如简俐清，‘没有感情只能是奢侈品’，有了钱才能视金钱如粪土，才能建立真正的感情——这是她的人生信条；一类如余维沉、焦跃平，他们的人生信条，是任何东西包括金钱都不能以感情和人格作为交换。小说正是在这两条线索上展开了形象可感的艺术描述，对当代人的心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①这个简介很清晰地指出了这个小说的时代意味。余维沉、简俐清是正经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本科生，剧团没了，也只能去找别的工作。简俐清离开剧团后成了一个老板的情人，成了当时的“包姐包妹”，获得一笔可观的资本后，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开始做生意卖高级时装。而维沉“下海”做了一年秘书工作之后，觉得生活无趣又无望的她辞职回到了话剧院，加入了焦跃平等“差不多快淹死了才上岸”的演员朋友组成的私营企业“亲情六处”，专门接一些社会上不同人物需求的生活场景表演，如表演做老板的打手壮势、表演假扮顾客的丈夫/妻子应付家人。②简俐清没有底线地以身体和情感作为筹码换得物质和资本，这是市场经济时代情感、身体也沦为商品的直接表达。作为文艺表演者，自甘堕落回到传统的“戏子”身份，放弃艺术操守和现代人的生存尊严，屈就于物质欲望，这自然是人文精神没落的一大表现。而维沉、焦跃平等人的“亲情六处”，也是纯粹为了赚钱而成团的，是一个与艺术无关的表演生意，它的存在最直接地说明1990年代文艺的没落。
如1995年发表的《岁月无敌》，作为小说主角的方佩、千姿母女两人，也是从艺术表演剧团走出来的人物，而且是从一个艺术生存空间相对理想的上海来到商业气息最为浓重、当时有“文化沙漠”之说的广州。1990年代的“造星”，不再局限在传统剧团的角色表演，不再是仅仅依靠表演技能，还多了市场化道路上的资本炒作等各种因素。方佩带千姿来广州闯市场，实际是让女儿来经受世俗世界的各种考验。小说用了男歌手简松和在广州小有名气的歌手晓菲作为对比，说明市场化时代歌手、明星生产背后的资本密码和欲望逻辑。在母亲方佩的指点之下，千姿没有被一时的名利所诱惑，最终凭实力获得了成功。千姿抵抗名利诱惑的这个过程，一方面证明了方佩和千姿这对母女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揭示了1990年代被资本主导的演艺圈有多混乱。小说中写及的“混乱”如歌手成名后不认授业恩师、年轻歌手靠假结婚挣钱换取更多资本、有经验有资本的独立制作人只推出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歌星……演艺圈如此污浊，足以说明“人文精神”在1990年代的文艺界已近消逝。
1999年发表的《缠绵之旅》，小说主角渺渺也是交响乐团合唱演员身份，她虽没有直接“下海”，但她的尴尬身份和情感遭遇也算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一个典型：“渺渺是交响乐团的合唱演员, 以前学美声学得很辛苦，风雨无阻的去音乐学院上课，又拜名师，早晨五点钟起身嗷嗷叫，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唱出来,结果是偶尔会领唱而已，并且那些唱出来的人好像也没怎么样，就算是在国际上拿奖在国内同样吃不开，流行音乐又轻松又造神，天王巨星像飞碟中的人物那样戴着耳机型麦克载歌载舞，宛若霹雳雄风，真刺激啊，人们需要的就是这个。”③1990年代的大环境即是世俗世界、大众文化领域被流行音乐、快餐文化所占领，而专业的、传统的文艺类型又失去了以往的财政支持。在经济能力和行政支持都匮乏的情况下，那些继续留在文艺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往往也是一些能力平庸之辈，但他们又保持着文化人、艺术家的身份，天然有一种自视甚高的心态，他们待在体制内或许能维持自我，一旦走出“单位”就必然遭遇挫败。《缠绵之旅》的渺渺即是这类人的代表，这一形象也是1990年代文艺工作者精神状况的一种概括。
《亲情六处》是“下海”失败者的遭遇，《岁月无敌》是入世成功者的经验，《缠绵之旅》是留在文化单位混日子人士的精神状况。张欣这些作品的人物都很有时代意味，他们身上都有着清晰的时代文化特征，他们最直接地表达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艺的危机和人文精神的困境。当然，需要说明的是，1990年代自上而下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开展的改革行动。文化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地方院团以及各类文化团体的没落也是不可避免，这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文化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经阶段。张欣选择这类题材开展创作，并非批判文化体制改革，也非指责市场经济，而是看中这些从文化体制内走出来的文化人、文艺工作者进入世俗社会、遭遇市场经济时必然出现的复杂感受——这些“感受”最适合文学来记录和书写，它们最能呈现时代性的文化内涵。
二、市场经济时代的人文精神处境
对于1990年代的文化人“下海”以及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危机”问题，我们当然不陌生。当代文学史、批评史上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相关叙述已非常丰富。王晓明等人引发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对谈文章《旷野上的废墟》开篇就谈到了文学危机、文学杂志转向以及作家“下海”现象：
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惜我们被那些“轰动”迷住了眼，直到这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兴趣了。④
写文化人“下海”的遭遇毕竟还是一小部分人的时代体验，而1990年代“人文精神危机”讨论也指向了多个维度的问题。“人文精神大讨论”虽主要是围绕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问题，但论争的背后其实是全民意义上的文化心理变化。陶东风当时谈“人文精神”问题时就指出了背后的世俗化、商业化问题：“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以新的方式发展的一年，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的加深。这一世俗化潮流在文化界的表现，就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的大红大紫和各种文化产业、大众文化的空前兴盛……”⑤王晓明开启这个论争时谈及的“文化人的‘错觉’”，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对民众文化精神状况的想象出错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也只是文学界、知识分子之间的热闹而已。大众只是看热闹的人，他们对文学艺术本身并不关心。那些文学上的“轰动效应”，也是文学作为“事件”而引发的传播效应而已，并非文学文本作用下的精神效应。大众关注的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这些“非文学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市场经济、商品化浪潮终于让“这些东西”现出原形。
可以说，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文化状况的错位想象，导致了他们在讨论人文精神问题时会得出“危机论”判断。当年的论争中，蔡翔就很清晰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
新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精神的先锋作用。观念引导并启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由此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从社会实践，而是主要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和知识系统去想象未来，在这种想象中，存有一种浓郁的乌托邦情绪。然而，经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像（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曾经赋予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的鼓励，灵、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种粗鄙化的时代也业已来临。⑥
从蔡翔的阐释来看，王晓明说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以从“市民阶级的世俗性”“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以及“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等维度来理解。对于这类精神特征，很多人曾以王朔、贾平凹《废都》以及“晚生代”作家如朱文、何顿等人的作品中获得阐释，由此指认文学失去了崇高感、严肃性。作家和大众一起“玩文学”，放弃了八十年代已经复兴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舍弃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彻底地陷入文字游戏和商业利欲的旋涡当中。王朔的文化调侃、朱文的“我爱美元”等一类文学书写，当然很适合用来阐述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危机问题，但如果我们熟悉张欣九十年代的创作，也会萌生这样一个想法：阐述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危机”时，不谈及张欣九十年代的广州题材小说的话就是一个缺憾。
张欣九十年代的《首席》《爱又如何》《伴你到黎明》《致命的邂逅》等，直接写现代市民阶级的都市生活，从工作遭遇、生存困境以及情感困惑等多个维度，讲述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时代商业、利欲如何消解了人的文化情怀和精神操守。比如1999年的《变数》，写广州一个屋檐下几个不同职业青年的生活伦理和文化理解。小说中作为姐姐的丽明一心想着远嫁香港资本家，最后确实被一个香港老人带走。作为租客的季风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从大学开始就习惯做“抢手”，以代写毕业论文赚了不少外快，毕业后给一些地方干部和大款完成高校研究生班课程各种作业。季风并不是找不到工作，但他渴望自由，做流浪记者可以“钱多且不受限制”，他习惯“南北大拼凑”：“有时把海南上报上的消息一字不差地寄往漠河，命中率高又无被人识破的危险，小稿费单像雪片似地飞来……”作为媒体人的季风，对当时的报纸新闻有一个判断：“现在的报纸除了讣告以外就没有真东西，全是假的。”季风还出主意炒作房东浩明的女朋友文秀，虚构“纯情女孩拒拍三级片”奇葩新闻引发关注。炒作新闻本是酒后赌注，却引来意外的惊喜。文秀对这一未经她同意的炒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变化。总之，《变数》就是写市场经济时代人可能遭遇的无数变故，引发这些变故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时代所推崇的钱和欲，几乎都有着不道德的性质。从《变数》这个小说来看，季风这类人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已经完全不在乎礼义廉耻，为赚钱毫无底线，而底层普通人身上的良善也被利欲所侵蚀，仅剩下浩明身上的那点人文情怀也无处施展。市场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变数的背后是人文精神的隐没。
还如张欣1993年发表的小说《首席》，讲的是梦烟、欧阳飘雪两个在广州做外贸的女性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和生意。从商业小说维度来看，《首席》是讲述1990年代广州外贸生意的火热竞争。从人文精神维度来看，《首席》也通过两个都市女性在对待生意、财富和情感方面的差别，表现出市场经济时代人文精神的微妙处境。其中的梦烟，在争夺客户失利、遭遇家庭和事业双重危机时，放弃了操守：“傍到一个大款，香港人，不仅成为她的头号客户，而且在五羊新村给她买了房，就是那种‘二奶楼’，即被包起的二少奶奶住的地方，现在房产升值，都要百万元一套呢。车也是那个人送给她的……”⑦为了能够在朋友/他人面前始终保持一种“首席”的骄傲，梦烟牺牲了贞洁、毁掉了深藏内心多年的真情感，她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成功者，但也是传统生活伦理意义上的沦落者。放弃了精神操守，梦烟在物质生活层面或许可以光鲜亮丽，但内心却陷入了悲凉境地。⑧
《首席》是直接写商业领域的残酷无情，兼及反映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快速推进阶段都市人内心情感的幻灭和社会文化伦理的沦丧。《首席》的两个主要人物是家庭身份背景都相对理想的都市时髦女性形象，而张欣1995年发表的《致命的邂逅》则以一个寒门出身的底层女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文精神问题。出身贫寒的寒池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高才生章迈成为恋人后，每次去到章迈家里都要遭受章迈父母“冷暴力”式的歧视。而当章迈出事、入狱后，章迈父母才开始做寒池的工作，请求她不要撇下章迈：“那里面是什么日子啊，没有一点精神支柱怎么挺得下来？”纯朴善良的寒池于是成为章家唯一的精神支柱，经常去监狱看章迈，也承担了照顾章迈母亲艾晓云的事务。寒池的善良，让躺在病床上接受照顾的艾晓云产生过一丝愧疚。但这些惭愧心理也只是一时半刻的柔软，等他们习惯了寒池的照顾时，也不再有怜惜和体谅，他们甚至催说寒池动用色相去找人替儿子翻案，毫无人伦底线。两年后，章迈被作为“名记”的高中同学杜拉拉花二十万找人解救出狱。作为交换条件，章迈与杜拉拉结婚，抛弃了辛苦等待他和照顾他父母两年多的寒池。习惯用金钱算感情的杜拉拉，拿出五万元补偿了寒池。寒池这才意识到：“她无法接受的现实是，她两年多的奔波、辛劳、痴情、关爱，及不了杜拉拉手中的区区二十五万，什么都是可以一笔勾销的。所谓万事有价，自然包括爱情、自由，甚至生命。”⑨而对此变故，章迈父母却是满意的，也没有丝毫的羞愧。后来章迈离婚，章迈指责他的父母从头至尾不帮对他们有恩的寒池说话时，母亲理直气壮回应：“我把家里的传家宝都送给她了，还要说什么话？”完全是金钱交换思维。而且，这个所谓的“传家宝”，寒池在章迈结婚的那天就送还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章迈父母，以及杜拉拉这一作为“名记”的文化人，都可以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初期自私、薄情、利欲至上的形象代表。底层出身的寒池，她的纯朴善良很好地反照出了章迈父母、杜拉拉等人的利欲思维和薄情寡义。知识人、文化人在市场经济时代变得自私、虚伪、无情无义，反倒在那些出身底层、努力上进的寒门子弟身上还葆有着最纯朴的善良。张欣这个小说似乎在回应“人文精神大讨论”，她理解的所谓的人文精神危机，其实只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虚伪化和利欲化，与底层劳动者无关。当时，有很多学者习惯性地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中寻找资源解释何谓“人文精神”，但张欣《致命的邂逅》给出了更为直接也更为可信的“人文精神”解释：底层劳动者身上的纯朴和善良，存续着人世间最好的人文精神。
《致命的邂逅》中的寒池是地道的广州人，只是出身贫寒而已，可与此形象形成互补的是《此情不再》里的外来妹朱婴。《此情不再》以一个外来妹的生活遭遇讲述着市场经济时代的人文精神处境。朱婴在家乡时是独生女、学习成绩好，长得还漂亮，她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接受过视金钱如粪土的教育，她把感情看得至高无上，很自信地鄙视那些“傍大款”的同学，即便自己一副穷酸样也能在那些一身名牌、珠光宝气的人面前谈笑风生。但当她遭遇了男人有钱后的变心、离开家乡奔往广州找工作遇到各种障碍时，也发出感慨：“她现在最想不通的就是，怎么混得比那些‘傍大款’的人还惨？”朱婴在与装修工人思浩对话后才意识到自己也就是个小人物。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之后，朱婴开始改变自己，她去了多家广告公司求职，结果是她在应聘过程中写出的广告创意全被公司无偿拿走。朱婴在多处发现了自己的创意广告被盗用后，她切齿道：“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骗子。”欺骗朱婴的，是唯利是图的企业。市场经济起步阶段，一切都还在尝试突破过程中，企业应聘过程中的那些可能出现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被多数人关注到，也就成了一些企业无偿获得劳动者创意、赚取非法利益的灰色空间。类似的灰色地带还有很多，这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1990年代必然经历的转型期特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商业利欲的灰色空间背后更是人性的灰暗地带。灰暗的人性主导了1990年代无数都市男女的情感与婚姻，也影响着企业老板与员工之间的伦理关系。灰色地带的利欲挟持着1990年代的人性，使得传统的人文精神无处安放。
三、张欣小说的世俗人文精神建构
市场经济时代的人文精神问题，其实就是人在物质、金钱等各种利欲面前的人性问题。张欣1990年代的创作，始终着力于思考欲望都市的人性可能性。当时就有评论家指认说张欣的作品是“人性的展览室”：
身在都市，没有人能逃脱得了物质、金钱的洗练，欲望的金苹果这时仿佛试金石，映出了人性的原像。它让丑的和美的、假的和真的、恶的和善的，都表现得如此淋漓和充分。张欣借助对这些形形色色人物在物欲面前的取舍和表现，展示自己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理想人格的理解。商场、情场是她表现人物冲突与抉择的两个观察点，而这两个观察点实际都聚焦在商业的制高点上。商场也可以作为利益、金钱、现实、欲望等物质层面的典型代表，情场，则可视作情义、浪漫、温馨、理想等精神层面的代表。作者借商与情、理与情的矛盾和冲撞，寄托她的震动、困惑、思考和抉择。⑩
写出市场经济初期法治尚未完善阶段的灰暗人性，这的确揭示了1990年代全社会的人文精神危机。但文学书写不仅仅是为了揭示丑恶和揭露问题，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有着精神抚慰和人心疗愈的一面。我们前面分析《致命的邂逅》《首席》《此情不再》《岁月无敌》等作品时或许已经发现张欣还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不被时代裹挟、能在利欲面前维持良善的人物形象。无论这些形象是否真实存在、能否在现实生活中独善其身，都意味着张欣的写作还在努力为这个所有人都为名利奔腾而下的时代树立一些“图腾柱”——这“图腾柱”是《此情不再》里冯滨对朱婴的形容：“你想证明什么？你要证明给谁看？你以为你视金钱如粪土，就能成为九十年代青年心目中的图腾柱？你只是一个特例，一个傻瓜的特例。”{11}朱婴不想与已经被金钱利欲冲昏头脑变得无耻下流的前男友冯滨再有瓜葛，拒绝了冯滨希望她嫁入豪门的分羹企图。朱婴要守护自己内心的情感，也想坚守自己的道义，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光明正大地活着。朱婴的形象，很好地透露了张欣小说在揭示人性沦丧面之外的思想企图：要为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重建一种世俗世界的人文精神。
何谓世俗世界的人文精神？这不同于“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多数知识分子提供的人文精神解释，比如有很多学者提到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新儒家的人文精神，以及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下、中国现代以来逐渐中国化的启蒙话语等。学界围绕“人文精神”而来的讨论，确实丰富了我们对于“人文精神”相关知识的了解。但如费振钟等人所言，这些话语都很可疑，不具有实践的可能性。“人文精神在今天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学理上的‘可能性’，更主要是指‘实践’的‘可能性’。”“今天重谈人文精神，我们应该操持一套怎样的话语，话语标准和对象应该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实践问题，困难之处也就在这儿。”{12}怎样的人文精神话语才有可能具备实践属性？这可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至今都未能明确的问题。但我们看张欣1990年代的小说，可以感觉到她其实是在以小说的方式探索着一种适合市场经济时代、能够被世俗世界的都市人所接受的“人文精神”。
以《此情不再》为例，小说主角朱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形象，她来广州之前曾堕过胎，也是曾经的问题少女。到广州后，朱婴在病房做陪护时也并不人道，用绳子捆住不听话的病人，把寻死的病人推到天台去经受死亡的惊吓，以及面对冯滨的无耻时骂出“操你妈”等脏话，这些行为习性都不符合一个理想的、有人文精神素养的形象，其必然与很多知识分子所界定的“人文精神”品质相冲突。但在朱婴身上，张欣赋予了她很使人敬佩的现代品格：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守护自己最真实的情感，靠自己的本领活着。朱婴远离了无耻的冯滨，也离开了只想跟她玩玩的、作为老板的彼得。拒绝了各种诱惑，朱婴最后找的工作是在“夜间广播电台”做《零点伊甸园》节目主播，专门给人解答“性”的问题。这个工作有点难以启齿，是个让熟悉的人听出来会很没面子的职业，但这是靠自己的辛劳在生活。比起那些靠牺牲身体、漠视良心来求得发达的人而言，朱婴形象就显得高大了。当然，朱婴的所谓“高大”并不是像道德模范一样高高在上，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都市女性、平凡的城市工作者。能够凭着自己的技能有尊严地活着，这应该是每个人的基本操守和基本目标。尤其在市场经济时代，面对各种利欲诱惑，还能坚守这一最为基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伦理的，当然可以视作一种人文精神。
还如1992年的《伴你到黎明》，小说主角安妮作为都市新人，有很多缺点，甚至有作为第三者的道德污点。但她并没有刻意伤害他人，成为第三者也是因为克制不住的真情感。最重要的是，安妮也是始终能抵住各种诱惑的都市女性，不会为了获利而牺牲身体和尊严，她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现代女性。但是，安妮肯定不会是知识分子推崇的有人文精神的形象。首先，安妮不再相信文学艺术的不朽。安妮有一个曾经是二流电影明星的母亲，这个母亲“至今保持着明星身份”，“自觉辉煌过，便认为世人对她念念不忘”。安妮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母亲有很大差异，日常对话也经常出现很有意思的“人文精神”碰撞。小说开篇处写母亲念念不忘于某个老婆婆认出了她时，安妮就调侃说：“任何人和事都会过时的。”母亲回应：“艺术不会！”安妮的心里话是：“不可理喻。”其次，安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相当世俗，有一种现代都市人的计算理性，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温情。安妮劝她母亲与父亲离婚时，母亲说：“那岂不便宜她了？”安妮的解释是：“你想怎样不便宜，他又不是出身名门，你还有希望拿到若干股份？”后面母亲感慨说：“人怎么可以这么势利？”安妮回应：“人就是这么势利的。”母亲感慨说：“安妮，你到银行工作以后，人变得冷冰冰的。”面对父母离婚，做女儿的讲利益不讲感情，这必然与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相去甚远。此外，安妮形象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张欣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人物来嘲讽19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的虚伪。安妮成为催债公司员工后，因好奇无意间帮同事朝野完成了一项催债任务，本以为这是“替天行道、伸张正义”的事，起码也是帮忙，不应该收钱：“章朝野，我告诉你，我要是为钱，根本不会跟你上去，到现在这一身透汗还没干呢！”但面对巨额提成，缺生活费的安妮并非真的不想要这份收入，只是不想将自己前面“见义勇为”式的行动功利化而已。章朝野直接点出了安妮身上的“虚伪”：
上来几个热炒，朝野缺乏表情地吃着，也不劝安妮下箸：“我顶、顶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类酸人，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离嫌钱腥的程度还远着呢，非要做出一副金盆洗过手的样子来，干吗不要你那份钱？莫名其妙。”{13}
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从上到下都积极鼓动民众去赚钱、去发财致富，先富是时代先锋。在这个背景下，文化人、知识分子无论是否离开了文化体制单位，也都在想方设法致富。电影改编、文化炒作等，背后都是名利在驱动。而1990年代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大谈特谈各种精深的人文精神，对王朔、莫言、贾平凹以及新生代作家们的写作大肆批判。可以说，1990年代是个很矛盾的年代，一方面所有人都在努力地发财致富，另一方面抱怨文化沦陷、讨论人文精神危机的声音又无处不在。这些行动和声音未必指向同一类人，但也说明了1990年代文化的驳杂和精神的混乱，类似安妮这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过，小说中的安妮最终克服了这种虚伪的文化生活习性，努力工作赚钱成了干脆直爽的事情，同时她也不会在工作中徇私舞弊，不会拿自己的情感去当作生意的筹码。面对父亲利用自己的情感资源换取非法财富时，安妮毫不客气地斩断了这份关系，面对好朋友被骗时，安妮召集同事全力相救，这些事件都证明了安妮的正直和勇敢。安妮形象说明，市场经济时代的“人文精神”在强调人文情怀的同时，也要兼顾现代人为了生活而无可逃避的世俗一面。在世俗生活中维持一种人之为人的自尊心和正义感，这才是真正的、适合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
从《此情不再》和《伴你到黎明》可看出张欣要建构的世俗—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但直接传达了这一新精神特征的还属《岁月无敌》。《岁月无敌》就是讲述年轻女歌手千姿如何在母亲方佩的教导下抵住各种诱惑，最终保持了艺术精神、守护了人格尊严同时又获得了事业成功。千姿能够兼顾尊严和名利，完全得益于母亲方佩的指导。方佩如何做到的？我们可以从她留给女儿的告别信里看到最核心的信息：
“千姿，你千万不要误会妈妈带你来广州，此行只在挣钱出名，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中锻炼自己抗拒诱惑的能力，坚持诚实正直的能力，不模仿别人的能力，靠自己双腿走路的能力……假如你具备了这些能力，哪怕你不出名，或者钱财有限，相信你也能够健康、愉快地生活。
“当然，金钱是重要的，但是它并不值得我们拿出整个生命和全部情感去下注，如果你轻易取舍，它也会轻易夺去你一生的幸福。
“孩子，妈妈尤其要提醒你的是，女人最大的敌人并不是贫穷和默默无闻，尽管这两点会让你深深地感到人生的乏味和无聊，但更大的敌人却是时间和岁月。当风华一一过去，你定会知道踏实、恬静的心态是一笔怎样的财富。你年轻时的违心接受、曲意逢迎，或者孤注一掷是多么地无谓，根本没有脚踏实地地艰苦奋斗更令人愿意细细品味。”{14}
方佩去世前留给女儿的这些话，可以理解成作家张欣留给1990年代所有“下海”文人的话，甚至是留给市场经济时代所有城市工作者的话。方佩这些教诲，其实就是如何在资本统治、欲望盛行的市场经济时代留住最基本的人文精神。但同时，这种人文精神不是纯知识层面的观念讨论，而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去实践但又不容易坚守住的生活原则。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时代，如何练就抵抗诱惑的能力，如何坚持诚实正直、脚踏实地，如何克服贪婪以及如何战胜我们对贫穷和默默无闻的恐惧？这很不容易，但却是我们必须领会的生活常识，也是市场经济时代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内涵。小说最后，千姿平静下来，在深夜的台灯下一遍遍地温习母亲的话：“终于在那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个混沌、虚假、拜金并且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的一点微光，看到了比死更重要的这份情愫。” 这“情愫”可感动无数都市儿女，这“微光”可照亮整个1990年代。
注 释：
{1}张欣：《亲情六处》，《青年文学》1994年第6期。
②注：这个设定有点类似于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但故事和立意完全不同。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原刊于《收获》1992年第2期，1997年被改编成电影《甲方乙方》。
③张欣：《缠绵之旅》，《天涯》1999年第4期。
④王晓明、张宏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⑤陶东风、金元浦：《人文精神与世俗化——关于90年代文化讨论的对话》，《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⑥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
⑦⑧张欣：《首席》，《上海文学》1993年第11期。
⑨张欣：《致命的邂逅》，《中国作家·文学版》1995年第5期。
⑩屈雅红：《“掘金时代”的人性展台——评张欣的都市小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11}张欣：《此情不再》，《天涯》1996年第3期。
{12}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第6期。
{13}张欣：《伴你到黎明》，《中国作家》1992年第5期。
{14}张欣：《岁月无敌》，《大家》1995年第2期。
*本文系广东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