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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山那边人家》的文本空间与艺术构思
文/王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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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煜先生的戏曲创作充满着独树一帜的天然灵秀与无可替代的文心睿智。他和曾少祥所做的花鼓戏《山那边人家》取材于著名文学家周立波的文学，但却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和故事缘起，聚焦在周立波回归故乡后所见所感，突出地展示20世纪50年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一方静谧空间和中国农民崭新的人文面貌。就这个真人实事的“周立波”和他的乡亲们而言，该剧完全没有当下创作所必有的弊病，情节和人物从他的小说中来，而那些活泼的乡土生活又被他所捕捉和讴歌，在某种程度上乡土给了周立波写作的无穷空间，而周立波也发现了乡土的真正精神。这正来源于一个独特的时代里独特的存在，以及其间人们独特的人生和情怀。
《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在阅读剧本时，我感佩剧作家铺设的独特戏剧结构，故事看似缺乏足够的冲突，也似乎缺少足够的情节内容，尤其是周立波似乎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特殊的20世纪50年代发现了一块乡土的绿地，发现了一个成长变化着的乡土气象。但是，如果仅仅如此，那只是借着周立波的穿针引线去叙述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乡土社区，自然也会让戏剧流入简单的发现与简单的故事叙述。剧作家的高妙在于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周立波作为一个干部作家返回家乡后，从做“人民的先生”向“人民的学生”的转变，最后成了农民的一员；一条是邓满爹一家人生活面貌、精神气质的张扬。就前者而言，周立波的变化极具戏剧性，一个采风的作家参加农民的婚礼，写了一副文意极高的对联，农民才不管它的内容，只以纯朴天然的乐观来面对新生活的开始，因此“婚礼”一场是突出展示周与乡土的不适，虽然在婚礼上似乎找不出他尴尬的踪影，但那对联却记住了两类生活的距离。因此在《泡种》《禾场上》两个情节场面上，他的身份就带来了作家融入生活的距离感，亦即幽默感，例如耕田时的手忙脚乱，例如谷场上叙述自己经历时的不谐。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变化就一点点推动周立波越来越像农民。尤其是在《扫盲志异》一场，他越来越成为邓家平息争论、可值得信赖的乡亲，直到最后他以“霸蛮”的形式利用邓家的误会来做“扫盲”工作，从“走近”到“走进”，从作家成了群众。而邓家作为1954年前后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既承续着悠久的生活传统，又出现了时代的变化，这就体现在满爹与伏生桂花夫妻的矛盾，或者是劳作观念，或者是生活误会，都在差距中展示着他们的变化，到了《腊月》一场中，一家人一致的观念实际也完成了从“传统”向“当代”的升华。这样的双线结构展示了这部作品高超的编织水平和高级的文学驾驭。
《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优秀的剧作家及其优秀作品，可能会让戏曲艺术如虎添翼，也可能会让剧种艺术体系有所破坏，但更有可能会对戏曲表达实现有效拓展，其间文学引领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该剧确立的“乡土的诗意”立场，在聚焦一个真实的作家与群众、与土地、与创作的关系时，突出戏剧人民性、时代性及其超越性，有效地超越了故事背景的年代感、阶层性以及特定生活内容的局限性，极大地张扬了人物形象的人格之美、人性之美、人文之美。特别是剧作从合两性之好的婚礼开始，以酬德报功的分肉结束，将岁月年轮的时序变化贯穿其中，最鲜明地彰显出千年文化的人文理想，这当然也以深沉清灵的方式深度潜化于普通世俗生活和日常人生中。
剧作挑战并超越了真人实事创作的固有创作思维，也突破了传统戏曲将文化人转变为戏剧形象的艺术难度，特别是对湖南花鼓戏通常印象中喜剧幽默、乡土风格的尊重与扩容，由此形成以静谧的、诗意的乡土气质和渗透于骨子里的、含蓄的喜剧美学，这是传统《讨学钱》里就有的文学表达，而更是今天应该珍视并拓展的艺术空间。
王馗，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戏曲研究》主编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出版个人专著有《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鬼节超度与劝善目连》《孤山的文人影像——三百年小青热辑事论稿》《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第二作者）、《解行集》等，参与主编《昆曲艺术大典》《昆曲艺术图谱》《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等，全国哲学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