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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至1970年代工人形象与工业化叙述
文/陈若谷
摘 要：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关工人阶级、工业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概念逐渐成为中国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使得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成为国民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之形成了某种对应关系，1950至1970年代的工业书写是国家工业政策和意识形态的表达装置。笔者通过大致勾勒工人形象和工业化叙述，考察国家如何重新分配资源，并展示在工业生产空间、时间效率规划、技术革新和科学管理方面的倾向性塑造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
关键词：工人形象；社会主义工业化；技术革新；效率理性；“鞍钢宪法”
以工人、工厂和工业为对象的文学书写是随着中国近代工业一同诞生的。这类文学被以题材概括，称为工业文学、工厂文学或者工业题材文学，即“作为‘领导阶级’的公认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发生于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1}。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百余年的工业小说无论从质还是量上都无法媲美20世纪乡土文学。虽然工业是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反映工业化进程，并主要以工人形象塑造为主要任务的文学书写，在体量方面依然相对薄弱，叙事模式和审美观念上也显得单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面回答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工人的主体意义空前提高，当中国共产党将使命从革命转向建设，工业的问题就提上了议程。党的七大指出“将来我们要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2}的思路；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革命胜利之后应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3}；1953年国家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4}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总任务之一。1957年夏，毛泽东又指出：“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5}最终实现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并以工业化支持农业机械化和国防现代化。1940年代以来关于工业国的各种设想，令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确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伴随着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向始终非常明晰，并不受到变幻风向的影响。此时有关工人的文学书写是一种标准的“国家文学”，1950至1970年代文学不仅仅在分享国家权力，而且“国家权利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拥有且行使着对于文学的全部合法性的主宰权”。{7}工人形象和工业化叙述虽然在不断完善丰富，但内在于国家对于文艺工作的期待之中。因此，虽然1950至1970年代的工业文学从少到多{8}，蓬勃发展。然而，这种高纯度的文学叙事很难在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张之下表达实际的意识形态规则，尤其是当下的研究难以在“借喻式解读”之外看到历史被“人工删削、压缩、变形和重新整容”之前的真相，对“已经形成的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反思”{9}是举步维艰的。
事实上，工业文学虽然可以限定题材，却不是一个合格的问题阈。一个社会只有经过工业化的改造，才能够变成“现代的”，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又必然要符合社会主义的路线。因此，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要通往一种能够被认可的“现代”，并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又必然成就新生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想以此背景考察的问题是，我们在这条工业化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工人如何在捍卫生产力先进地位的同时，塑造先进文化的领导地位；国家在工业领域的资源整合、标准制定和技术权力分配导致了怎样的结果。这些都将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与历史经验。
一、“工厂”：两种空间的整合
在《创业史》中，能人郭振山常以“热烈的言辞”劝改霞进城，投奔工业战线，但真正在一瞬间就击中改霞心灵的是画册上的郝建秀。郝建秀小小年纪就创造出科学的“细纱工作法”，经过历练后成为国棉六厂的技术骨干。这一刻的改霞不再是个乡村闺女，她被郝建秀提供的另一幅画面召唤着，突然产生了一股对蛤蟆滩农业合作化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源于另一种社会主义图景：工业现代化。于是，改霞努力学习，希望能被工厂选中。有万说改霞才念了几天书，就想“上天入地”，殊不知，这个上天入地，本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工农兵的权力。而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改霞做农民就不需要更多的知识？”{10}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导向了另一个问题：青年们想要实现价值“进阶”，就要通过学知识、学文化的最佳途径，实现从土地劳作到工业生产的跨越。
柳青的设计，是有意安排生宝投身于农业合作化、改霞奔赴城市工业化建设，让二人分别成为农民和工人中的杰出青年。在预设的道路里，新的农村公社不仅担负着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11}的巨大期待，并且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但现实中，工业依然是国家独立发展的第一要务，工厂消耗着农业的成果，产业工人和技术员、工程师，也都具备更优的智力条件。工业化才是新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工人才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新人。
走四十余里地来到县城招工的街道，改霞却立马被巨大的人潮挤得晕头转向，她困惑的是，工业建设有什么魔法让不舍得离家的乡村闺女都动了心？改霞的心里没有庸俗的物质利益，但她确实领悟了工业和农业不同本质造就的扩大化了的差异。那么，工厂建设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在文本外的现实中，和改霞一同进入工厂的还有作者柳青本人。《创业史》始终没有以真正的实体形态呈现工业化建设，但柳青留下了自己的印象。柳青曾于1960年夏季离开皇甫村，赴鞍山参观。在游记《鞍钢，向你敬礼！》中，他写道：“铁路的一边，成行的、成群的高烟筒，连绵几十里，天空翻腾着神话般的五彩烟云；烟云不断地变浓、变淡、变成另外一种颜色，只有老练的钢铁工人，才能明白这些变化的意思。”但鞍钢给他更为强烈的印象是惊奇，矿山、选矿厂、烧结厂、高炉、平炉旁、轧钢厂、钢管厂、头顶上的电线网、脚底下的铁轨，前后左右，无数的电杆，让这位长期扎根乡村的作家“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傻子一般望着钢铁世界的一切。我不光是兴奋，说实话，我感到神秘——这样复杂的钢铁联合企业，鞍钢的同志们怎样摆弄得了呢？”“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热潮正在改变鞍钢的面貌。到处听见人们谈论我不懂的许多技术问题。竞赛的巨浪激荡着人心。我被工效提高多少倍、劳力节约多少倍的惊人事例，弄得目瞪口呆了。”{12}
这就是柳青的观察。在他眼里，工业建设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复杂的“神秘”。“钢铁世界的一切”和“听不懂的技术问题”都点出了工业生产的不可感性，这与农村通过与物候的配合，运用经验的传授来从事农业生产大有不同。乡土世界有“牛叫、犬吠、鸡鸣”，工厂里是机器的轰鸣，有序且高效。
另一边，同样置身于鞍钢的草明则有不同的体察。“吕屏珍庄严地走到水车制御盘跟前，把开关一举，水车转动了；调速机，发电机，油压机也跟着动起来了。附在机器上的紫铜细曲管子可爱地抖动起来了。吱唔……吱唔……吱唔——那样匀整的声音又重新在机器房响起来了。水电厂的老工友们听着这种一年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心里说不出的痛快。”{13}
二者的描述方式大相径庭。柳青在隔阂中将金属水泥、赤焰汗水抒情化、田园化，草明却留下了真实可信的生产细节。草明1945年就奔赴东北参加接收工作，1947年主动申请去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1954年她落户鞍钢，直到10年后方离开，其间曾任职第一炼钢厂副书记，所以她非常熟悉工人群体和工业流程，并一直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工业化过程的文艺建设之中。
比草明这样的知识分子更为迫切想要建设好工业文化的，其实是工人群体本身。全国文代大会第二日，郭沫若作了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之后，被服总厂的女工徐士荣和七○兵工厂的技工李家忠这两位工人被邀请讲话。前者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到工厂去，帮助工人学习，反映他们的生活；后者则说，《红旗歌》{14}在工厂的演出鼓励了大伙儿，只有工人的进步才能加快恢复发展生产的任务。也就是说，工人向知识分子、向国家提出了主动的要求：在国家建设和革命事业的背景下，工人渴望提升知识水平和文艺修养，工人要分享过去独属于知识分子的智慧。最后，诗人柯仲平登台朗诵新诗，“创造工业国，工人敢保险”。{15}
面对工人的要求，国家很快安排了部署，通过总工会、文联派出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和矿山地区，帮助工人识字，进行文艺创作，成立业余文化组织，作为工人进一步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其实早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进入工厂，在帮助工人的文化学习过程中促使其政治意识觉醒。因此，工人的文艺才能萌发是各方合力的结果，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人文艺实绩里，生产劳动是占比最重的内容。七十兵工厂话剧团郭玉儒等8人创作的剧本《生产长一寸》，不仅搬演上了舞台，还在《工人日报》连载，一炮打响。
为什么要让知识分子下厂，而不是通过选拔机制将最优秀的工人调走，成为知识分子？工人的学习和创作是应该必然而且要发生在工厂里的。“工厂”在此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还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工人活动主要发生在两个场景，其一自不必说，是工业书写的最基本元素，即车间生产；其二为厂内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发生在工人业余时间，主要在休息室、活动室，条件更好的甚至有“车间红角”“工人俱乐部”{16}，它们履行着行业内文化宫的任务，为工人提供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的机会，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而且，这些活动往往具有半规划性质，平日里有歌咏、舞蹈、美术、戏剧等分支小组，逢重大节日则组织创作、排演。早晨上班之前、午饭后的休息，或夜晚的业余时间，都是精神活动发生的时刻。“工人们称自己的工厂叫‘诗画厂’‘文艺厂’‘诗的车间’”，{17}工人不仅可以接触较为大众化的文学艺术，甚至可以打破哲学的神秘印象，学哲学、用哲学。{18}因此，工厂整合了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是见证工人主体塑造的第一视角。
工人有的是城市底层贫民，有的是失地进城农民，脱胎于游民的这个群体，实际上在城市的消费能力依然较低。然而，1950年代上海和东北等工业区随厂而建的生活区、工人村，不仅仅解决了工人基本的生存问题，还着力于将他们的生活世界与生产和革命的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这么理解，工业人口的集体性文化学习和艺术创作的形态，是由工厂集合式生产方式与新的生活结构塑造的，它“打破了劳动空间、创作空间与接受空间之间的区隔”，而且学习与创作“在时间规划、组织方式与形式选择等方面，仍受制于处在核心地位的工业生产”。{19}
反过来可以说，工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被国家有意识加以整合和建构，由此才有在文化传播和艺术感觉培育方面的成长，但这种成长有明确的期待视阈，“源自于对一种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想象”，工人的文艺需要被框定在对“‘业’与‘余’和‘公’与‘私’之间的判断上”{20}，工人不能以业余学习为凭借离开工业生产主战场，更不能将学习成就作为私有物。这种期待有大前提：工业化就是工人的劳动、工人的生活，也是工人的政治。
在启蒙叙事里，“十七年文学”几乎必然得到失落的“人”和“自我”的结论，观照工人形象，他们行为中表达出的扁平的亲情、爱情都不是出于人性冲动，而是受制于生产因素，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只是劳动的主体而不是性格的主体，比如“小说的工业技术发展、工业生产增加的难题与青年男女的交往—延误—再交往—再延误的困局彼此呼应”。{21}“人”是在启蒙话语中产生的，工业作为人向自然开战的一种革命生活，要相应地排斥启蒙叙事才能实现自我意图，因此工业化的叙述以顽强的叙事“成规”填满了混杂的剩余空间，压缩了人在性格方面的成长。也有学者指出工业精英诞生于新的社会伦理结构，这种新的伦理往往被忽略其文化建构的部分，“表明了当代中国工业社会伦理组织、政治性与技术的结合”。{22}
这就是为什么农村题材文学里那个梁三老汉是不可复刻的，他的耐苦、胆小、对土地深入骨髓的眷恋……这种入木三分的性格不会发生在工人身上。从共产党领导工业斗争之初，就已经开始周密地组织工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对工人高大健全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想象。
二、工业化：时间—效率核算
1872年11月日本发布改历令，从此太阳历开始主导日本人的生活世界，普通国民中开始普及“标准时间”的概念。1878年，日本新学家西周以“时间”一词对应英语里的time，于是具有抽象含义的“时间”概念正式诞生。随着时间在生活领域的客观存在其概念得以确立，关于抽象的过去和未来面貌也开始逐渐显形。中国也受到了影响，当然，清末对于时间这一概念的运用还产生过辩论。比如严复主张以“宙”和“宇”来对译time和space，而对“时间”和“空间”的说法表达了不满。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曾专门批评“宇宙”概念并不足以指认现代的时空思想。无论如何，随着中国人开始用时间来分割自己的生命、为国家丈量国运，一种立足于现代的思维方式便处在实践之中了。
分分秒秒取代了年年岁岁，作为计量时间的装置将人们代入了现代生活方式。漫长历史里总结出了古代人循环往复的生活状态，而时间的不断重新计时却开始将其赋予规律的价值。近代中国人，因为有了现代的历法和以24小时为周期的钟表计时，他们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滚滚向前而去。通过“进化观念”，中国人踩着滴答滴答的时间产生了竞争心理，可谓无意中发现了“时间就是权力”这一哲理。谁抓住了时间，谁就组织着现代化的秩序。尤其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所得都被纳入国家权力的治理轨道之中，并且形成有关时间—效率的文化观念。
《红旗歌谣》中有大量农业生产要改造自然天光的诗歌，比如《夜里有太阳》《原说公鸡比人早》《月儿弯弯星未落》等作品，四川民歌“太阳落坡坡背黄，扯把蓑草套太阳，太阳套在松树上，一天变作两天长”{23}；“社员跟太阳比赛跑，累得太阳把替工找。月亮露面心里跳：‘啊，我替不了来替不了！’”{24}农民誓要颠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训，突破晨昏与季节变化的束缚，让躯体最大化兑换为劳动产出能力，体现了农民“超克”自然的昂扬风貌。客观上这种现象可视为浮夸风压力导致的话语修辞，同时，也是由于人不再将自己视为纯粹自然的动物，而是比日月都要更长时间运转的机械，这体现了迫切的使命意识，农业需要配合急需补给的工业生产，适应在想象中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步伐。
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劳动与产出划分进时间网格之中，国家权力通过生产队这一具体组织形式，全面介入农业生产环节，掌控劳动者身体在内的一切资源。过去传统意义上的自耕农，只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工分制度却人为地割裂了旧有的农民“所劳”与“所得”之间的直接关联，建立起了新的关系：对于农民个体而言，种什么或者种得好不好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生产劳作中获得足够多的工分。这就让我们理解“小腿疼”等人逃避劳动的原因。从分散到有组织有计划，“挣工分”的劳动形式意味着农民已经成为国家控制下的农业生产链条上的一环。
对照农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工业生产的情形。工业生产组织性极强，它只有一个目标：从时间手里抢产品。秦兆阳说得直截了当：“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我们还缺少什么？”{25}答案是时间。工业生产的经验几乎可以世界通用，每个步骤都有规程、期限，卡着点，一环扣一环。因为生产的协作性质，任何一个劳动个体“磨洋工”都可能直接导致整条生产线的瘫痪。这种现代的速度使工业生产具有特殊属性，它矛盾单纯，不像农业知识因地制宜、有区域自治性，因此乡土社会加入合作化进程时会经历一个文化“裂变”，而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极容易获得合法性并得以迅速展开。
作为苛刻的裁判，时间往往是工业文学的潜在主角。赵焕然写的《争分秒》描述争分夺秒的劳动场面，方纪记录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到底能做多少事，后者详细地附上了天津造纸总厂酸煮锅蒸煮时间变化比较表，以及工人们“创造了一小时又四十七分钟蒸煮一锅苇浆的全国最高纪录”。{26}在这个气氛下，工业叙述的主要场景就是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开展的劳动竞赛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技术革新和增产提速的故事。
1954年上映的电影《伟大的起点》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强大的速度规约。工业部领导、华东钢铁八厂厂长和书记，对于生产与时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老厂设备需要11小时炼一吨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技术改进和工具革新，单位用时已不到6小时。某日，厂长收到了一封电报，“华东钢铁八厂厂长，汛期将至，千万如期把机械件送到治淮指挥部。——11月4日”{27}大敌当前，厂长不敢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走弯路，而工人们斗志昂扬，正又遇到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一致要求革新增产。积极分子陆忠奎经过彻夜钻研，提出了把现有15吨的炼钢炉，改建扩大为20吨炼钢炉的办法。这个建议立即遭到总工程师田承谟和厂长李勇华的反对。厂长认为，钢铁的单位产量比解放时大为提升，生产可能性已经到“顶”，但工人和党委书记陈向群向工业部聂部长求助并得到精神支持。聂部长对厂长说：“炼钢任务指标的计算，严格也科学，但这是落后的科学观点计算出来的。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还没有算在里面，群众一发动，连我这个数字都是保守落后的。”另外，国家对钢铁的需求也非常紧迫：“我没有权力降低，国家需要钢，桥梁铁路都需要。”
李厂长立足于设备条件，坚决不同意冒险增产：“15吨还勉勉强强，20吨不得送命吗？炉子都这么老了！”他的担忧在技术层面非常具体：改成20吨后，空气格子能适应吗？行车呢？冷却水箱呢？水箱会降低炉内温度，虽能延长炉子的使用寿命，同时也延长了熔炼时间，这样两相抵消，生产目标又从哪里去抢夺时间呢？厂长知道15吨的破炉子和奔向共产主义是矛盾的，他不相信的是，发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就可以提高效率，从客观的生产公式中置换出无穷的潜力。尤其是第一次革新实验完全失败对他造成了极大心理压力，本来6小时就可以出钢，试验新方法后竟然耗费13小时。耽误的7小时不但不产生任何效益，还造成了惊人的生产资料浪费。这次革新尝试在严酷的生产计划里酿成了严重的事故。当然，影片最后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努力战胜了保守的生产思想。
1958年“大跃进”时期，算法不断自我否定，追求更多更快，将实际生产力甩在了身后。如当时北京民歌唱的：“昨天的规程，今天不能看，上午的指标，下午翻几番。统计员呵！划红线也要乘上飞船，你的算盘也早该——叫电子计算机替换。”{28} 不同算法背后矗立着不同的思路，厂长/工程师和工人/书记的对于效率的观念南辕北辙，前者遵守既定的科学规律，追求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类似于“阵地战”；后者则是在革新浪潮的鼓动下，依靠（普通）工人的创造力，以群众运动方式完成技术革命。两种工业路线的博弈从1950年代初期到“文革”之中一直存在，最恶劣的后果是造成“大跃进”中大炼钢运动的巨大浪费。
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类合理化地对于自然对象的掌控和对于社会环境的把握力，因此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劳动就激活了关于效率的讨论。时间的效率从钟表中渗透出来，并逐渐成为对工业生产和国家现代化组织的规定本身。生产效率是一种可以描述的量化指标，通过特定的通用语言，生产力可被准确地衡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工业所呈现的乃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29}因此工业诞生的一个衍生物必然是工业伦理或者说技术伦理，通过工业伦理我们才能稍微理解，面对极大可能的生产浪费，工人（及代表着支持力量的书记）为何必须放手一搏。除了现实的需求之外，效率追求背后是中国工业道路与西方工业道路的竞赛。
中国未经历工业革命，而且经济底子薄、科技人才少，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蜕变的艰难过程中，普通工人参与技术革新几乎成为基本的工业伦理，虽然多数工人对于生产技术的贡献微乎其微，但在“一穷二白”的背景下，这是唯一能够挖掘的主观变量。因此，工人对于工业效率的追求实际上是被赋予了道德感的。“技术革新”被设计成是普通工人群众，即引车卖浆者流“以政治认同的方式完成国家现代性的诉求”{30}，这是以往讲述“劳力者”的尊严政治中一直被忽视的部分。因此工人对于冰冷的生产线所能做的贡献，是一种融入了道德的工业化参与方式。工人不是要让渡权力给生产线和效率算法（其实，在柏拉图的设想中，效率的目的就是道德），而是从自己并不太熟悉的技术生产领域认领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体责任。
三、否定“异化”的技术治理
农业生产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给谁干活”这个核心问题上，“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本身的两重性所包含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农民长期个体经营的偏见和习惯”，成为“抵抗农业合作化的保守力量”{31}，因此，要改造农民的落后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2}。那么，以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自居的工人需不需要教育呢？
周立波的小说《铁水奔流》里写到了技术工人张万财的思想问题。张万财是个技术工人，认为自己“凭手艺能吃遍天下，干吗要在这儿受这窝囊气”，于是“跳厂的心就有了”{33}，他总觉得厂子与自己疏远，不愿与其他工友交流技术问题和意见。工业题材文学里对这样心里老琢磨着手艺和“跳厂”的技术工人形象是缺乏考察的。
一般而言，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本能地渴望土地和收成。工人却不占有机器与原料，这些脱离了工厂是无用的。但是，工人跳槽的筹码是技能，这说明张万财的思想问题不应该是个案，因为技能和利益直接挂钩，有可能撬动工人的集体主义思想，破坏工业现代化的前提——社会主义。艾芜在小说《百炼成钢》中将“技术革新”场景放在了对“九号高炉”炼钢法的改进中，但小说讲述的重点并不在于技术化地展示如何实现快速炼钢，而是借助这个场景，分析为什么社会主义内部会产生个人利益？工人张福全为了在技术上独占鳌头，选择了化炉顶捷径，却导致九号炉穿孔漏钢；甲班炉长袁廷发一直在炼钢上有垄断技术，他忌惮秦德贵的“七点五分一”快速炼钢法，这意味着秦德贵将打破自己的先发优势。技术对于袁廷发而言，不只是进行生产所必须掌握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厂长赵立明因此格外器重他。技术意味着尊严。于是，他总在技术上“留一手”。
对于技术工种而言，技术的专有能够保持甚至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因此才有技术工人相互之间的防范。不可避免的是，技术高低和生产上的现代官僚机制造成的分配不均最终都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内部滋生出个人主义。因此，小说就需要在叙述中合理地克服个人主义。但显然，没有哪一部小说给出过满意的答案，只留下了合理的困惑。有学者发现，工人阶级的内部意识更为复杂，“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来区分新农民与旧农民是有效的，但用来描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却显然不够”。{34}因此先进工人秦德贵、李少祥就不会成为工厂版的梁生宝、李双双。
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不像农民群体内部还区分出“富农”等级，因此工人的个人主义被理解为非本质化的，“技术私有”的念头可以在其他先进工人和书记的教育下消融瓦解。
而另一边，知识分子的“知识私有”却必然招致严厉的批判，因为知识的私有制是“知识分子翘尾巴的本钱”，“知识分子自己不该把他的知识作为本钱‘将本求利’”，{35}“从待人接物直到学术思想，完全贯串着个人名利观念”。{36}打掉知识的私有化，也就打掉了个人主义中坚实的一块砖。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指出：“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战斗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而且“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37}在对知识进行了界定后，毛泽东还对自然科学的属性问题和分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本身作为知识体系的自然科学，不同于具有阶级性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它只属于知识形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不具备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如果结合本文前两部分，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工人作为职业群体也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因为具有文学艺术的杰出才能，而成为专业的知识分子，比如草明培养的鞍钢工人作家群里有不少成为职业作家、记者，完全脱离了工业生产；另一方面，技术学习也可能使普通工人成为工程师，如参与1954年向全国总工会建言“技术革新”的王崇伦即如此，仅用了7年时间就从鞍钢机修厂刨床工（技术工种）便成为中国科学院辽宁分院的特别研究员{38}。这其中的矛盾极具症候性，个体能力导致他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而水到渠成地具有严格区分其自我定义与集体面目的意识。那么，回到改霞的问题，既然只有较优秀的农民才有资格进入城市工厂（如果这只是一种平移的话），那么，更优秀的工人，会随着其个人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改变他们的阶级性质吗？如何在技术治理的思路下确保社会主义工业的思想政治优势，就逐渐成为了一个问题。
小说《乘风破浪》中，炼钢厂厂长宋紫峰曾在延安工作过，有着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双重身份。新中国建立后，他被派到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学习。回国后，宋紫峰带着苏联的炼钢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直接就任炼钢厂厂长。中国工业一直以仰视的目光追慕苏联高度发达的工业文化，比如《铁水奔流》里工厂在高炉整修的过程中陷入困境，姚书记鼓舞工人道：“昨天从沈阳来了十二位苏联同志，其中有一位是设备专家，准能解决这个问题。”{39}如此，苏联工业的优越性跃然纸上。中国推广了苏联的工业经营模式，并在“一五”计划取得了较大成就。
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经验表达式被称为“马钢宪法”，强调的是工业生产的专业性，实行“一长制”、专家治厂、经济核算。但接管城市和工业建设的党的干部，往往经受过战场的历练，却缺乏生产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常会在与厂长协商的时候以“技术上我不懂……”句式开场，他既要承担将思想政治认识熔铸于管理和生产的重任，也不能对业务问题太隔膜。{40}因此，书记/厂长在政治/业务反复的拉锯探讨中，表达出了相当程度的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路径的焦虑。
马钢模式体现了当时苏联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于资本主义因素借鉴的一个侧面，不仅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还认同技术理性、科层分工和权威管理。这套严密的生产体系催生了新的特权阶级——技术精英乃至于政治精英。宋紫峰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笃信生产依靠的是科技水平和管理制度。因此他不支持工人响应“超额超产”的政治号召，认为盲目的技术革新也许能一时提高产量，但实质上违背科学规律，影响工厂规程的运作。无独有偶，工人作家李云德于1965年出版了《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副矿长邵仁展说：“我们是在办现代化工业，要讲究科学，不能用领导游击队的办法，也不能用领导手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大工业。”{41}而矿长唐黎岘主张充分依靠工人，边干边创造条件。答案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1958年“大跃进”思想代替了此前的工业发展规划。全民实践以革命的激情和工作方法，力求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对西方在经历过百年产业革命的现代化水平的超越。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工厂将政治思想工作置于技术工作之上，寄希望普通产业工人成为“红专型”人才。概括说来，就是直接改造工作程序，把政治动员的手段用于技术动员，以图塑造工人的社会主义主体心态。对应地，厂长权威性下降，必须接受群众的教育甚至批评，由此，管理与劳动的关系颠倒了。“大跃进”中有这样一首青岛民歌唱道：“做了一辈子工，想都没敢想，收了个徒弟是厂长。”{42}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提出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的工业管理新体制，即“鞍钢宪法”，正式提出要取消管理干部与技术专家的特权，充分调动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设计的初衷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意味着分解此前单一的官僚体系，而勾画出政治挂帅的清晰脉络，让思想与业务形成掎角之势。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业文学作品，结局都是在厂长与书记二者博弈后取得由书记主导的共识。
马钢模式之所以会被放弃，除了中苏外交原因，还因为它的技术治理内核有否定新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可能。技术提升了生产力，却会以不被察觉的方式反过来塑造阶级关系。工业向外拓展了人类可能性的边界，也内化到了人自身，并把人整合到运转的机器中去。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因为一旦主人的位置颠倒，那么发展经济这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就会异化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工业化过程可能间接造成主体领域的蜕化问题，并放弃新中国依靠自己探索工业现代化的可能。被期待的、拥有高纯度理想的工人，拒绝屈从于别人（厂长、工程师、外国科学家）给定的技术指导，并且随时准备掌控这条流水线。在许多工业小说和电影中，工人还利用车间板报等民主形式，直言不讳地批评领导的作风，充满民主管理的勃勃生气。因此，技术官僚只能被允许负责生产力的提升，而工人的成长却真正代表了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这样，社会主义工业的“主人”们构成了对现代大工业生产之“异化”的否定。
技术官僚主义带来的矛盾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行进中的插曲，而是社会主义非工业国与现代化发展过程本身的悖论。虽然“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但“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43}现代工业的副产品在间接挑战革命中国的理想，让道德的激情褪色。因此，工人的技术治理和民主管理，开辟的实则是另一条逻辑，在颠倒了的技术治理思路里，它强调生产力的变革必须依赖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变革。也就是说，生产的革命和生产关系的革命两个方面不可有偏废，这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不断调整中探索出的方向。在对于工业化的叙述里，突出科学管理、技术创新与知识普及过程中的政治优先性，防止和扭转技术治理的弊端——这始终是对“革命后的第二天”的警惕和对革命初衷的艰难坚持。
在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封锁，及至于中苏关系破裂后面对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国的发展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忧患感。这就是为什么全党既深知我们除工业化道路之外无路可走，又焦虑地面对如毛泽东所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全党面对的严峻问题是，工业建设具有特殊规律，不能够完全沿用革命的方法，那么共产党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治理一个要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本来是革命中国最重要成因的工人，是否能够在现代化中国的建设历史中，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是工业革命催化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归根结蒂是一种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是一种用功能与理性与技术概念置换资源与气候的任意生态分布的努力”{44}，并借助资本主义向外的拓展力而造就了资本主义逻辑的霸权地位。参照此种世界历史的事实，新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设计，对于现代技术和管理科学的祛魅，正好是拖着庞大农业社会身影的社会主义政体对于20世纪世界现代性的一次“反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其发展路线只有冲破技术和资本的牵制，倚赖新生事物与“新人”精神的创制，在这个过程里，方法论总是以创造性地打破常规和持续地提炼基层经验为特征。工人在努力学习文化、艺术、哲学、技术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吸收知识，还在付出一种哲学和政治的理解力。工人的努力不是为了成为个人，而是整体的政治。工业化进程里左支右绌的情形和未完成的工人形象，是1950至1970年代文学中不可否认的存在，但我们所接触的或真诚或虚假的叙述，至少反映了当时预设的工业化路径，或许可从中看到一套包含塑造主体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形态的实践方案。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
{3}{3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第1477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页。
{6}《向技术革命进军》，《人民日报》1958 年6月3日。
{7}吴俊：《“新中国文学70年”的几个文学史问题》，《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
{8}周扬：《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页。原文为关于解放区文艺的报告，“写工业农业生产的，一六篇”。
{9}程光炜：《我们如何整理历史 ——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着的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
{10}张高领：《“进城”的难题与“颠倒式误读”──从〈创业史〉到〈人生〉》，《文艺争鸣》2017 年第6期。
{11}《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 年12月19日。
{12}柳青：《鞍钢，向你敬礼！》，《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
{13}草明：《原动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页。
{14}《红旗歌》是鲁煤执笔的话剧，表现了工人们开展劳动竞赛，支援和推动解放战争的故事。周扬称其为“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1949年劳动节《红旗歌》在北平首演，同年7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演出。1950年被吴祖光搬上大荧幕。
{15}《全国文代大会第二日 郭沫若报告建设新文艺 工人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去多反映工人生活和帮助学习》，《人民日报》1949年7月4日 。
{16}如今的刘老根大舞台就是1980年代复建的沈铁文化宫，原为满铁奉天社员俱乐部，1925年建成。俱乐部制度最早发源于行会组织，在新中国的工厂里发挥文化组织和宣传作用。
{17}何达理：《一九五八年工人文艺创作活动》，《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18}《工人也要学哲学，工人要把文坛跨》，《前线》1958年第1期。
{19}路杨：《“创作劳动”如何可能？——20世纪50年代工人文艺运动的限度问题》，《文艺研究》2020年第11期。
{20}李旺：《“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理论月刊》2013年第1期。
{21}张丽军：《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草明道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22}张鸿声：《十七年与文革城市文学中的工业伦理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3期。
{23}《一天变作两天长》，选自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第116页。
{24}《找替工》，选自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第129页。
{25}何直：《论“缺少时间”》，《人民文学》1956年第6期。
{26}分别刊发于《人民文学》1959年第2期和1958年第4期。
{27}电影《伟大的起点》
https://www.iqiyi.com/v_19rr7r9ilk.html?vfm=2008_aldbd&fc=828fb30b722f3164&fv=p_02_01，文中电影相关情节与台词皆出自此。据历史记录，1954年淮河发大水，防汛前线及同时的抗美援朝战场都在等待钢铁支援。
{28}《算盘要换计算机》，选自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 年版，第279页。
{29}[德]卡尔·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81页。
{30}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90页。
{31}陈伯达：《中共七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经济研究》1955年第5期。
{33}{39}周立波：《铁水奔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26页、第239页。
{34}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35}吕新初：《向知识“私有制”开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日。
{36}《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民日报》1958年4月13日。“搞臭个人主义”，主要目标即文艺、教育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针对科技文化艺术修养私有化的倾向。
{37}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选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812 页。
{38}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制度，即吸收较有技术贡献的普通工农兵为科研单位的研究员（称为“土专家”），比如白蚁专家李始美，他受邀在中科院做的多场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40}《破除迷信勤学苦练征服重重困难——一批转业军人成为科学战线生力军》，《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7日。
{41}李云德：《沸腾的群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 年版，第 245—246 页。
{42}《收徒弟》，选自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 年版，第286 页。
{43}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 年 1 月），选自《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51 页。
{44}[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68页。
*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新中国‘红色经典’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RWZD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