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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呼声大倡”。一个多世纪前的呐喊，穿透历史，划破星空，由此揭开了他联合民众抗强权争民生的征战序幕。
1919年4月，26岁的青年毛泽东结束“北漂”，回到长沙，成为修业学校的一名教员。五四运动爆发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他亲自担任编辑和主笔。修业学校南楼一层的一间房便成了《湘江评论》的编辑部。
《湘江评论》创刊号
《湘江评论》全是白话，文字通俗而富有激情，“追逐热点”从不缺席，从呼吁北洋军阀释放因批判时局而被捕的陈独秀，到号召妇女解放，再到歌颂俄国的十月革命，甚至敢和军阀张敬尧叫板，读者把它比作“湘江的怒吼”。创刊号2000份当天全部售出，第二天又增印2000份，仍然供不应求，于是，第2期改印5000份。这个发行量，在当时可谓“爆款”。
这些“爆款”中的最强音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它向旧中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怒喊。“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
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同一标题，连续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大联合的方法以及民众大联合必定成功的道理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在目睹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兴办实业等尝试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革命方式。正是这样坏到极处的现实，使民众不得不起来寻找出路。在他看来，历史上的任何运动，“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而从古至今的这些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强权的联合才造成了如此坏到极点的社会。因此，平民阶级要推翻贵族资本家的统治，获得自由和解放，也必须依靠自身的联合。
但是，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民众大联合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呢？毛泽东肯定地指出：“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共同的利益。”而民众的大联合有没有可能成功？毛泽东回答，“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法兰西的民众联合起来，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俄罗斯的民众联合起来，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因此，他坚信这种胜利“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有了设想，毛泽东开始尝试提出了实现民众大联合的具体途径。他认为“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此外，学生、女子、教师、警察也都要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而这些小联合彼此间利益也存在共同之处，故而可以立为大联合。
语言朴素，说理实在，青年毛泽东懂得了普通民众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希望依靠民众的力量改造社会，用民众的大联合开创“光华灿烂的世界”。
此稿2022年7月20日刊发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党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