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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腾 （湖南师范大学）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分两个批次公布了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从公示的名单来看，多数拟录用人员毕业于名牌大学。其中备受关注的是，一个街道的城管执法岗位的拟录用人员，获得了北京大学博士学位。（4月14日 每日经济新闻）
从03年的“北大毕业生卖肉”到前阵子上热搜的“北大博士入职城管”，诸多“伤仲永”现象频繁牵动着大众的目光。从“985”“211”的名校毕业生到基层城管、工厂工人的身份转变，众多网民发出“人才浪费”的惋惜与对“教育错配”现状的热议。笔者认为，民众能够从“名校生下沉式就业”的现象中反思教育内卷下的“文凭贬值”是好事，但我们同样也要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与对待每一位个体的职业选择，以防在固化的“职业等级观”中陷入价值判断失衡的困局。
“基层城管”“外卖员”等不被传统“职业等级观”看好的“下沉式就业”之所以频受名校生青睐，必然有其可取之处。疫情之下，就业环境迎来愈演愈烈的内卷浪潮，同时互联网大厂“996”猝死的新闻层出不穷。从“躺平”“摸鱼”等新词的出生中，不难窥见年轻一代职业选择观正向着“稳定”“踏实”转变。
比起孤注一掷的冒险创业、身体与高薪不可兼得的“996”工作，作为“铁饭碗”工作的头牌——公务员，以充足的就业安全感与根深蒂固的社会认同吸引着大批年轻人。其相对平等的薪酬待遇，以及稳定有序的工作生活满足着毕业生们对未来回报的大部分期待。而作为“自由职业”的代表——外卖行业以相对自由的劳动时间，与相对广阔的工作空间也收获了许多青睐。
名校毕业生一方面享受着母校头衔赋予的“天才光环”，另一方面被社会赋予为国贡献人才力量的重要使命。而脱离固定轨道、从事基层工作或投身自由职业的选择与人们殷殷期待相悖，因此容易遭受视线聚焦的层层压力。而这些对“城管保安”“外卖员”等职业选择的苛责评判，暴露着传统“职业等级观”对人们思想的固化与对毕业生个体选择的忽视。
传统“职业等级观”将社会工种以工薪收入、权势地位等标准进行分层评级，享受着优质人才资源的“白领”“管理层”位列“精英”阶层，而体力或技术劳动者则被划到下层。而当“精英”阶层将学历视为敲门砖时，学历与职业就被紧紧绑定，产生了一种狭隘的评价体系。这种体系用“下嫁”与“逆袭”来定义就业者的选择，忽视了个体选择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某个行业发展的可能性。
《北京晚报》在回应北大博士入职城管时提到，基层才是治理科学化现代化的根基和抓手。基层公务员不仅不是“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更要拥有强大的内心与很高的智慧，才能应对纷杂的治理课题。同样，当清华毕业的“35K保姆阿姨”被人们用“学历贬值”简单定义时，家政行业广阔的需求市场与行业自身的进步与升级往往被忽视。
每一位个体做出的选择都值得被理解与尊重，每一个灵魂奔向的道路都必然有其独特的考量。每一位求职路上的年轻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们的个体选择必然都是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而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名校生‘下沉式就业’”事件的苛责评判和过度聚焦，不但会赋予毕业生更多的束缚与压力，同时也强化着“学历唯一论”与传统“职业等级观”。
名校生“下沉式就业”是一种个体选择对传统“职业等级观”的突围，是对个体价值的自证，也是为更多行业注入全新的血液与活力。因此，与其用传统“职业等级观”去窄化年轻一代的道路，不如移开对“名校”标签的聚焦，给予他们平等的尊重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