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知拐不报”还需“惩奖并举”

□黎芷筠（重庆大学）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潘越提出议案：发现被拐妇女知情不报者，应追究法律责任。

一直以来，知拐不报者都是打拐行动的最大障碍。一些人或对买卖妇女行为视若无睹，放任自由，或自甘充当买家的“眼睛”，替其监视被拐者，更有甚者，还与买家联手欺瞒警方、阻止搜救任务。他们是横在被拐妇女与美好世界之间的一堵墙，这堵墙一日不除，营救被拐妇女的任务便举步维艰。

让“知拐不报”变为“知拐敢报”“知拐就报”，关键在一“利”字。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物种得以延续的基础。研究表明，人在判断是否做某事时，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感知价值与感知风险，前者是衡量做了这件事能给当事人带来什么好处，后者是衡量做这件事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当事人会选择去做这件事。

发现妇女被拐，有些人为何知情不报？并非是他们全无良知，而是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不报”比“报”更“划算”。拐卖妇女一般发生在山穷水恶之地，这里的人们普遍收入水平不高、知识涵养较低、求取配偶难度较大，加上交通不便导致的执法难度大，他们很容易将人情置于法理之上，此时知情者若是选择告发，他们所能预感到的实际利益寥寥无几，而可能失去的却是亲族之间的信任、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这种情况下，要他们自觉举报无疑难如登天。

改变“知拐不报”还需“惩奖并举”。一方面，惩治不报者以增加不报的行为风险，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法律出台，一可以惩治涉事人员，起到警示作用；二可以达到普法目的，促使相关人员更多地了解法律，以上两点都有利于纠正“人情大于法律”的错误思维。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项立法具有困难。首先对“知情”的判定就是难题，是否知情属于个人主观思维，难以界定，由此引申出第二个难点——为了防止误判，惩罚不应过重，应留有纠正弥补的空间——但惩罚过轻又无法达到惩戒效果，这其中的“度”如何把握，更需要小心摸索。

至于提升利益，即对举报者进行奖励，当奖励额度足以使知情者对价值的渴求大于对风险的担忧时，他们就会有强烈的举报意愿，同时再配以相应的举报机制，如匿名举报、电话举报等，进一步降低其可能承担的风险，使举报更具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