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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六蛟龙”：基层写作中脱颖而出的小说创作群体
文/刘起林
一
湖南汨罗是一个遥接巫风楚骚、地域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早在战国时期，楚国的伟大诗人、政治家屈原被流放时曾在汨罗居住9年，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离骚》《九歌》《哀郢》《怀沙》等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诗篇。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汨罗出现了郭嵩焘、任弼时等重要历史人物，现当代作家彭家煌、康濯、杨沫和电影艺术家白杨也都是汨罗子弟。著名作家韩少功回到他知青年代插队当农民和工作整整10年的汨罗定居，则有力地强化了当地现实生活中的文学气息。
在这块文化源远流长、文脉迭代绵延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出现了一批兼具文化基础和文学才情的有志青年。他们不仅自己热心文学创作，而且在这过程中不断结识着本地的文学朋友，交流经验、切磋技艺，以至呼朋引伴、时常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活跃而洋溢着内在灵性与激情的小城文学生态。早在20世纪90年代，舒文治、蒋人瑞、吴尚平、赵俊、龚雄飞等人就成立了“我们合作社”，时不时以成立日期“821”作为BB机的聚会暗号，聚在一起把酒临风、论诗衡文。新老文学爱好者积极地自我提升和相互促进，文学阅读与探讨的氛围愈加浓烈。汨语读书会、种稻记等文学与文化活动逐渐形成和活跃起来。吴尚平还创建了一个人文公益基地“野草部落”，来作为汨罗作家们交流创作、汨罗文学爱好者阅读讨论的场所。{1}韩少功2000年定居汨罗后，他在汨罗八景峒的“梓园”更成了众多汨罗文学爱好者学习、取经的“圣地”。平心而论，这些汨罗的文学追求者创作起点并不高，大多起步于本土的文学阵地。汨罗市委机关刊物《汨罗周刊·副刊》、市文联刊物《汨罗江》《汨罗江社区·文学沙龙》等，成为他们最初展示文学爱好与才华、交流创作成果和经验的平台。而且，他们在创作中都经历了一个多向探索和训练的过程。从文体角度看，几乎每个人都尝试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乃至文学评论的写作。从审美思路和创作方法的角度看，他们往往从传统到先锋，从写实到魔幻，从乡土气息、民俗色彩到主旋律写作、科幻境界，都进行了踏实、诚恳而不拘一格的尝试性探索。就这样，他们是在汨罗这个县级市、其实是基层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文学梦想，日积月累、艰难修炼，终于出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可喜迹象。
舒文治作为政府公务员，在忙于政务的同时并没有弱化对文学艺术的创新性追求。这位20余年前以《水银一样》《踏空》《走神》等小说尝试过先锋写作的作家，在创作中以“清都”作为地理空间的命名，致力于建构一种将生活具象、民俗事象和精神幻象融为一体的审美境界。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小说集《永生策划师》包括14个中短篇、多达50多字，集中体现了他的成就和特色。舒文治还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出版了文学评论文集《远游的开始》，获得过“田汉戏剧评论奖”。
潘绍东2017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歌郎》，其中包括8部短篇、5部中篇。这些作品以汨罗“双江湾”为叙事原点，用略带传奇色彩的底层叙事和丰富的楚文化元素，讲述了近20年来中国南方乡村和基层官场的痛苦与艰难、挣扎与变迁。代表作《歌郎》刻画了一个毕生坎坷的乡村歌郎的人物形象，为行将湮灭的民间艺术唱了一曲生动而深情的挽歌，作品相继获得了第6届“《北京文学》奖”和第5届湖南“毛泽东文学奖”。潘绍东还有《空箱子》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015年短篇小说年选，《革命者樊如露》入选“北岳中国文学年选·2017年军事文学选粹”，可见其作品影响之不孤。
魏建华也是政府公务员，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中篇小说《此身何处》以村支书为叙事线索，带出了一个村子的时代境遇和一个人物群体的命运遭际、精神困境，真实、厚重而沉痛地反映了中国城乡融合与碰撞所导致的种种复杂问题。这部作品在2016年第1期的《天涯》杂志发表后，获得了多方面的广泛关注，《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相继予以选载。《请您去喝茶》发表于2018年第12期的《湖南文学》，随后入选《作家文摘》杂志社主编的《中国文学佳作选（小说卷）》。
蒋人瑞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边疆文学》《芙蓉》《青春》《山东文学》《湖南文学》《创作与评论》《短篇小说》《作家》等刊物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文艺随笔等60余篇。尤以中篇小说《车站南路旅馆》等引人注目。作为医务工作者，他的小说创作视角要么是“好人”看“病人”，要么是“病人”看“好人”，总是试图去厘清，却总是处于世态人生之健康与病态难辨难解的状态中，从而显示出一种别具特色的审美感知意味。
吴尚平发表过小说《黑客》《我的葬礼》《狗漂上海》《三叉戟》《小桃》《出离》和散文《乌珠穆沁·黑色的葡萄或者玛瑙》《菩提本无树》等作品，2015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作品集《雪的骸骨》。他的小说《黑客》致力于以对文体探索来达成审美发掘与表达的独特性，作品借助“书信体”的独特优势，展开了对人物心灵的尖锐透视和赤裸裸的呈现，从而在情感主题的表现上传达出鲜明的“另类”色彩。
逆舟原名彭庆国，属于真正的农家子弟、农民身份，长期在长沙等地的建筑、装修行业打工，木工、泥工、水电工等技术样样在行。逆舟是从写诗开始尝试文学创作的，他用诗歌书写农民工生命的脆弱与卑微、尊严与无奈、辛酸与希望，包括女工宿舍里的害怕和恐惧。这种诗歌创作为他小说语言浓郁的艺术韵味奠定了基础。在逆舟较有影响的小说中，《三好学生王威》围绕王威及其同伴的少年往事展开故事情节，而以王威成年后的蜕变逆转全篇，极具反讽意味地表现了社会人生复杂变化和价值认知模式陈旧之间的矛盾性特征。
就在汨罗作家们的创作成果“四处开花”、作为一个作家群逐渐破土而出之际，《湖南文学》2018年第12期以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舒文治的《钓黑坑》、潘绍东的《天崖歌女》、魏建华的《请您去喝茶》、逆舟的《三好学生王威》、蒋人瑞的《阿托品狂人》、吴尚平的《出离》，形成了汨罗作家群的首次集体亮相。由此，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蒋人瑞、吴尚平、逆舟等人，开始以一种小说创作群体的气象而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汨罗的这个小说创作群体已经颇获赞赏。汨罗籍评论家黄灯指出，六位作家的创作既“勘测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边界”，又“凸显了写作主体直面转型期中国经验所达到的可能”{2}。他们的具体作品，也收获了许多的评介和赞誉。在舒文治小说集《永生策划师》的推荐语中，韩少功称其“精准加迷幻，工笔融写意，自有色彩斑斓的浩荡喷涌”；谢有顺推崇其“深入一隅而不拘一格，聚焦于现实的某个点，又呈现一个深隐的迷宫”，“自设难度系数”。刘恪的评论则认为舒文治的这部作品集充分展现了“复合空间下的人性变化”{3}。对潘绍东的中篇小说《歌郎》，《北京文学》的授奖辞称赞其“处处呈现在材料上的广泛采撷和文化上的厚重积累。乡土风情的营造，人与歌沦落衰亡的遭遇，以饱含深情的语调托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毛泽东文学奖”的授奖辞则赞赏其“深接人文地气，……对渐渐失去多样性的现代社会提出了文本意义上的质疑”。凡此种种可见，他们在文坛的初步崛起并不仅仅由于体制层面的某种扶持与帮助，而是确实具有多方面的良好声誉和口碑。
湖南汨罗是传说中端午节龙舟赛的发源之地。话说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郢被秦军攻破后，屈原救国无望，含恨自沉于汨罗江。当地百姓“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其后为寄托哀思，“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南梁]吴均：《续齐谐记》）。由此形成了延续几千年、波及中外的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民间习俗。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飞龙在天”，既“得中”又“得正”，乃大吉大利之象。实际上，“龙”还有其前身，“龙”的前身是“蛟”。“蛟，龙之属也。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但“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南齐]祖冲之：《述异记》）等由蛟龙进化到真龙存在一个历经劫难的漫长过程。在汨罗这样一个龙舟赛起源的地方，将这个正崛起于基层写作的小说创作群体喻之为“汨罗六蛟龙”，借以表达我们的祝愿与期待，倒不失一个较为恰当而鼓舞人心的说法。
二
在对“汨罗六蛟龙”进行了宏观定位性的考察之后，我们再从具体作品出发展开一种由点及面、窥一斑以见全貌的分析与探讨，以期更清晰、深入地了解这个作家群独特的审美优势和创作发展的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的几篇小说新作，分别是舒文治的《来神腔》、潘绍东的《柒号仓库》、魏建华的《暗夜狂奔》、蒋人瑞的《虚汗淋漓》、吴尚平的《地铁书》和逆舟的《扛病》，我们就分门别类地对它们的审美关注视野和意义建构逻辑作一番梳理。
舒文治的《来神腔》和魏建华的《暗夜狂奔》属于同一类作品，着重探讨了底层社会愤懑心理的生成与释放问题。
《来神腔》从当代社会难以断绝的信访现象出发，表达了一种对愤懑释放规律的理解与体谅。老上访户杨功德政策法律、人情世故一套套，并不乱来，也不乱往上头跑，还能帮助信访局做其他老户头的息访工作，但他长期坚持到信访局九楼去，就他那早已解决好了的小问题一根筋地讲理，而且赋比兴张嘴就来，令人真是脑壳痛。而且久而久之，信访局九楼的常客们甚至有点视这个“人来疯”为“精神领袖”的意味，将他看作是“杨泗将军附体”。“杨泗将军就是义军领袖杨幺，他在洞庭湖立杆子，杀富济贫，一呼百应，最后英勇就义，被老百姓敬为水神，立庙祭祀，香火不断”。这种由实入虚的历史文化追溯和戏拟性解说，尖锐地揭示了内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作者还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挠心的疑问”：“十多年前的杨功德为什么变成了如今的杨来神呢？”在老信访姜明白看来，杨功德患的其实是“脑壳病”，是心中压抑与愤懑得不到宣泄和化解的一种表现。那么，就“让他汩汩滔滔说吧，那会是开闸泄洪，锅炉释压，相当于一次次微地震发生，地下能量释放出来了”，这样还有利于体制层面的广开言路、开门办公。正是基于这种对底层愤懑及其释放规律的深切理解，老信访姜明白不仅不再对信访户杨功德如临大敌，反而同这个“好话说在前，讲理不讲打”的上访户成了真诚的朋友，因为在新的状态中“一种暂时性微妙平衡得以实现，大家都还在各自轨道上运行”，天并没有塌下来。
《暗夜狂奔》以“我为什么要买这把刀呢？”为核心线索，用另一种审美路径和表现形态，令人痛心地揭示了底层社会愤懑心理的形成基础和难以根除的原因。陈禾本来从小就喜欢读书，把母亲所给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了书，还是街上书吧的常客。但他对于买把刀却“好像蓄谋很久了”。首先是下岗职工父亲把母亲打得遍体鳞伤激起了他的愤懑。后来是母亲为卖菜档口不断承受市场办主任的欺辱，激起小男孩置人于死地的冲动。当兵复员后被安置在城管队，胡作非为的城管队长又成为他极欲泄愤的对象。问题在于，市场办主任“那老家伙太不是人，街上好多人都说要灭了他”，终于被人弄死后，陈禾母亲卖菜的档口反而失去了，也没有避免丫丫美发屋的小翠出事，而在小翠出事后，丫丫美发屋反倒变成了王朝洗脚城。城管队长被队员们集体告发下台后，背后的操盘手却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队长，而且显得更为心机叵测。底层欺压与愤懑现象不可断绝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陈禾也逐渐地明白，自己之所以对刀子有着不可理喻的渴望，其实是希望获得一条泄愤的通道。他想到了国外有一种专门让人泄愤的场所，还迷上了抗战神剧，从中感到一种饮鸩止渴般的兴奋。酒吧里疯狂的音乐，也使他的压抑情绪得到彻底的放纵与宣泄。与此同时，作者又透过底层社会的愤懑揭示出问题的另一侧面。陈禾母亲本人对待市场办主任的态度其实是：“我晓得他不是个好人，可他对娘好，我……我不恨他！”她还对愤愤不平的儿子进行一种懦弱者的规劝：“我们要知足，知足才能常乐”。作者也写到了军队对于陈禾心中愤懑的转换与升华。尤其是写到了妻子之所以爱上陈禾，是因为“你这张脸冷峻得像块岩石，让我很心疼的，还有你忧郁的眼神”。最终，因为人间的爱，陈禾的内心逐渐变得柔软，身体里那些磕磕碰碰的东西悄然隐退，打算听从妻子的引导，“孩子生下后，我们陪着她一起长大”。虽然这部作品揭示愤懑坚实有力，表达化解之途则略显空泛和无奈，但知足常乐、以爱解恨，确实是底层社会化解屈辱与愤懑的常见方式和路径，从中可见作者在愤激、犀利的同时，内含着一种对体察、宽容与平和的服膺，一种力求化解不可解矛盾的精神努力。
蒋人瑞的《虚汗淋漓》和逆舟的《扛病》共同致力于发掘的，是乡村百姓的个体精神心理及其时代嬗变。
《虚汗淋漓》描述了一桩重情守信的传统美德横遭猜忌、倍感压抑而导致的悲剧事件。康老幺回乡后隐瞒好友黄复兴在黄金洞失踪的真相而谎说他暴病身亡，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保全死者荣誉、分担生者责任的内心怜悯和体恤。但他对死者一家的关照与呵护却招来诸多的猜疑，街上有了闲言碎语，两个老伙伴开玩笑般地长期窥探和跟踪，连黄复兴的老婆本人也对他产生了误会。当康老幺终于呐喊着“老子受够了！”而说出真相后，黄复兴的老婆却背不起丈夫的贼名而吊死在樟树上。这部小说以“虚汗淋漓”为点睛之语，起初所指的似乎是康老幺隐瞒黄复兴死因而另有所图的心虚，但随着作者层层展开的揭示我们可以发现，“虚汗淋漓”其实是黄复兴老婆得知丈夫死亡真相后的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也包括康老幺的老伙伴们因缺乏对人心世道的深刻信任而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内心愧疚。“虚汗淋漓”这一概括最为深切的艺术意味，则应是作者由古道热肠的善意横遭质疑而滋生出的一种对人心世态的苍凉浩叹。
《扛病》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习焉不察的“扛病”现象出发，细腻地揣摩着打工女由乡入城的过程中心理意识的微妙变化及其所体现的时代动向。作品中的荷花像绝大多数农村男女一样，一直懵懵懂懂地有病硬扛着。在丈夫进城打工后，她逐渐地走出家门，去镇上的废品店洗瓶子、饭店做事。在这过程中，荷花沉浸在一种农村女子也能赚钱的喜悦中，尽心尽力地做事，却对报酬不计较、不争论，甚至感觉病情也好了三分。后来，荷花又进城做了人家的保姆。在克服了初进高楼大厦的紧张后，她又以做事细致、不怕劳累的行为品质，让主人家看得入神而入情。主人家对荷花的每一份尊重都让她心怀感激，帮助她买衣服、检查身体等等，竟使她有了一种梦回二十岁的感觉，感觉身体像一片冬眠冰封的土地在苏醒，像一朵花在慢慢张开。逐渐地，荷花竟觉得城里主人家才是自己的家，对乡下的家、对家里的丈夫反而觉得越来越陌生了。蕴含于这种心理微妙转变背后的，其实是社会转型状态中底层人蒙昧状态、卑贱心理的消解和尊严、幸福感点点滴滴的觉醒。
潘绍东的《柒号仓库》和吴尚平的《地铁书》通过别开生面的故事情节，着重表达了审美主体对人类爱情生态和情感真谛的感悟。
在《柒号仓库》中，朱杨碰到渣男而走出婚姻“围城”，离婚后交往老游又难以忍受他的控制与猜忌，所以不管最后结局能否风和日丽、春暖花开，她渴望着以恶作剧式的外在形态、借酒浇愁的自我排解路径，来自由自在地暂时避开这不如意的人生，于是来到了人迹稀少的轻酒馆。酒馆老板杨子良正好相反，他曾有过一行六人开着车信马由缰、一路向南以实现大同社会的人生实验，结果却同样是矛盾重重、悲剧收场，连他处心积虑地追求的小雯也卷款不辞而别。这两种状态所内含的爱情婚姻理想，都是“愿你善其身，愿你遇良人”，结局却无例外地说起来都是血和泪。但恰恰是在两人相互之间分享了故事、增添了对人生真相的了解之后，朱杨反而于心境苍凉中“多了些安静，少了些往日的疯狂”，似乎对理想与自由、情感与人心之间的关系，有了一种更为透彻、更具分寸感的把握。
《地铁书》有着一个似乎别有洞天、其实并不复杂的科幻叙事外壳，其中所包裹的则是一个讴歌真诚爱情的主题内核。5014年的希悦儿考察地铁遗址时发现一个U盘，里面记载着一段3000年前的不为人知的地铁恋情。地铁男子碰到其钟情的女子总是主动让座，然后木讷、内敛地站在她的身边，因羞于启齿而显得既沉默、又执着。后因工作单位变动，双方在三年后才在地铁中再度相逢，这时候，女子已将与自己的男友在下周举行婚礼。客观情势之下，双方虽有似梦非梦、存有限度与分寸的亲昵，自古以来钟情而遗憾、“脉脉不得语”“咫尺隔天涯”的爱情命运却已不可挽回地铸就。男子于是将经历过的一切写成了一个电子文档，以期永存这珍贵的情感记忆。3000年后，考古工作者希悦儿果然感动于这个故事，甚至希望取代那同名女子以留存于业已永恒的爱情之中。
三
初看起来，“汨罗六蛟龙”这六篇小说从题材内容、文本主题到艺术路径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但透过文本显性蕴涵细察其审美关注视野、思想情感倾向和意义建构逻辑，我们又会发现，他们的创作存在着明显的群体共同性，既明显体现出基层作者所独具的精神情怀和审美优势，又初步显出了摆脱基层拘囿、形成审美超越与升华的思想艺术能力。
一方面，“汨罗六蛟龙”的创作以一种关心人间疾苦、注重精神冷暖的审美倾向，体现出审美主体从边缘生态出发探究人生隐秘、体察百姓精神的能力。舒文治的《来神腔》和魏建华的《暗夜狂奔》不仅具有对社会问题、基层矛盾和底层百姓心理的深入观察与思考，还表现出一种视底层百姓为父老乡亲般的心理的体恤和情感的温热。《虚汗淋漓》从一桩善意的撒谎事件出发，《扛病》以农村常见的“扛病”现象为切入口，来窥测平民百姓精神心理的波动，体现出创作者对乡镇百姓心理情绪和观念意识细致入微的感受与辨析能力。潘绍东的《柒号仓库》和吴尚平的《地铁书》感慨人类爱情生活中理想的沉重和如意的艰难，叙事层面不无“高大上”的时尚色彩，但文本审美境界内部也包含着一个历经情感沧桑、仍然痛苦而执着的理念之核，一种遗憾、苍凉的人生所难以泯灭的、对真挚爱情和可靠婚姻的渴望。由此，“汨罗六蛟龙”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拥有生活、敬重生活、注重内涵的审美特征，这正是在底层现实中摸爬滚打多年的基层写作者所独具的审美优势。
另一方面，“汨罗六蛟龙”的创作又以一种将生活实感、情节编织和深层次蕴涵挖掘、思想意义提升有机统一的意义建构逻辑，表现出审美主体从生活事实出发、又能以思想穿透和统御事件与信息的能力。《来神腔》和《暗夜狂奔》满怀对底层欺压事件的同情性理解，提炼出一个底层愤懑的宣泄与释放这样事关全局的问题，在现实主义文学敏锐、真切地揭示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指向鲜明地展开了对矛盾症结和问题本质的深层次思考，表现出一种不以生活具象的描述为满足、而以审美深化与升华为目标的艺术追求。《柒号仓库》中轻酒馆幽叙的情节框架，《地铁书》中科幻叙事的故事外壳，表现出创作者追逐时尚和创意的艺术兴趣。但《地铁书》在驰骋对地铁未来命运的想象时，对地铁知识的扎实性、叙事线索的周密性和科幻表象下的人文意味，都给予了充分的审美关注；即使在爱情描写中，也是既有对真情、激情的向往，又有纯情的维持和守护。《柒号仓库》将两种情感模式进行对比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对爱情和婚姻于迷茫中郑重思考的意味。这种创意性想象、时尚化探索与传统思想观念、传统艺术规范兼顾的审美倾向，实际上是心怀现实生活羁绊的基层写作者难以真正潇洒、轻盈地“玩文学”的具体表现。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恰恰是基层写作者心有对世态与人生的郁积和沉淀，反而能在纷繁复杂、斑斓多姿的社会与文化事象中沉稳地把握住探索方向的表现。
从这两方面的审美倾向和思想艺术能力可见，“汨罗六蛟龙”既有丰富的叙事资源和沉稳的认知基础，又蕴藏着在创作道路上进一步发展和突破的显著审美潜能。
但从基层文化环境的出色写作转化为文学大观园中真正璀璨夺目的花朵，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汨罗六蛟龙”的现状而言，至少需要作出如下两方面的艰苦努力。
首先，“汨罗六蛟龙”需要努力将自己从具体生活状况出发而形成的、对人生世事百味杂陈的体验和感悟，转化为一种根本性地感知和阐释世道人生、人类世界的思想眼光。许多积累厚实、经验丰富的基层写作者，最后都不是因为缺乏文学创作的基本艺术能力和艺术技法，而是因为缺乏“捅破窗户纸”的思想穿透力和审美爆发力，最后“闷死”在生活资源的库存和基层文化的桎梏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少功由汨罗知青而汨罗县文化馆，然后才进入湖南师范大学读书，也曾有过较长时期的基层写作经历，但他的《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所描述的虽然只是汨罗的山水风物、世态人生，背后的视野却显得格外地开阔、境界也显得格外地高远。其中的根源在于，韩少功除了“马桥”、还有个“世界”，他是以对“世界”的认知为背景和基础，再转回头来审视和叙述“马桥”的，他的作品在日常生态的书写中包含着对存在进行整体把握、哲学思考的内核。“汨罗六蛟龙”现在的作品中也存在这种深层次提炼与归纳的努力，但作者的审美站位实际上仍然呆滞于生活具体问题本身，因而深层次的思考与感悟难以丰富而宽广地展开，结果，作品的精神思考就基本上是以比喻、象征、暗示的方式或单一理念为基础、为线索的想象来完成的，“画龙点睛”的“点睛”之笔大多表现出明显的匠心和雕琢痕迹。所以，努力培养一种对世道人生的全局性认知、根本性思考，应是“汨罗六蛟龙”进一步发展必须努力迈过的重要关口。
其次，“汨罗六蛟龙”需要预防对写作技法、叙事时尚的追逐与盲从，着重致力于对文学创造的艺术胸襟和审美气魄的追求。不少基层写作者在具有了一定的创作成绩、写作经验和文学联系之后，为摆脱技法的笨拙和境界的“土气”，往往刻意而盲目地追求与潮流作家、时尚写法的“接轨”，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自我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优势，结果反而蜕化成了缺乏博大、沉实气象而以诡异、奇特乃至艺术的油滑取悦于人的“匠人”式作家。即使是陈忠实这样崛起于基层文化环境、却创作出《白鹿原》这种境界大开之作的杰出作家，文本审美境界在追逐艺术前沿的过程中，也表现出某些因探测不准、信心不足而导致的芜杂、花哨之处，从“鏊子”之喻到一些性描写分寸感的失当，都属于审美气度有欠沉稳的典型例证。所以，以扎实的生活积累和深入的世相认知为基础，涵养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真正进行艺术创造的胸襟和气魄，从而形成艺术的定力和坚韧的品质，对于基层写作者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尚误区，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四
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看，文学创作虽然是一种以个人独创为基础的事业，文学创作队伍的群体性和地域性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地域阻隔严重的农业文明时代存在许多地域性的文学创作群体，中国历史上的不少文学流派、文学家族都有这种特征。在地域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差异正在不断被抹平的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化、并日益深入地走向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创作由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仍然以各不相同的新路径鲜明地表现出群体性、地域性的特征。新时期以来各地方政府与文化部门着力打造本地文学“品牌”，并将这种打造与地域文化传统相结合，进而从行政地理角度、以“队伍”的称谓对本地文学创作群体的命名，如“文学湘军”“文学鄂军”“文学豫军”“文学陕军”“文学鲁军”“文学晋军”“文学桂军”等等，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创作群体性、地域性特征的新形态。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群体性、地域性特征同样强有力地存在着，只不过表现形态又有了不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新变化。我们不妨以湖南文坛几种特色鲜明的地域性群体创作现象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湖南实力派作家紧跟时代风尚和省内外的文学创作热点，形成了新世纪湖南文坛针对各种社会热点题材的群体创作现象。其中主要出现了官场小说、红色题材文艺和扶贫题材三种群体创作的具体类型。
官场小说创作是新世纪湖南文坛的第一种群体性创作现象。这种现象由王跃文开创叙事模式，阎真深化到精神矛盾与困苦的辨析，肖仁福按官场生态要素逐一铺展，随后又出现了黄晓阳、余艳、魏剑美和描述官商关联图景的浮石等等。他们的众多作品联袂而出、各呈异彩，在文坛或图书市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关注浪潮。随后是红色题材文艺创作涌现出来，借助湖南红色历史、红色人物的独特优势和新世纪红色记忆重温的时代心理，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地域性群体创作现象。黄晖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成功开创了“红色青春偶像剧”的叙事模式。王青伟始终坚持红色题材影视剧创作，《风华正茂》《湘江北去》《毛泽东与齐白石》《周恩来回延安》等作品形成了一种“红色佳话”性质的审美品格。余艳的《板仓绝唱》《杨开慧》《守望初心》等报告文学作品，敏锐与激情兼具地书写红色女性悲怆的人生命运和激越的信仰精神。薛媛媛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纪红建的《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杨华方的《毛泽东在1925》和《红色第一家》等，以对历史独特性的挖掘而在红色题材创作中各呈异彩。这些文艺作品广收了各种主旋律文艺创作的奖项。扶贫题材创作是一种近年来兴起的全国性文学创作热点现象，湖南的作家也表现出充沛的热情和强劲的实力。纪红建的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以全局性眼光展现中国扶贫的历史进程，开阔稳健、大气详实，以荣获“鲁迅文学奖”确立了湖南作家扶贫题材文学创作的标高。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远在北京的湖南湘西籍作家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将湘西风物的诗意抒写和扶贫壮举的人间温暖融为一体，或者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或者在《人民文学》杂志隆重推出，壮大了湖南作家扶贫叙事的声威。还有更多的湖南作家正走在扶贫题材创作深入生活、构思写作的征途上，假以时日，也许有可能形成又一种具备湖南特色的扶贫题材群体创作现象。
其次，在某些区域文化特色鲜明而深厚的地区，湖南作家们长期致力于发掘本土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从而以不约而同的创作与发表，引人瞩目地显现出新世纪湖南文坛针对地域历史文化的群体创作现象。
包括怀化、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等地市在内的大湘西作家，这种群体创作特征表现得最为鲜明。他们着力发掘近现代湘西独特的历史文化蕴涵，在新世纪文坛成规模地涌现出一批境界独特、内蕴厚重的长篇小说，充分展现了“诗意湘西”“铁血湘西”“巫鬼湘西”的历史文化景观。邓宏顺的《铁血湘西》审视现代中国“乱世湘西”的历史变迁，谱写出一部“正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李怀荪的《湘西秘史》工笔描述近代湘西商业文化与民俗传统交融的人生命运模式，表现出建构区域民俗经典形态的沉稳气度。刘萧的《筸军之城》致力于体察镇筸镇的独特魔力、奇诡风俗与生存秘密，以之折射近代湘西筸军兴衰的历史痕迹及其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灵魂。于怀岸的《巫师简史》、黄青松的《毕兹卡族谱》、张景龙的《湘西土司王》、黄光耀的《土司王朝》等等，都有着对地域历史文化深入的考察与发掘。文坛老将向本贵的《两河口》、蔡测海的《地方》等当代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罗长江的《大地苍黄》《大地血殇》等长篇叙事散文诗作品，则从各不相同的领域拓展了湘西题材文学创作的审美视野。湘西题材文学创作不仅从现象层面看蔚为壮观、颇成阵势，从内涵角度看也具有沉甸甸的思想艺术分量。
再次，湖南某些地县级城市的基层文学爱好者抱团取暖、相互激励，经过长久的创作积累和艺术修炼而渐入佳境，社会各方又大力扶持，从而形成了新世纪湖南文坛不断引起关注的、从“基层写作”出发脱颖而出的群体创作现象。
宽泛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基层写作”现象源远流长。现代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上海一日”“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街头诗”“墙头小说”写作，都带有明显的社会基层写作、群众写作的特色。当代中国进入和平、建设的时代，社会结构表现出越来越严密的体制化特征，这种体制化特征渗透到文学创作活动中，从而形成了“工农兵文艺创作”“群众文艺创作”等新中国前30年典型的“基层写作”现象。不少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基层写作”起步的。在知青作家中，湖南汨罗下乡知青韩少功因文艺创作出色而调到县文化馆工作，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梁晓声、陆星儿等参加兵团文学创作培训班，就是这种特征的具体例证。在农家子弟出身的作家中，路遥的成长与陕西延川县的基层内部文学刊物《山花》密不可分的现象，业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陈忠实长期担任乡村教师、基层干部，他的早期创作也带有鲜明的基层写作特征。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生活日益宽松，方式方法也越来越灵活，文艺创作呈现出更为充分的个体独创性特征，但文学艺术活动借助体制的现象并未消失。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中国的作协、文联体制不断受到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基层地、市、县的文联、作协，从机构设计、人员配备到内部刊物印刷，反而越来越体系完备，从而具体、有力地鼓励和指导了文学艺术“基层写作”的发展。平心而论，基层写作的大量作品都缺乏真正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所起到的其实是一种以文学艺术路径丰富基层社会精神生活的作用，主要是有助于改变地、市、县的小城文化生态和宣传形势。但也有不少作家乃至作家群，正是在“基层写作”中摸爬滚打、日积月累，从而脱颖而出的。
湖南永州的“江华作家群”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江华是一个地处偏远的瑶族自治县，但活力仍存的瑶族文化传统反而成为文学创作的雄厚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菇母山风情》《白狐》《过山谣》和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金叶木莲》等作品，就表现出浓郁的湘南瑶族风情色彩，激励了黄爱平等一批当时的大学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随后，江华先后形成了《阳华》《瑶族文学》《瑶风》和《江华周报》“瑶风”副刊等本地的文学作品发表阵地，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县内文学青年。他们依托独具特色的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借助县委、县政府对瑶族文化传播和本县文学创作高度重视的东风，相互激励、艰辛磨练，终于渐入佳境。黄爱平以诗歌创作享誉文坛，《黄爱平诗选》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李祥红则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齐头并进，均有佳作。陈茂智出版了《归隐者》《金窝窝，银窝窝》等多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钟二毛、帕男、周龙江等作家的文化寻根也各具特色。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县域作家群就卓然出现于新世纪湖南文坛。
湖南文坛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汨罗六蛟龙”，也是这样一种正逐渐从“基层写作”中崛起的文学创作群体。
在中国文坛科层体制日益严密的状态中，在全社会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提高、全媒体写作自由发挥的时代环境中，“基层写作”其实是相当艰难的，所面临的常常是一种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的文学命运。正因为如此，“基层写作”的群体性突破与超越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汨罗六蛟龙”长期积累后的创作现状，正处于这样一种从量变到质变、即将脱颖而出的状态。愿他们真正从“基层写作”的状态中化蛹为蝶、化蛟为龙，进而实现其“飞龙在天”、呼风唤雨、传播祥瑞的美好文学理想！
注释：
{1}欧阳林、周敏、胥扬：《踏歌息壤 汨罗作家舒文治小说新集发布》，《岳阳日报》2020年5月19日。
{2}黄灯：《文学现场的采掘和呈现——汨罗作家的一次集体出场》，《湖南文学》2018年第12期。
{3}刘恪：《复合空间下的人性变化》，《湖南文学》2020年第7期。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