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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丨李少君:珞珈山与珞珈诗派——序《常春藤诗丛·武汉大学卷》

2019-11-06 15:09:10 红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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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能拥有一座山,已属罕见;而这座山在莘莘学子心目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当代中国也是少有;并且,这座山还被誉为诗意盎然的现代诗山,就堪称是唯一的了。在这里,我说的就是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是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著名企业家陈东升在校友会上的发言。他说:“珞珈山是我心中的圣山,武汉大学是我心中的圣殿,我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和使者。”把母校如此神圣化,让人震撼,也让人感动,更充分说明了珞珈山的魅力。

武汉大学每年春天举办一次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在校大学生的樱花诗会。有一年,作为樱花诗会的嘉宾,我也说过类似的话:“站在这里,我首先要对珞珈山致敬。这是一座神圣的现代诗山,‘珞珈’二字就是闻一多先生给它的一个诗意命名。从此,珞珈山上,诗意源源不断,诗情绵绵不绝,诗人层出不穷。”

因此,关于珞珈山,我概括了这样一句话:珞珈山是“诗意的发源地,诗情的发生地,诗人的出生地”。在这里,我想对此略加阐释。

第一,关于“诗意的发源地”。关于诗歌的定义,有这么一个说法一直深得我心:诗歌是自由的美的象征。而美学界早就有过这样的论述:美是自由的象征。在武汉大学,很早就有过关于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特点的讨论。不少人认为,第一就是自由。即开放的讨论,自由的风气,积极进取的精神。早在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就被认为是中国高校改革的试验区,学分制、转学制、双学位制、作家班制、插班生制等制度改革影响至今。关于自由的概念争议很大,但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人所取得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是其自由创造的结果。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四十年来自由创造所取得的成果。珞珈山诗人王家新曾说,现在的一切,是20世纪80年代精神的成就和产物。这样一种积极自由的努力,在珞珈山上随处可见,这也是武汉大学创造过众多国内第一的原因。包括珞珈诗派,在国内高校中,也是第一个提出诗派概念的。所以,武汉大学是诗意的发源地,因为这里也是自由的家园。

第二,关于“诗情的发生地”。武汉大学校园风景之美中国公认,世界罕见。这样的地方,会勾起人们对大自然天然的热爱,对美的热爱,这是一种天生的诗歌的情感。而在这样美好的地方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人,比一般人就敏感,也更随性随意,这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樱园、桂园、桃园、梅园、枫园,校园里每个地方每个季节都触发人的情感,诗歌就是“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因此,珞珈山是“诗情的发生地”。在这里,各种情感的发生毫不奇怪,比如很多人开玩笑说武汉大学出来的学生,比较“好色”,好山色水色、春色秋色,还有暮色月色,以及云霞瑰丽、天空碧蓝等。情感也比一般人丰富,对美的敏感度远高于其他高校学生。而比起那些一直生活在灰色都市里的人,珞珈山人的情感也好,故事也好,显然要多很多。

第三,关于“诗人的出生地”。意思是在珞珈山,因为环境的自由,风景的美丽,很容易成为一位诗人,而成为诗人后,必定会有某种自觉性。自觉地,然后是努力地去成为更纯粹的诗人,以诗人的方式创造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珞珈山出来的人都会成为诗人,而是说受过珞珈山的百年学府文化影响和湖光山色陶冶的学子,都会有一颗纯净的诗心,执着于自己的追求;会有一种蓬勃的诗兴,充满激情地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陈东升说,珞珈山出来的人,天性气质“质朴而浪漫”,这就是一种诗性气质。珞珈人具有天然的诗性气质,也是珞珈人特有的一种气质,它体现为一种精神:质朴,故能执着;浪漫,所以超越。

说到珞珈山的诗人,几乎都有单纯而质朴的直觉。王家新算得上珞珈山诗人中的大“诗兄”,他是“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又参与过第一本全国性大学生刊物《这一代》的创办。《这一代》是由王家新、高伐林与北京大学陈建功、黄子平,吉林大学徐敬亚、王小妮,湖南师大韩少功,中山大学苏炜等发起的,曾经轰动一时。后来王家新因出名较早,经常被划入“朦胧诗派”,他的写作、翻译影响了好几个时代,他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教授、带博士生,一直活跃在当代诗坛。家新兄大名鼎鼎,但写的诗却仍保持非常纯粹的初始感觉,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他的《黎明时分的诗》,全诗如下:

黎明一只在海滩上静静伫立的小野兔像是在沉思听见有人来还侧身向我打量了一下然后一纵身消失在身后的草甸中那两只机敏的大耳朵那闪电般的一跃真对不起看来它的一生不只是忙于搬运食粮它也有从黑暗的庄稼地里出来眺望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的时候

我总觉得这只兔子是珞珈山上的,其实就是诗人本身,保持着对生活、对美和大自然的一种敏感。这种敏感,源于还没被世俗污染的初心,也就是“童心”和“赤子之心”,只有这样纯粹的心灵,才会有细腻细致的感觉,感觉到和发现大自然的种种美妙。王家新虽然常常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但他始终没被烦冗的修辞技术淹没内心的纯真敏锐。按敬文东的说法,王家新是“用心写作”而不是“用脑写作”的。

无独有偶,比王家新年轻十来岁的邱华栋也写过一只小动物松鼠。邱华栋少年时就是诗人,因为创作成绩突出被保送到武汉大学,后来主攻小说,如今是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的诗歌不同于他的小说,他的小说是他人生经历和阅读学习的转化,乃至他大块头体型的体现。他的小说庞杂,包罗万象,广度深度兼具,有一种粗犷的豪放的躁动风格。而他的诗歌,是散发着微妙和细腻的气息的,本质是安静的,是回到寂静的深处,构建一个纯粹之境,然后由这纯粹之境出发,用心细致体会大自然和人生的真谛。很多诗句,可以说是华栋用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身体感觉提炼而成的精华。比如他有一首题为《京东偏北,空港城,一只松鼠》的诗歌,特别有代表性,堪称这类风格的典范。全诗如下:

朝露凝结于草坪,我散步一只松鼠意外经过这样的偶遇并不多见在飞机的航道下,轰鸣是巨大的雨甲虫都纷纷发疯乌鸦逃窜,并且被飞机的阴影遮蔽蚱蜢不再歌唱,蚂蚁在纷乱地逃窜所以,一只松鼠的出现顿时使我的眼睛发亮我看见它快速地挠头,双眼机警跳跃,或者突然在半空停止显现了一种突出的活力而大地上到处都是人这使我担心,哪里使它可以安身?沥青已经代替了泥土,我们也代替了它们而人工林那么幼小,还没有确定的树荫我不知道我的前途,和它的命运谁更好些?谁更该怜悯谁?

热闹非凡的繁华都市,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空港,已是文坛一腕的邱华栋,心底却在关心着一只不起眼的松鼠的命运,它偶尔现身于幼小的人工林中的草坪上,就被邱华栋一眼发现了。邱华栋由此开始牵挂其命运,到处是水泥工地,到处是人流杂沓,一只松鼠,该如何生存?邱华栋甚至联想到自己,在时代的洪流中,在命运的巨兽爪下,如何安身立命?这一似乎微小的问题,既是诗人对自己命运的追问,其实也是一个世纪的“天问”。文学和诗歌,不管外表如何光鲜亮丽,本质上仍是个人性的。在时代的大潮中,诗歌可能经常被边缘化,无处安身,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只小松鼠,弱小得无能为力,但有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并且这小生命有时会焕发巨大的能量。这只松鼠,何尝不也是诗人的一种写照?

一只兔子,一只松鼠,这两只小动物,其实可以看成珞珈山诗人在不同场景中的一个隐喻。前一个是置身自然,对美的敏感;后一个是身处都市,对生活和社会的敏感。这两只小动物,其实就是诗人自身的形象显现。

其他珞珈山的诗人也多有这一特点,比如这套诗丛里的汪剑钊、车延高、邱华栋、黄斌、阎志、远洋、张宗子、洪烛、李浔等,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美、生活和社会的敏感点,可见地域或背景对诗人的影响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凡在青山绿水间成长的诗人,总是有一种明晰性,就像一株草、一朵花或一棵树,抑或晨曦的第一缕光、凌晨的第一声鸟鸣或天空飘过的一朵白云,总是清晰地呈现出来,不像那种雾霾都市昏暗书斋的诗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发泄和表达些什么,总是晦暗和艰涩的。

当然,珞珈诗人的特点不限于敏感,虽然敏感是诗人的第一要素。他们还有着很多的其他的特点:自由,开放,具有理想的情怀、浪漫的色彩和包容的气度,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一切,也是珞珈山赋予他们的。自由,是珞珈山的诗意传统和无比开阔的空间,给了珞珈诗人在地理上、精神上和历史的天空翱翔的自由;开放包容,是武汉大学特有的居于中央贯通东西南北的地理位置,让珞珈诗人有了大视野、大格局;珞珈山那么美,东湖那么大,更是珞珈诗人想象力的根基,也是珞珈诗人浪漫和诗情的来源,而最终,这些都会转化为一种大气象、大胸襟和创造力。所以,珞珈诗人的包容性都是比较强的,古今中外兼容并蓄,没有拘谨地禁锢于某一类。所以,除了诗人,珞珈山还盛产美学家、诗歌评论家和翻译家,他们也都写诗。整座珞珈山,散发着一种诗歌气质和艺术气息。

总之,珞珈诗派的诗歌追求,在我看来,首先,是有着一种诗歌的自由精神,一种诗歌的敏锐灵性与飞扬的想象力;其次,是其开放性与包容性,能够融汇古今中外,不偏颇任何题材形式;最后,是对诗歌美学品质的坚持,始终保持一种美学高度,或者说“珞珈标准”,那就是既重情感又重思辨,既典雅精致又平实稳重,既朴素无华又立意高远。现实性与超越性融合,是一种感性、独特而又有扎实修辞风格的美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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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海天集》《草根集》《神降临的小站》等,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现为《诗刊》主编,一级作家。

来源:红网 编辑: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