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记者通过马路扬招和手机约车的方式,随机乘坐了20辆出租车,遇到了13位上海户籍驾驶员、7位外省市户籍驾驶员,非沪籍司机比例达到35%;而在与司机攀谈中得到的反馈显示,实际比例可能还要更高,有司机甚至说:“70%都是外地人。”
一直以来,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本地人。1995年6月通过的《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有本市常住户籍”。该“条例”至今先后经过6次修正,但都未涉及户籍相关条款。
这种限制户籍的政策,涉嫌就业歧视问题,与违反相关法律,但客观地说,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不让外地人从事出租车这样的服务行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本地人处于一种社会网络之中,在乎社会对自己的评价,这有助于他们的行为更稳定,更加守法、守规。
但是,虽然本地人基于熟人社会,行为会相对稳定,但比起学历、婚育、收入、过往历史、资产、个人信用等因素,户籍因素的关系就非常弱了。一个本地户籍、初中学历、游手好闲的人,与一个外地户籍,本科学历、上海有房、有孩子的人,哪一个更安全,哪一个更不会去骚扰乘客、更不会去绕路、不打表呢?答案不言而喻。以前,这些个人数据很难采集,所以用户籍作为前置条件,有其合理性,但在如今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采集这些数据,并据此筛选出更安全的人。这个时候,户籍就不再重要,所谓本地户籍司机更安全,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偏见。
这种偏见,正受到社会规律的不断冲击。
从需求角度,上海的市民构成也在不断变化。以前上海本地人居多,在偏见之下,会对操普通话的外地司机有一种不信任感。但是,现在上海常住人口2400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970万,他们收入高,对出租车的需求也更频繁,是打车的主流人群,所以,上海出租车的客户中,外地人已经占了一半以上。而且,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上海本地市民的心态也更加包容。所以,从需求端来说,对外地人的排斥这种偏见已经不复存在。
更重要的时,本地人职业愿望的结构性升级,是大势所趋,使得这种偏见越来越不适应出租车行业的发展。
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更好,本地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也有成熟的社会网络,这都会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进而促使本地人的职业意愿发生结构性的升级。反过来,处于熟人社会评价中的本地人,会觉得某些工作没有面子,这就导致出租车司机群体中,本地人越来越少。
这种规律一直在发挥作用。最初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市区户籍的居多,后来,市区户籍司机慢慢减少,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就用崇明、南汇、金山等上海市郊户籍的司机来替代。随着经济发展,这批司机也会逐步减少。所以,当上海明明没有那么多本地户籍的人愿意开出租的时候,无视这个规律,一味墨守成规,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首先,这使得上海户籍的司机有着更强的谈判能力,更难管理,“不用我,你招不到其他人了”,这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更严重的是,上海出租车司机,就会出现无人可用的局面。
实际上,这种局面已经使得政策网开一面。据曾任某大型出租汽车公司业务部门经理的文先生(化名)回忆:“约在2012年,曾允许出租车行业试用了一批外省市户籍驾驶员,名额从1500人到最终的3500人。”对这批驾驶员实行了特殊政策,算是合规的。但如今,时间已经过了7年,这个数目已经远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从记者调查得到的外地司机比例来看,外地司机的数量已经远超这个数。
显然,这暗示着出租车公司在无人可用的逼迫下,在司机户籍上弄虚作假。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与最初为了安全限制户籍的初衷背道而驰。
一般来说,现在查司机的资质,只会查网约车,出租车不违规,一般不会查,但如果被查到,要罚2000元,还要扣车20天左右。不过,出租车公司会承担1800元,车辆被扣期间,公司会给司机另一辆车继续开。但是,这种暗地的操作却是有风险的,风险并不是外地人这个因素带来的,而是这样暗中弄虚作假的司机,根本没有合法的手续,更无法进行基于大数据的安全筛查,由此就造成潜在的风险。如果能合规的引入外地户籍司机,就可以进行安全筛查,大幅度的减小风险。
所以,现在相关部门,出租车公司不妨放弃当下已经不合理的户籍门槛,转而建立一套基于大数据的安全筛选体系,找出那些更安全的人,不管他是上海户籍,还是外地户籍。这既是上海出租车发展的必然,也是提倡依法治国,深化“放管服”的要求,也会给上海市民带来更好的行业服务水平。
文/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