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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风景》：主题先行与叙事的分裂
——兼论王蒙“文革”后期的创作
文/夏义生
在对王蒙的创作研究中，较少有人关注他在“文革”期间的创作，一般都是从他“文革”前的创作，直接跨过“文革时期”，进入到他在新时期复出后的作品。事实上，在“文革”后期，王蒙倾心创作了一部反映新疆伊犁地区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据我所知，除了王蒙本人在他的自传中和他的夫人崔瑞芳的书中提及这部小说，还有贺兴安先生的《王蒙评传》、於可训先生的《王蒙传论》谈到了这部小说，但都只是介绍性的，未加详论。王蒙的《这边风景》是王蒙中断创作十来年后期望重新拿起笔的一次积极尝试，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中的“另类写作”。这种特殊时期的文本，对于研究王蒙的整体创作状况是十分重要的。
一
王蒙创作《这边风景》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王蒙在他的自传中谈到《这边风景》的创作时间时，用的是笼统的时间概念，不甚明确。他说，“我也真的考虑起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就这样，以不必坐班考勤始，我果真在‘文革’的最后几年悄悄地写作起来了。”①王蒙在《东方》刊发的《伊犁风情》（《这边风景》节选）之前，写了一段较长的“前记”，交代小说的写作缘由。他说，“一九七二年的冬天，当时我还没有发表著述的权力，我开始尝试写作一部反映新疆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书稿的写作是断断续续的，直到七八年，才完成了它的初稿，并取名为《这边风景》。”②1978年，王蒙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邀请，专程前往北戴河写作。在那里，改定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他在自传中说，“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③王蒙在自传中谈到《这边风景》的创作时间，使用的是“文革的最后几年”“在新疆的后期”等这样的模糊性时间概念。而在此前二十多年写在《这边风景》节选发表的前记中，他却清清楚楚点明了该作品的写作时间——自1972年冬天开始，断断续续写作，直到1978年才定稿。这样看来，《这边风景》的创作时间应该是1972年至1978年之间，历时六年。然而，他的夫人崔瑞芳女士在《我的先生王蒙》一书中，对《这边风景》的创作时间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她表示该作品创作于1975年至1978年。崔瑞芳女士是这样记叙的：1974年10月15日，王蒙四十岁生日。家人为王蒙祝贺生日，王蒙百感交集，宣布从这一天开始，重新拾起已丢掉十几年的钢笔开始写作。“刚开始，困难重重，他便先搞些维文翻译。”“不久，他就与创作研究室负责人阿不拉尤夫谈妥，告诉王蒙不用坐班，安心在家写作。”“整个1975年，他几乎一直在我们的斗室里伏案疾书，第一部作品便是以新疆维吾尔农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经过许多个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他终于完成了初稿《这边风景》。”1978年，“他接到中青社邀请，去北戴河修改《这边风景》。”④贺兴安的《王蒙评传》和曹玉如编的《王蒙年谱》采纳了崔瑞芳女士的说法。
王蒙创作《这边风景》的缘由大约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心中对文学执着追求的梦想不灭，二是长达七年伊犁河谷的农村生活深深地感染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蒙像许多作家一样，失去了正常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力。他以抽烟、喝酒、游泳来消磨时光。据崔瑞芳回忆，在王蒙过40岁生日那天，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蛰伏在心中多年的文学之火，又被重新点燃。那天，他的家人很难得地买到了啤酒，为他举杯庆贺。王蒙为此百感交集，想到自己19岁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9岁举家西迁来到新疆，希望多积累些生活，写出有份量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作品来。然而历史偏偏捉弄他，他的文学之梦无法实现，雄心抱负都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他读了一篇安徒生的童话，童话里描写了一个人的墓碑，墓碑题词大意是：死者是一个大学者，但还没来得及发表著作；死者是一个大政治家，但还没来得及当上议员；死者是一个运动员，但还没来得及破纪录。这篇童话激起了他心中对实现文学之梦的渴望。他要与现实抗争，尽管明明知道写好了也无处发表，但仍然要写下去，不能让心中的文学之火焰窒息。于是，就在过四十岁生日这一天，“他庄严宣告：再也不能等下去，他要今天而不是明天就开始努力写作！”⑤王蒙自1965年被分配到伊犁哈萨克自治洲伊宁县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与维吾尔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1971年回到乌鲁木齐，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在许多作家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时候，他在善良、质朴的维吾尔农民的佑护下，并没有受到冲击。这段难忘的经历，给了他许多感发，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他是这样回忆这段生活的：“从六五年到七一年，我曾在伊犁农村生活、劳动了六、七年；我的家则在伊犁地区落户了八年。伊犁河谷的山川大地，风土人情，是非常迷人的，难忘的。伊犁人、特别是当地的维吾尔农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给了我那么多友谊、温暖、力量和全新的经验，使我获益终生。我觉得，正是在对于边疆、对于少数民族、对于农村和农民有所接触、有所感染和理解之后，才启发、推动了我进一步去认识中国，认识社会，包括对于内地、对于汉族、对于城市的干部、知识分子及青年，也似乎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发现。边疆——内地，农村——城市，少数民族——汉族，这些对比和联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近年创作的源泉。”⑥王蒙的《这边风景》全书没有正式出版。1978年7月号的《新疆文艺》选载了第一、二章，8月号的《新疆文艺》选载了第三、四、五章，1981年的《东方》第2期选载了部分章节，另取名为《伊犁风情》。从内容来看，《伊犁风情》里的故事，当发生在第五章之后。据1978年7月号的《新疆文艺》的“编者按”，《这边风景》全书约六十万字。据笔者统计，《新疆文艺》和《东方》共刊发《这边风景》选段七万余字。《这边风景》无法出版的原因是在作品改定后当代政治文化空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在1978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边风景》里的主要内容已经不能与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相契合。也就是说，小说粘着于现实，紧贴时代的政治要求；而当政治剧变，时代风尚发生重大变化，作品就无法与时代共鸣，与时代同行，连出版都成了问题。用崔瑞芳女士的话来说，“这本书写成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整个架子是按‘样板戏’的路子来的，所以怀胎时就畸形，先天不足。尽管有些段落很感人，有些章节也被刊物选载过，但总的来说不是‘优生’，很难挽救，最后只好报废”。⑦到了1978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两年了，社会政治有了重大变革，这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王蒙接受中青社的邀请，去北戴河修改《这边风景》；但由于这部作品是主题先行的产物，是用政治观念去图解现实生活的结果，最终不得不成为“废品”。王蒙自己是这样说的：“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⑧
二
从杂志上已经刊载的《这边风景》的部分章节来看，小说里的政治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呈现出分裂状态。作者对新疆伊犁农村景物、风俗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叙写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小说抒写了伊犁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叙述了农民紧张而又快乐的劳动生活，刻画了勤劳、机智、朴实的农民形象。尤其重要的是，作品对维吾尔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劳动者和谐相处、互帮互敬的生活景象的状写，真实地记录了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农村生活的历史面貌。在这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普通劳动者互相尊重彼此的信仰和生活习俗，用智慧和勤劳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是，作者围绕伊犁地区跃进公社爱国大队发生的一件粮食盗窃案，进而暴露出农村的阶级斗争以及“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煽动裹挟数万边民外逃等政治斗争的叙述，却格外地突兀、不自然和空洞、虚假，充满了生编硬造的痕迹，很难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不难发现，当作品的主人公进入到日常生产生活的境遇时，血肉丰满，魅力四射；而当主人公进入到阶级斗争的政治生活境遇时，却让人感到干瘪、缺乏灵气和精魂。作品中的政治生活叙事完全游离于农民的日常劳作和生活之外，成为一种外来的东西；犹如一首优美歌曲的旋律中，突然切入了一段噪音，格外刺耳。
这种政治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分裂状态最为鲜明地表现在文学性上。当作者叙写“政治”时，用词大且空，缺乏个性，满篇套话，充满了政治说教，缺乏感染力。如，作者在第二章写到伊里哈穆对村里发生的种种变故感到迷惑不解时，插入了一段对“时局”的议论，以表明伊里哈穆的政治头脑是清醒的。作者是这样议论的：“一九六二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复杂、尖锐、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伊犁，更是极不平静。伊犁河的波浪呀，从来没有像六二年翻腾得这样凶猛、疾骤、出人意料。国内和国外，朋友和敌人，正确和错误，天灾和人为的因素是这样搅在一起。那个用伟大十月革命的旗帜包藏自己的祸心的‘盟友’，他们正在利用我国人民的善良和友好，利用我们的和平、不设防的边界，也利用我们队伍中的每个食心虫和红蜘蛛，利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每个曲折和障碍，伸出了颠覆和侵略的黑手，兴风作浪，呼风唤雨。他们选中了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用国际关系史上骇人听闻的手段，裹挟我边民数万人外逃，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从老沙皇那里继承下来的领土野心。伊犁、塔城人民正面临着空前的考验。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贫下中农、知识分子，有多少正直的公民，忠诚的爱国者在自问和互相询问：‘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⑨王蒙是一个敢于写而且善于写政治题材的作家。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华。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他对党的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的议论，十分尖锐、辛辣且不乏幽默。然而，在上面我们所引的这段文字中，王蒙式的表达方式不见了。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与那个时代报刊杂志的社论文章毫无差别的文字，甚至说就是报刊社论的“复制”。文学创作的个性化特点湮没在空洞的政治说教中。这样的议论性文字，缺乏主体性。它既不是创作主体的细致观察和缜密思考，也不是作品中人物心理活动的外化；倒像舞台上演出的木偶，语言是他者的声音，因而没有生命力。
这种“假、大、空”的政治说教，也出现在人物对话语言中。在第一章，当伊里哈穆即将离开工作了三年的乌鲁木齐机床厂回家乡时，厂党委第一、二把手和他谈了整整三个多小时，党委书记说：“你不是回家，而是出征到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去！斗争是激烈、复杂、曲折的，伊犁人民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艰巨的斗争在召唤着你！我们的先人曾经为了不让可爱的伊犁落入老沙皇的魔掌而奋战，我们的父兄曾经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美丽的伊犁而流血。现在，轮到你，伊里哈穆同志为保卫和建设那神圣的土地而献身了。我们，乌鲁木齐和全国的工人兄弟们在注视着你们！”⑩这个党委书记在和伊里哈穆谈话时，犹如在广场上对着万千听众在演讲，总共六句话，有四句用的是感叹句，只有两句用的是陈述句。语调坚定而豪迈，充满着决绝、杀伐、居高临下的气势。两个陈述句里，又用了排比的手法，让伊里哈穆感受到肩上的历史使命是何其崇高而伟大。然而在洪亮、高亢、激昂的声调之外，我们却难以从谈话中获取交谈对话的实质性内容。也就是说，这段对话的内容是空洞的，他无法让我们从对话中窥视到两个活生生的生命的存在，看不到精神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充其量我们只能感受到一种政治宣传的声音在“录音播放”。这种对话，人物的主体性是不在场的，党委书记仅仅是“政治符号”或脸谱化了的“政治发言人”；伊里哈穆当然是“如雷贯耳”“无言以对”，彻底失语了。在《这边风景》中，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个案。在第三章，当伊里哈穆回到家乡到公社党委报到时，党委书记赵志恒对伊里哈穆说：“你来得好啊，正赶上一场大搏斗，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和战胜现代修正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勾结起来，利用人民内部的一些问题，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我们呢，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向群众进行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祖国的教育，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进行维护民族团结的教育，要顶住这股恶风。而这当中，关键在于正确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时候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大多数，不团结大多数，就不可能战胜敌人；同样，不打击敌人，也就无法团结大多数。”⑪当然，这里一定程度上客观记录了那个时代党的政治工作者的基本面貌和话语方式。赵志恒的话语，语重心长，谆谆教诲，正义凛然，充满了逻辑的力量。但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处处上纲上线，话说得很大，脱离了人物生活的具体情境，悬浮在空中；调子越高，越落不到实处，让人觉得缺乏真实可信感。
当作者叙写伊犁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时，语言犹如作者手中的魔方，丰富多彩，变化无穷。文学语言在这里变得鲜活、充满生气，它准确地传达着生命的活力和温度，可触可感生命的脉动。如，作者写到的一九六三年夏天麦收的细节。作者先以舒缓的节奏交代麦收的背景。新疆伊犁地区的农作物以小麦为主。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七队社员大小三百多人，耕地四千多亩，其中两千五百亩种的都是小麦。人少地多，麦收自然是一件艰巨的劳动。在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年代，麦收前总要进行一次大动员，不论是木匠、铁匠、裁缝、理发匠，在这一个月当中，全部要投入夏收。麦收动员会后，还有一顿聚餐。在交代完麦收的背景之后，作者十分细腻地描写了麦收动员会热闹、杂乱的场面。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一到庄子，就可以感到这种节日气氛。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牛粪和柴烟的气味。以乌尔汗为首的几个妇女正在洗牛杂碎，由于洗牛的肚子，一道小渠里的流水都变成了绿色的了。米琪婉在另一面的大木桶里洗面团，洗出淀粉水来灌到牛肺里，本来的牛肺灌得五倍地、十倍地滚瓜溜圆地膨胀起来。不熟悉的人看到它这样胀大，会因为怕它“爆炸”而惊叫起来。泰外库在厨房房檐下拿着把快刀在卸牛皮。他穿着干净，腰里系着崭新的搭包，略略歪戴着帽子，很有些神气。今天，他是以屠夫的身份来客串食堂的工作的。牛就是他宰的，这使他似乎显得体面了些。人们喜气洋洋地，带着几分敬意向他问好。
另一面，拉依穆副队长也在客串打馕。拉依穆解放前当过苏里坦巴依的专职打馕师傅，一看他揉面记子时脖子一下一下的有规律的摆动，就可以看出他打馕是自幼受过专业训练，因而一切动作的细部也是程式化了的。穆萨的老婆马玉琴给拉依穆打下手，柴烟就是从他们初次使用的土炉里冒出来的。马玉琴的妹妹马玉凤抱着姐姐的才半岁多的孩子也在一旁帮忙，柴烟熏得孩子微微有些咳嗽，惹得马玉琴回头看了她两眼，她都没有觉察，拉依穆馕师的劳动韵律深深吸引了她们的注意。
在庄院中间，人们围绕在一台新购置的马拉收割机前面。这一年，这是第一次准备在麦收中使用马拉机具。大家指手划脚地评头论足地观察着、议论着，或是怀疑或是赞叹，但都觉得新鲜有趣。艾拜杜拉正在收割机边检查着、擦拭着，拧一拧螺丝，试一试手柄，并时而回答一下社员们提出的问题。这架收割机将由他来掌握，为此他已在公社农机站接受了短期训练。
社员们陆续到齐了。供销社的售货员推了一车货品也随着大家来到了庄子。其中有夏收用具：镰刀、磨石、木叉、扫帚、木锨；也有日用杂货，包括饼干和糖球。售货车的到来又吸引了一批人，其中多数是带孩子的母亲。
会议开始了，穆萨队长开始讲话，而与此同时，打馕、灌肺、卖货、调试收割机等等也照旧进行。本来，这些乱哄哄的事情似乎与开会是不相容的。但是，此时此地，这一切都汇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论是四下里绿中带黄的一望无际的麦地，不论是穆萨的讲话，不论是镰刀和收割机以及米琪婉的面肺子和拉依穆的窝窝馕，都是同一个主题，召唤着同一个神圣的劳动。”⑫
这段场面描写，犹如一幅精心构思的工笔画，画出了庄子里忙碌、杂乱的准备场面，画出了麦收前热闹、欢快的轻松气氛，更画出了勤劳、质朴的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画面依次呈现了三个场景：厨房、庄院、会场。三个场景不分主次，共同构成了这幅图画。在厨房这个场景里，人们在有条不紊地为麦收聚餐准备丰盛的食物。洗牛杂碎、灌肺、打馕、烧柴火，炊烟袅袅，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牛粪和柴烟的气味。在这个极为普通的劳动场景里，蕴涵了作者对劳动的敬仰和赞美。泰外库“略略歪戴着帽子，很有些神气”，因为“牛就是他宰的，这使他似乎显得体面了些”。而打馕的拉依穆呢？“他揉面记子时脖子一下一下的有规律的摆动”，这种劳动的韵律深深的吸引了他旁边人的注意力。作者用简练的线条，勾勒出劳动者的美丽。在庄院这个场景里，艾拜杜拉在调试收割机，欢快的人群围绕着他，充满着兴奋和好奇。而供销社售货员把劳动用具用货郎车推到现场，也吸引了不少的人群。在会场这个场景里，穆萨队长开始讲话。这幅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的风俗画，是那样的真实、可信和感人。
作者在描写完麦收动员会的场面之后，又匠心独具巧妙地设置了情节发展中的两个小高潮。一是在聚餐中尼牙孜贪小便宜，多吃多占。本来每人一碗头蹄杂碎汤，他硬是厚颜、瞎搅和，赖着喝了两大碗，被社员们取笑；二是尼牙孜的老婆库瓦汗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她捆麦个非常潦草，又不用力，一扯就散掉了，被雪林姑丽指出来，她还撒泼打人，遭到了社员们的责备。作者为我们生动地刻画了农民中那种自私自利、偷懒耍滑又蛮不讲理的人物形象，从侧面衬托出勤劳正直的劳动者群像。
在《这边风景》这部小说里，抽象、空洞的政治叙事和生动、风趣的日常生活写作，就是这样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十分不和谐。我们也许很难再找到这样不协调的文本。在文本中，一方面作者始终不忘阶级斗争这条线索。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高大完美，反面人物猥琐丑陋。二元对立的人物和情节设置，有意迎合极左意识形态的需要。当作者叙写到“政治”时，他是不自由的，他没有也不能有充满个性的观察和思考，他只能鹦鹉学舌地照搬照抄“政治教条”。在文本中，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完全泯灭艺术的良心，他艰难地守望从生活出发的艺术准则。当作者叙写到“日常生活”时，他进入到自由的创造天地。他发挥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细致观察、敏锐发现和艺术加工的优长，绘就了一幅优美生动的伊犁农村的风俗画。这种矛盾的现象，是在极左路线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作家人格受到压抑和扭曲的生动呈现。王蒙在亲身遭受到被打成右派的痛苦经历之后，在耳闻目睹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致残甚至致死之后，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便开始发挥出来。于是，一个十分亲近政治题材写作的作家，一个因创作反官僚主义作品而一举成名的作家，面对政治性话语，已是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生怕越雷池半步，触犯“天条”而导致灭顶之灾。崔瑞芳在谈到王蒙创作《这边风景》的心态时，她说：“当时，正值‘四人帮’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着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20年‘改造’加上‘文革’10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写起来矛盾。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时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这种滋味，不是‘个中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⑬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王蒙与进入艺术创作的王蒙不一致，出现了分裂状态；而且，写到“英雄人物”时与写到凡俗生活时的王蒙也是不一致的。这种矛盾的现象，是那个“政治挂帅”年代的特殊产物。在那个“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年代，一个“脱帽右派”，一个没有正常的写作和发表作品权力的作家，他要重新步入文学殿堂，获得话语权，他首要考虑的就是“政治正确”。做到“政治正确”的唯一办法就是照抄照搬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按照“三突出”的理论去构思作品。但是，王蒙对于文学毕竟是心中有梦想、有追求的作家，一旦进入作品中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便难以贯穿“主题先行”的原则，他从走上文学道路就坚守的“从生活出发”的原则又开始不经意间发挥作用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这边风景》中政治叙事和日常生活写作呈现出的分裂状态的矛盾状况。
三
王蒙的《这边风景》最后未能完整出版，根本的原因是整个作品充满了“主题先行”的痕迹。虽说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这边风景》同样都是分裂的文本，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分裂是一个主体意识内部的分裂，按照复调小说的特征，两种意识主体处于对等的地位，在分裂状态中构成对话关系，因而对立和分裂的意识主体之间不是游离的，而是紧紧纠结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文本的一致性和巨大的艺术张力。而《这边风景》的分裂，则是内容和形式、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的分裂，这种分裂是两个指向不同的主体的分裂，它们并不构成对话，文本也就处于游离状态，找不到交织融铸在一起的联结枢纽。这种非复调性文本的分裂，不仅王蒙如此，在那个时代里有不少艺术感觉很好的作家都是如此。它充分说明政治文化的极端强化在规训整肃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方面所达到的强烈效果。
在《这边风景》中，作者想要表达的已经不是“小我”与“大我”、落后与进步这种思想境界上的分野与冲突，他要表达的是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借一件粮食盗窃案，借边疆伊犁地区这个舞台，来演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宏大的政治主题。在《这边风景》中，小说人物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已经按照阶级斗争的需要被划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如伊里哈穆、阿不都热合曼、热依穆、艾拜杜拉等，反面人物如木拉托夫、伊萨穆冬、马尔科夫、麦素木等；正面人物立场坚定、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祖国，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基石”，反面人物包藏祸心、阴险狡诈，勾结“现代修正主义势力”，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可耻“蛀虫”。在正面人物中又重点突出“根正苗红”，当过工人，政治立场坚定的伊里哈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三突出”的创作模式，表明王蒙已经归依认同了工农兵文学发展到“文革”时期的写作规范。如果说他在“文革”前的作品《眼睛》和《夜雨》，是从疏离时代主题走向迎合时代主题的试笔之作，那《这边风景》则是他主动地“讴歌”时代主题，“放大”工农兵形象，从情感方式、话语方式等全方位地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图的文本。王蒙从“文革”前疏离时代主题的写作，到“文革”后期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这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空间的转换，作家在写作姿态和价值选择上的位移。这种位移，既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时代作家创作中的重要症候,它深刻地说明了当代政治文化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
（原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
①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359页。
②王蒙：《伊犁风情·前记》，《东方》1981年第2期。
③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④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09页。
⑤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⑥王蒙：《伊犁风情·前记》，《东方》1981年第2期。
⑦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⑧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⑨王蒙：《这边风景》，《新疆文艺》1978年第7期。
⑩王蒙：《这边风景》，《新疆文艺》1978年第7期。
⑪王蒙：《这边风景》，《新疆文艺》1978年第8期。
⑫王蒙：《伊犁风情》，《东方》1981年第2期。
⑬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