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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一战华工的历史性贡献正逐渐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要记住华工们感人的付出，并在2019年继续讲述一战华工的故事。
在20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巴黎纪念活动上，发生了值得关注的一幕：法国巴黎凯旋门前，一位华裔女孩站在众多世界领导人面前，用汉语朗读了一战亲历者顾杏卿的回忆录里的片段，让人们在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之时听到了代表中国的声音。声音在凯旋门前回荡。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中国在一战战场上的存在。
根据历史资料，顾杏卿是英国军队在中国招募的9万多名劳工之一，加入一战华工队伍时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当时的他认为那是踏出国门、换取美好未来的跳板。顾杏卿最初并无意将自己对战场上的观察、记录和回忆公之于众。直至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才决定将笔记整理出书，希望以华工在欧洲战场的经历勉励同样饱受战争蹂躏、遭受战争苦难的同胞。他相信即使面对看似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维护国家的存续和利益。
巴黎和会并没有带来基于平等的和平。大多数一战华工战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一战华工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引起波澜。长期以来，西方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地位，中国的作用和牺牲被边缘化。
直到一战结束几十年后，通过欧洲和中国学者及当地人的共同努力，收集、恢复一战华工故事和史料，一战华工逐渐得到应有的关注。
比利时、法国边境附近的伊普尔小镇在纪念一战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一战期间，伊普尔被三面包围，饱受战争磨难。战后重建的伊普尔镇在新城东门——梅宁门门墙上印刻了成千上万参加一战士兵的名字，华工的名字却被忽略。直到2010年5月28日，一场特别的纪念仪式在这里举行。来自中国的代表向公众宣读了30名失踪华工的名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公开仪式上宣读一战中失踪华工的名字。
2017年，一战华工纪念活动在比利时波普林格举行。根据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记载，1917年11月15日，德军飞机对波普林格近郊布思本村附近的英军营地进行轰炸，致使13名山东籍华工丧生。为了永久纪念一战华工，波普林格市政府从布思本村购买了原英军驻扎的一块营地，建成一战华工纪念园。纪念园里立起一座华工纪念雕像，纪念雕像选址在华工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意在慰藉在此遇难的华工，铭记所有一战华工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战华工留下的书面记录不多，顾杏卿的《欧战工作回忆录》是其中之一。最近，西方公众已经能够读到另一位一战华工孙干的《华工记》。这名来自中国山东的农村教师回到中国后，以个人笔记的形式写下了他的一战经历。2017年，《华工记》首次被翻译成外语。
尽管一战华工的书面记录很少见，但他们留下的其他宝贵资料帮助我们还原了一战华工历史。一些华工返回中国后，仍然使用着他们从欧洲带回的工具；一些华工带回了欧洲的明信片；还有一些华工带回了在欧洲战场上服役时的衣物……这些小物件后来成为打开了解一战华工历史之门的宝贵钥匙。
10多年前，我们在欧洲国家的地图上看不出一战华工的存在，也没有他们来自中国什么地方的任何显示。但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比利时、法国、英国的地图上逐渐标志出一些点，标明一战华工涉足的地方，他们在路上看到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沿着他们的道路追索历史的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点开始连接，并将勾勒出数以万计一战华工个体走出的路线，这也是一条连接西方和中国、跨越几代人命运的路线。
在欧洲，1918年11月11日标志着一战结束，士兵可以返回他们的国家，当地居民逃离战后的废墟。但当时的一战华工仍然从事清理战场、埋葬死者和战后重建等工作。大多数华工在1919年仍然坚守了很多个月，有些人甚至到1920年春天才返回中国与家人团聚。对他们来说，只有当最后一个华工安全地离开前战场时，战争才能算真正结束。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我们要记住华工们感人的付出。2019年，在欧洲这个曾经的战场上，我们将继续讲述一战华工的故事。
（菲利普·方汉勒米尔斯，比利时西弗兰德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比利时一战华工史专家，中文名为冯浩烈，本报记者车斌采访整理）
法国巴黎里昂火车站的一战华工雕像。本报记者龚鸣摄
绵延一个世纪的记忆
思绪回到2013年。为了拍摄一战华工纪录片《潜龙之殇：一战中的华工军团》，我和加拿大导演乔丹·帕特森及其团队沿着当时是学生出身的华工翻译顾杏卿的足迹，跨越三大洲，先后在中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等地寻找一战华工的墓地和他们的后裔，还原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的集体记忆。
记忆一
中国山东是多数华工的家乡，仅由威海出发赴欧的华工大约就有4.4万名，约占当时英国招募华工总数的47%。这里流传着很多华工的故事。一位名叫考文之的华工刚刚结婚不久就应募赴欧。不幸的是，家里的妻子考刘氏并没能等到丈夫归来，等来的却是丈夫病逝欧洲的噩耗。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中写道，华工“欲求生活而反丧失其生命，夫岂余辈初料所及哉”？据考文之的家人称，考文之死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金，甚至没有收到正式的死亡通知。他的妻子至终也未能见到丈夫的墓碑，更不必说与丈夫合葬。
记忆二
当年华工招募基地之一威海，如今已无任何遗迹。但站在华工出发的码头故址，遥望茫茫大海，仍不免让人思绪万千。《远东时报》的一篇文章曾记载了华工出发时的场景：在送别的路上，他们“要和朋友说说话，要买一包香烟，还要掏出一块钱给路边颤抖着的老父亲”。一经离别，悲情开始在不少华工中蔓延。正如华工樊明修所述：“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卖了命，至死不能还家乡！”他们踏上的是一条充满未知和风险的道路，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一条不归路。
记忆三
在加拿大西海岸的维多利亚岛上，曾经有一个威廉姆·海德检疫站。华工经太平洋抵达加拿大后需先到此接受检疫。该遗址目前已成为一所监狱的所在地，平日极少有人往来于此。这里仍然保留着几座华工墓地，表明他们尚未到达目的地或在归途身故。华工王京连的侄子曾听父亲提过四叔王京连，“从小‘当兵’走了，到现在没有信”，当得知四叔葬在加拿大的信息后，他百感交集。
记忆四
搭上横穿加拿大的火车，我们走了整整四天四夜，而当时华工乘车的时间在一周左右（从温哥华到哈利法克斯）。当时英方出于免除人头税（加方当时规定华人入境需缴纳人头税）等因素的考虑，严格限制华工在车上的行动。大卫·利文斯通的父亲哈里·利文斯通是一位华工医生，一路陪华工从中国威海直至法国。在哈里·利文斯通留下的出行日志里，记录了一例华工死亡事件——一位体格强壮的华工在途中因突发心脏病在睡梦中死亡，他的遗体交给了哈利法克斯军事当局。该华工名叫韩廷贞，来自天津，时年21岁。他的家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韩廷贞的下落。正如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中所提，在途中遭遇危险时所想到的“最凄惨”的事情莫过于身没于大海之中，家人还不知情，仍以为他“乘风破浪正在前进中”。
记忆五
在法国西部的拉罗谢尔，我们找到了华工刘得胜的后代。刘的女儿雷勒·玛奇寇具有明显的华人外貌特征，但并不懂中文。她的父亲也从未向她讲过家乡中国江苏的事情。雷勒希望有朝一日找到父亲在中国的亲属，因为根据刘得胜应募华工时的年龄，家中当时应该尚有父母兄弟。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年，一战华工的史迹仍存在于世界的很多角落，有待我们前去发现。还原一战华工的历史记忆，感受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是反思一战教训应该补上的一课。这种伤痛，中国和中国人理解更为深刻。铭记伤痛，奋发图强，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历史不再重演，是我们纪念一战华工题中应有之义。
（张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回声
是时候修正记录、正视真相了。100年前，这些勇敢的中国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欧洲，帮助我们应对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之一，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必须向中国劳工和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切的谢意，认可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英国音乐家克莱夫·哈维
在这苦难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
——法国总统马克龙
中国劳工旅作出的巨大贡献很大程度上被公众遗忘，因此在纪念一战结束百年之际，我们应该提高对他们作出的非凡贡献的认识。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一战华工们为欧洲的自由和重建作出了贡献，他们是从战争通往和平的桥梁。
——比利时波普林格市市长克里斯托弗·德雅盖
在巴黎里昂火车站落成的一战华工雕像，既表达了对一战时期到法参战华工的纪念，也传递出和平的讯息，这样的讯息对世界的当下和未来都十分重要。
——巴黎第十二区区长卡特琳·巴拉蒂—埃尔巴兹
华工是我们一战和当时欧洲历史的重要部分，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帮我们重建家园，我们对一战华工心怀感激。
——比利时伊普尔市一战纪念馆馆长
比利时波普林格一战华工纪念园的纪念雕像。本报记者任彦摄
观点
开展一战华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挖掘和研究一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以及一战华工的历史内涵，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发展当今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战华工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对外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主要出于遏制日本在华侵略扩张的目的，决定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中国提出向欧洲战场派遣劳工代替士兵作战、支援协约国的计划，亦即“以工代兵”计划。“以工代兵”正好迎合了英、法、沙俄等国劳动力缺乏的需求。经过谈判，最后决定各国以私募的形式，征招华工出洋，从事战场后勤保障服务工作。从1916年5月和10月起，法、英两国分别开始在华招工。在此前后沙皇俄国也开始在华大量招工。据统计，在一战期间，英、法在华共招募约14万名华工，这部分华工主要服务于法国战场，统称“西线华工”。沙俄招募的华工散布服务于俄罗斯及远东各地，统称“东线华工”。
大批华工抵达欧洲后，被分派到工厂、农村和建筑工地，从事着各种繁重的体力工作。部分华工被派至前线挖掘战壕、运送补给、搬运尸体，历经生死考验，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据统计，在西线14万名华工中，牺牲和下落不明的华工接近2万人。
在一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各受援国政府对一战华工所经历的苦难及他们为欧洲所作出的贡献，一度采取了选择性遗忘。各种官方举办的纪念活动中难觅中国劳工的身影。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在一战研究的学术史上，甚少提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更不用说一战华工问题的研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一战研究的深入，西方学术界开始出现专门研究中国与一战以及中国一战华工的著作。同一时期，海外华人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话题。国际史学者徐国琦于2005年用英文发表了其国际史研究三部曲的首部专著《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中国政府派遣劳工、“以工代兵”的计划、寻求参战，列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的重要部分。2011年，徐国琦出版了其研究一战华工的专著《西线战场的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其国际史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专著。在该书中，作者采用国际史的方法，对华工招募、赴法直到归国的状况作了全景式的勾勒，其中还涉及华工与中国社会精英的互动，并着重探讨了华工对协约国的贡献及华工在中国走向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海外大规模一战百年纪念活动陆续开展，国际学术界对于亚洲与一战、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予以关注。在此背景下，一战华工研究也涌现出众多新的研究成果。国内也陆续举办了多场以中国与一战或一战华工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相应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出现。
综合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说，一战华工是一项重要历史事件，其产生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一战期间欧洲大陆而言，大批华工背井离乡，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还是在后方的城市乡间，他们辛勤劳动、埋头苦干，甚至付出生命，为欧洲大陆恢复和平和战后重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一点，近年来随着西方学术界对一战研究的深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西方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予以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华工的“身影”逐渐出现在许多关于一战的官方纪念活动里。一些华工纪念雕像与纪念碑也已经或即将竖立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国的许多城镇中。
其次，对中国而言，对德宣战及派遣华工赴欧，使中国获得了战胜国的身份，从而得以出席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正是由于华工在战场上的付出，令出席会议的中国外交官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会上对中国“参战不力”的指责，并进而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特权、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各种利权等主张。只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国的合法利益没有得到重视，反而遭到侵蚀。
此外，大批华工来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欧洲大陆，为中国提供了通向世界的窗口。更为重要的是，一战华工为中国百年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播下种子，五四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早期工会运动及工会组织、上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能感受到一战华工的潜在影响。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经历了一段不断遭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同时这也是一段中国人民不断奋起抗争、反抗外敌入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还有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不断寻求变革，争取国际平等和融入世界秩序的努力。
充分挖掘和研究一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以及一战华工的历史内涵，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发展当今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张俊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