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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文化在湖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特点十分显着，但这个民族的起源却众说纷纭。
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通志·武备志·苗防一》载：“苗有倮、瑶、僮、仡佬、伶僚之分，其处广西边者为僮，处云南边者为倮；处湖广零陵、宝庆边者为瑶；处靖州、天柱等处，与黔接壤及环黔而处者，为仡佬、伶僚，皆苗也。（《辨苗纪略》）”侗族，就是与黔接壤及环黔而处之伶僚。
魏晋南北朝以来，侗族的先民被泛称为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侗僚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明史》称侗族农民起义领袖吴勉（贵州黎平兰洞人）为“蛮僚”。明代邝露在《赤雅》中说：“侗亦僚类。”
唐、宋、元、明、清时期，封建文人多称侗族为峒民、峒蛮、峒人、峒苗、侗人、洞家等。侗族内部有三种互称，一为gaeml laox （金佬），二为gaeml jaox（金皎），三为gaemldanx（金坦）。gaeml或jaeml的意思是两山之间的谷地或者溪河两岸较为平坦的小盆地。侗族人民喜欢居住在依山傍水的山谷与溪河两岸的盆地中。这种地形，历史上多称为峒或垌。住在这里的居民被称为“峒民”或“峒人”。
自唐以来，封建王朝在湘、黔、桂边区设置羁縻州峒进行统治。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说：“羁縻州峒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至今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侗族地区，仍有不少村寨保留着峒的名称。历史上把居住在州、峒里的少数民族称为“峒丁”、“峒民”或“溪峒之民”。后来演变为对侗族的专称。
在明代，统治者为“隔越汉境”，在洞口、洪江、会同、武冈等地域迁徙大量汉人，将苗人聚居区“不得与靖州相接壤”（《湖南通志·武备志·苗防一》），结果，苗、侗被隔越的同时，侗族也被隔断为北侗与南侗两个文化区域。
在湖南，新晃、芷江地区成为了北侗文化区，其地的文化受苗族文化的影响增大；而自身的文化特征逐渐淡化。
而在南侗地区的、特别是通道县，侗族文化特征更加明显，强化。
造成这种隔越的重要原因，就是明初的苗侗农民大起义。
侗族古歌唱道：
兰洞生下林朝素，黎平生下吴勉王，
三千天府，九千地门，
白天邀集七千兵，夜晚集合八万人。
兵马杀上古州城，古州无获空回兵。
回身杀到哪里？
打到武冈府、武冈城，
水牛黄牛骡马拿不赢。
官家心肠坏，杀狗杀猫血淋身。
断了黄旗和皂旗，
兵马难前进，只好复转身。
回转到哪里？回到墓乡山岭；
水牛黄牛和骡马，摔断腿脚路难行……[1]
古歌唱的是侗族英雄吴勉和林朝素（Liene xeeuc suv），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明洪武初年，明朝为一统大中国，从靖州往西向贵州“苗疆”实行武力推进政策，今黎平等侗族地区成为首当其冲的前线阵地。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因无法忍受朝廷的武力征服与压迫，吴勉率领当地侗、苗等少数民族发动武装起义。
吴勉（1334－1385），元末明初黎平五开洞（今贵中潮镇上黄村兰洞寨）人，官方史籍中记载为“吴面儿”。
吴勉起义军由上黄出发，先后攻下五开洞附近的各处村寨，然后占领黎平，直捣古州（今榕江），古州官僚逃窜，只余一座空城；义军转身杀向湖南靖州，击败靖州守兵，并杀死靖州卫指挥使过兴父子。
明王朝急命辰州卫指挥杨仲名前往镇压。同年十一月，明军击败义军。吴勉遂率领义军残部退往天府洞（今黎平茅贡）一带的丛林中休整，继续与明军抗衡。
洪武十八年（1385）四月，吴勉自称“铲平王”，再次举起反明义旗。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20万，一度占领今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明太祖立即命令楚王朱桢挂帅，出动30万大军。明军到达靖州后，派人前往黎平招降吴勉，被吴勉严词拒绝。明军即以靖州为基地，在诸峒派兵分屯立栅，与土著杂耕；并步步为营，向黎平进剿。吴勉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带领余部回到上黄继续作战。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明军进攻上黄义军总部，诱擒吴勉及其子吴禄，押送京师后处以极刑。
吴勉起义失败后，侗族地区的斗争并未平息。明洪武三十年（1397），朝廷在今锦屏县设置铜鼓卫，圈占土地三百五十四顷，激起侗人反抗。林宽（？-1397），贵州锦屏上婆洞人，其父林让曾参加过吴勉起义。吴勉起义失败后，林宽成为了侗族农民起义的首领。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林宽集10万众侗族义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反抗斗争。义军攻克龙里、新化、平茶等千户所。朝廷调湖广军前来镇压，潮门桥一战，官军被杀死千余人，只得退守卫城。后朝廷又调集30万大军进讨，因敌我众寡悬殊，十二月，林宽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侗族农民起义两次之后，汉族屯田军民的大量来到这一地区。据葛剑雄着《中国移民史》统计：“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迁入靖州和辰州两地的江西籍移民氏族人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25%，估计民籍移民总数约为15.4万人。”[2]如果加上军籍的屯垦人数，比例将会更大。
经过不断移民、屯田和发展，北侗地区的民族融合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了显着的变化；而侗族民族英雄吴勉和林宽的故事，仍在南侗地区广泛流传，直至今日。
一、战争催生的款文化
不理解款文化，就无法真正理解今天的侗族文化，更具体地说是南侗文化。
什么是款文化？
宋人杨诲在《受降台记》中记载：“淳熙三年（1176）靖州中峒姚民敖组织起义，环地百里合为一款，抗击官军”（《靖州直隶州志》卷十）。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载：“门欵：彼此歃血誓约，缓急相援，名门欵。”可见宋时“五溪蛮”就有歃血盟款、相互救援的组织形式。明人刘钦所著《渠阳边防考》记载：“其曰峒蛮者……皆从古无大豪长，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度相縻。”说明在明代，侗人合款已经成为规模和惯例。
款，是一个巨大的、复合的文化空间。它是侗族的军事文化、法制文化、历史地理文化，民族习俗文化和侗族文学艺术的总和。
创始之时，它是民族战争中的产物。
款，首先是一种军事组织形式。
《出征款》这样说道：
一伙寨老，一伙头人，
才是发起联村联河，
才是领头联寨团款。
联村进场，团款进坪。
我们要像蚂蚁聚众杀穿山甲，
我们要像蜜蜂合力刺毒蛇。[3]
在“款”这种军事组织中，一个寨子就是一个“小款”，侗寨沿河建村，寨老和头人们商量，联村联河，几个小款联寨团款，就是一个“中款”。数个中款联合，就是“大款”。
通道县芋头寨杨再善、粟保林口述的《开款坪》中，告诉我们合款的基本情况。这一情况是源于“寨老四汤公，有古书一本，记载了侗家村寨，集众合款各款坪”：
上四洞、四头、杨柳坪合款是第一，
下四洞、陈横合款是第二，
芙蓉、江口、太阳坪合款是第三，
上粟、下粟、上大阳坪合款是第四，
…………
盘董、盘巴、河坪、保俊、上茵坪合款是第十二，
孟寨、甘冲、坪略、上溪坪合款是第十三。
讲了以上十二款场、十三款坪，
大众合意同心。
就这样约定、这样讲成。
立约威力比天大，合款威力大如天！[4]
合款的目的是什么？
村脚像个雄龙洞，村头好比雌龙宅，
村中遍地是金银，合款保护各寨村。[5]
大龙腾腾飞上天，联款威力大无边，
老龙跃跃满河江，合成大款保村乡。[6]
龙是侗寨的保护神，青龙与白虎相对而立，守护村寨。合款时，由寨老们选出来的款首《开款坪》，他通过款词，将参加合款的村寨一一报告款众；公布款坪，即众人集合的地方。其中重点款坪、中心款坪或大款的款坪就称为“青龙款坪”。
开款坪时，款首常常发问，款众齐声回应，此时荡气回肠，声势非凡：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下乡、临口！
款首：杨柳坪合款是第一！
款众：是啊！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双江、黄柏、龙头、吉利！
款首：棉花坪合款是第二！
款众：是啊！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芙蓉、针定！
款首：九龙庙坪合款是第三！
款众：是啊！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张黄、老湾！
款首：木榄坪合款是第四！
款众：是啊！
…………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梓坛、河口！
款首：大河坪合款是第九！
款众：是啊！
款首：少讲多知。说的都说了，讲的都讲了，
带上青龙坪！
款众：是啊！[7]
在战争年代，款众集合之后，就有《出征款》。这也是有呼有应，一呼百应的款词：
…………
我们要像猛烈的阵阵过山风，
我们要像天上突降的冰雹。
我们要像雷公施法击妖怪，
我们要像老虎张牙咬妖婆。
打它老鹰灭种，打它鸱枭没命，
分精怪的肉众人吃，
分妖婆的汤大家喝。
不许谁像鸡那样怕老鹰，
不许谁像鸟那样怕鸱枭！
谁当鸡，会被人拖进林子里杀，
谁当鸟，会被人抓在脚底下踩
青年人拿刀，壮年人拿枪
明眼人射箭，心亮人举旗。
团结紧密像簸箕，团结无隙像葫芦，
紧如盆底，硬像铁箍！
我讲这话像皇帝的言语。
（众）对啦，是啊！
龙头摆，龙尾摇，
弟兄们，拼命打！
龙头立，龙尾抬，
兄弟们，打得好！
好日好时，旗开得胜，
让我们起款出征吧！
（铁炮响起，队伍出征）[8]
二、和平时期的村规民约
战争把侗人团结起来，也使侗寨成为了一个极有组织的社会。
在漫长的岁月里，战争毕竟不是经年累月之事，为了使自己的氏族常备不懈，“款”，即变化为“条款”的形式，成为一种乡规民约。
“内部不和肇事多，外患侵来祸难息；祖先为此立下款约，订出侗乡村寨的俗规”。最早的俗规是从防护开始的，通道县粟保林、石万顺口述的《立约》，留下了款首对庚辰村、前戊午村、后戊午村、大坪村等寨子的防护部署：其中村脚、河边、村中、村头、每个寨子都由谁来把守。“村村有人把守，寨寨有鸡报时，事事有人处理，防备村里出事。”在布防的同时，也指出某些人的陋习：“四通有个龙姓人，塘作三破，田作三卖，卖田不卖田塍，留田塍种豆，留田坎种菜。务农怕劳累，懒做又好闲；脚歪心不正，手勾又眼浅。”同时，也讲到其它寨子的一些妇女，“裙带不捆紧，裙子不穿好，蓬着头、拖着发，三天不洗头臭如蚯蚓，九天不洗澡臭像死蛇，”[9]虽然，这《立约》款中未列出处罚条例，但款首是以这些陋习来警示众人，号召“共同整好寨子”。
款的组织形式被固定下来，到了和平时期，款约就有了发展。款约成为了约束侗人行为的准则；并且，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一个村寨内部。
“当初村无款规，寨无约法的时候，好事得不到赞扬，坏事没有受惩处。”因此侗人立下规约，将其刻在石碑上，于是就有了“石头法”。
《石头法》规定了具体的款约，哪些事是允许的，哪些事是禁止的。为了维护款约的尊严，款约同时也制定了评判的标准和处罚的尺度：六面阴（死刑）、六面阳（活刑），六面厚（重刑）、六面薄（轻刑），六面上（有理）、六面下（无理）。如不准偷盗牛羊，如偷盗并被人掌握了真凭实据，就会“把犯者三个一处葬，五个一坑赶时埋。”如不准偷盗钱物，就要游乡示众，连同他的父母一起赶出村寨。如不准窝藏坏人、制造内哄，不准男刁女滑、爱富嫌贫，不准风流浪荡、拐卖强奸，不准移动界石、越界掠夺，不准夫妻打架、相争吵闹。与其相应的处罚也有不同，重的如“破产赔偿，家财荡尽，富者吃穷，贫者吃光”；轻的是赔偿银钱，或让犯者自省。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
秉公正直讲理，不准徇私枉法。[10]
款，成为了维系侗族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的支柱。它逐渐发展成为侗款文化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主体的部分。
三、侗人史话
侗款，是侗族世代传承的神话、传说、历史的载体；本属民族的古歌，但由于战争，巫事被款约所替代，古歌也就化解至侗款之中，讲唱的艺术形式在款文化中也演变为吟诵的形式。少数民族古籍之《侗款》一书纪录了侗民族传承的人类创世史、万物源流史、宗支史和民族英雄史。
1、人类创世史：
像众多的民族史诗一样，侗款《九十九公合款》也讲述了人类的来源：
人类最早的始祖母棉必（Miinc bic）在脚乡孵了四个蛋，其中三个蛋坏了，一只白蛋孵出了松桑；棉必在脚山又孵了四个蛋，其中三个蛋坏了，一只白蛋孵出了松恩。这样人类就有了生儿育女的根。
松恩生下了七个子女，他们分别是蛇王、龙王、大熊（虎）、雷公、姜良、姜妹、猫郎。一天，七兄弟到山里比试技能，姜良让他们各自寻来青藤将自己捆在树蔸上，然后放火烧山。这时，松恩喊道：“虎快进山，龙快进海，蛇快进洞，雷快上天，猫快爬岩，人快去水旁。”这样，众兄弟才幸免遇难。
雷婆公主忿忿不平，要找姜良报复。春夏相交之际，雾满山头，雷响四方。雷婆从天上劈了下来，姜良取来青苔包在头上，雷婆踩着青苔跌了一跤，被姜良捉住，关进了仓里。
姜良上山打猎，让姜妹看守雷婆。雷婆找姜妹要碗冷水喝。喝了冷水之后，雷婆化着闪电破仓而逃，但被姜妹抓住了手。雷婆拔下一颗牙齿，对姜妹说，给你作个瓜种去吧。姜妹接过牙齿，种到地里。她常用扇去扇瓜苗，结下了一只葫芦。
雷婆上天之后，发起了漫天洪水。姜良、姜妹请啄木鸟啄穿葫芦，兄妹坐到葫芦里，救起来一群黄蜂。黄蜂与姜良一起上天与雷婆打仗，雷婆被黄蜂螫得像只鼎罐，只得请来野画眉与姜良的画眉谈判。雷婆做出了七个太阳，将洪水晒干。但七个太阳又将大地烤得烁热。姜良又让螟蛉虫上天去砍太阳。螟虫砍了五个半太阳，姜良就让它住手。因此，半个太阳成为了月亮。
姜良、姜妹分头去寻找人类，但都没有找到，只得回到家乡，一起居住。三年之后，他们生下一个孩子来。孩子是个怪胎，无头、无耳、无腿、无脚，像个冬瓜一样。手放到哪里他哪处吮吸，饭放到哪里他哪处吃。姜良就把这个孩子丢弃在山冲口。
天上的仙婆看到就拿刀来砍，把孩子砍成了五份。这样肉变成了侗人，善良温顺；骨变成了苗人，强悍坚硬；肠变成了汉人，聪明乖巧；剩下的肝和碎肉变成了瑶人、壮人、花衣苗人……
从此，人类又繁殖起来，布满了平地山岭。
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在各个古老民族的神话中都见到过的“碎尸”神话。
同样，在通道县坪坦阳烂挖掘整理的《人的根源》也讲述了这个故事，不同的是，八个“兄弟”按长幼分别是母帝、龙王、虎郎、猫郎、蛇郎、雷公、姜良、姜妹；姜良和姜妹是最小的弟妹。而姜妹生下的儿子“白饭不吃，甜奶不喝”，也是个怪胎。
在城步县八村挖掘整理的《人的根源》讲述的这个故事所不同的是，这个儿子被碎尸之后，手指变成了山岭、骨头变成了岩石、头发变成了山泉溪水、脑壳变成了土塘田地、牙齿变成了黄金白银，肝肠变成了长江大河。
这些都与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神话相似。
2、万物源流
在这一类“创世款”中，《侗款》一书还纪录有《行年和芦笙的来由》《牛的来由》《猪的来由》《鸡的来由》《鸭鹅的来由》和《龙灯的来由》等传说。
《行年和芦笙的来由》，“行年”，该书注释曰：“侗族有以村寨为单位集体做客的传统娱乐活动，即是甲乙两寨先有预约，在春节期间甲寨的男女老少吹着芦笙到乙寨做客，乙寨则以东道主的身份，大办酒席并吹芦笙迎接，为期三日，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11]款词是这样讲解“行年”的起源：“行年根由起何处？是那古州起的根。”这仅仅说了“起源”的地点，而起因也非常模糊：
说起原由话长，
因为姜良置规章在前，
姜妹置约法在后。
父置田塘在山林，
母开金路给人行。
父办鸡尾插头上，
母织暖布盖在身。
换了老竹长新竹，
换了长辈换年轻。
老的过了后生接替，
父辈过了儿孙继承。
兄长过了，小弟随后跟。
到了我们这一代，
说什么不稳准，
讲什么不成文……
结果，也未说出什么根由。人们把讲款的人称为“款师”，往往款师的记忆也有差错，款师间的传承也有遗误，行年的根由也就变得不明不白了。
再看芦笙的来由：“根由起何处？是那古州起的根。”款词说道，也洞的陈现是制造芦笙的人，他试制吹管乐时，开始用木簧、继用竹簧、再用牛角簧，结果都吹不响。他的父母拿出银两，让他去靖州、黎平寻找，结果，转到古州六洞买到一斤响铜、二两白铜，请铜匠锻成簧片。有了铜簧片，陈现再用竹管钻孔，装上簧片，分别制成格列、各略、纳鲁、筒耿、筒辅、筒头等各种型号的芦笙。从此，“笙歌缭绕飞满天，小伙翩翩游乡间”。
《牛的来由》，说的是在神农时代，人们开荒种田用锄用耙好费力。一天，神农去到海边观看，看到波涛中冒出金水牛一对。玉皇大帝吩咐道：“你们去人间耕田，什么地方都要耕到。”水牛道：“只要百姓莫拿刀，官府莫杀牛，我就能做到。”玉皇大帝答应了牛的请求，从此官府不再杀牛了。这里，我们看到了王朝禁止“杀牛祭”的历史，演变成为了神话。
《猪的来由》，准确的说，应是“家猪的来由”。款词告诉我们，在大山深处，住着杨姓父子，他们种豆种菜，都被山猪吃光了。他们邀欧姓父子和陈姓父子等四个寨子的人，围捕了山猪；并请木匠造猪圈，用潲、糠、碎米、包谷喂山猪，结果猪身上长起九层肉、九层油。侗家就用这猪肉待客。这就是猪的来由。
《鸡的来由》《鸭鹅的来由》同样描写的是野禽到家禽的识货过程。
《龙灯的来由》说的是禹王开河道，一直开到了海边，看到龙王爷追逐一颗宝珠，特别好看。后来汉人朝见皇帝，叫人扎个龙灯，庆贺新春。侗家学习汉人，也做龙灯来祭天敬神，从此风调雨顺，国家太平。
万物的来由虽然有些简单，像是些低幼阶段的学习资料，但在文盲充斥的乡村社会，款师们所作的知识的启蒙，还是值得肯定。
4、侗族迁徙史
侗族也有自己流离颠沛的历史，侗人通过侗款将其保留下来。
《侗款》一书的《宗支款》，就形象地记录了芋头寨人的迁徙史。
通道县双江镇芋头侗寨古建筑群，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通道县西南9公里，占地11.6公顷。明洪武年间（1368—1398）始建寨；明嘉靖三年（1508）户增人旺，建筑规模扩大，形成村落。清顺治年间（1644—1661）遭火灾，复建后形成以芋头溪流为轴线向两边分布的7个聚居群。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建寨脚桥及龙氏鼓楼、牙上鼓楼。清嘉庆五年（1800）建中步桥和塘坪桥。清道光、光绪年间分别维修驿道和牙上鼓楼。
芋头侗寨古建筑群因山就势，结构造型具有典型的侗族风格，鼓楼、门楼、芦笙场、古井、凉亭、萨岁坛、古墓葬群、侗族楼屋及青石板驿道等一应俱全，其中鼓楼4座，花桥3座，门楼1座，古井2口，萨坛2个，吊脚楼居室78栋。芋头侗寨的建筑属于典型的山地沟谷侗寨山脊型和山谷型建筑模式。寨内民居采用“杆栏式”建筑为多。有的采用架立的吊脚楼式，以适应南方山区气候湿润，多蚊虫的特点。屋顶悬山式，盖小青瓦或覆以杉皮，使得建筑物色彩朴实，质感宜人。寨内的1.6公里长，1米宽的驿道为明万历年间修建。
《宗支款》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初侗族老人杨进文捐献的抄本进行的整理。心口相传，芋头寨杨氏的历史被生动地记录在字里行间。
芋头寨杨氏的祖先，随同罗、曹、石、陆、张、徐、李、陈等九大宗族，从江西府太和县[12]迁徙了到湖南衡州一个叫“湖洋、洋学”的地方。因为战乱，不久又迁徙到靖州飞山寨。由于飞山税捐沉重无法生存，九族人又迁徙到通道犁头岭。但此地干旱无水、无法耕种，他们又沿河而上，来到了江口太阳坪。九姓人居住在一起，人多地少，只好杀牛祭天，卜问生息之处，结果，由于意见不和，非议难当，杨氏一族只好迁往他乡，来到平溪。不久他们又发现平溪人偷盗成风，只得迁往下乡、琵琶、七树。杨氏一支来到此地不久，又因这里的人礼仪繁复、人情债难于应酬，又举族搬迁至黄柏。至黄柏又因为与当地人的一次争吵，被迫迁往龙头。又由于缺水迁往格龙格坳。之后，又由于种种原因，先后搬迁到了旋美洞琵琶寨，格山，应溪禾、溪冲头。
在这里，杨氏宗族一支开始出现了可以道出祖先名字的谱系：岩雷、正雷—→通成、明胜—→胜再、传再—→文龙、胜龙—→全花、松文—→正雷、富雷、元雷……文龙—→胜龙、胜虎、胜文、胜武—→正道、正明、正法、正富、正贵—→秀香、秀山、宝南、宝兴—→保杨、保通、友定、有传—→庆海、庆相……
如同芋头寨杨氏的《宗源款》一样，通道县黄柏乡杨氏的《祖先古州来》，通道县梓坛乡石氏的《祖宗从古州来》，也都讲述了自己家族的迁徙史。古州，即今贵州省的榕江县。这两支宗族，就是从榕江迁徙至通道。他们与芋头寨的先人，是来自不同的两个省份。
少数民族的迁徙史文献一般存世不多，侗款为少数民族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侗款，是一种即将消失的历史文化。因为，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侗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侗寨也已打开寨门迎来八方宾客，侗族文化进入当代，也不可避免地融入未来的社会，但侗款的曾经存在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珍惜它、保护它、传承它，让它依然“活”在侗寨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它能有活态的形式保存到未来，它必然是我们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是我们侗族一种独有的文化财富。
[1]《侗款》P258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2]葛剑雄《中国移民史》P352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3]《侗款》P241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4]《侗款》P12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5]《侗款》P12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6]《侗款》P16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7]《侗款》P16－17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8]《侗款》P241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9]《侗款》P40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10]《侗款》P47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11]《侗款》P357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12]这里，有一些疑问。从江西太和迁往湖南的氏族，均为宋代迁徙的汉人；而且这些汉族达到梅山地区后，即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生息之地，就安家落户，开始修编自己的宗谱；不会去“杀牛祭天，卜问生息之处”，更用不着迁徙至湘西南边陲。在宋开梅山后，少数民族叙述家庭史时多隐瞒自己的族籍和历史。
孙文辉，湖南益阳人。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编剧。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湘文化研究会、梅山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