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舆情中心（红网智库）出品

文| 张瑜

12月12日，湖北十堰联合调查组通报“最忙五人组”事件。沸沸扬扬的舆论场迎来了“官方声音”，公众的关切得到了积极回应。但是，细细审视，仍有三点遗憾。

其一，对于调查结论，“支撑性信息”披露不足。

通报称，“调查中未发现个人利益输送问题。相关资金用于其他工程建设……”。问题是，这些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并非说，应事无巨细地进行信息披露。但单单抛出一个结论，不给出任何说明，说服力恐怕打了折扣。

某地曾通报过一起学生死亡事故，其结论是，排除了校园欺凌的可能性。但通报中对此是有解释的——调查组走访了47人次，包括家属、学校管理人员、班主任、教师，以及同班同学、同宿舍同学、要好同学，未发现学生生前在学校受到欺凌。

尽管只是简要几句话，但具体的调查人次，多元的调查对象，这些“支撑性信息”的呈现，有效地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

回看十堰“最忙五人组”事件，其性质如通报所言是“恶劣”的。当此时，涉事地应拿出更大诚意，积极挽回自身形象。适当披露调查过程和依据，有力支撑起调查结论，努力争取大众认可，则是事后补救的有力一环。不是吗？

其二，对于处分结果，“合理性说明”着墨不多。

十堰“最忙五人组”事件中，最令人意外的恐怕莫过于，“竹溪县住建局帮助上述县属国有企业弄虚作假”。通报披露，该局党组书记、局长付某东，被“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并予以免职”。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工作中有弄虚作假，误导、欺骗行为的，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逆向推断可知，在党纪层面，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付某东，其行为被认定为“情节较重”。但在政务层面，他被“记大过”处分，其行为所对应的认定，则并非“情节较重”，而是“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

也就是说，党纪与国法，在认定上出现了不一致。若从严而论，以党纪认定为基准，那么，政务处分应为降级乃至撤职。

事实上，住建局帮国企弄虚作假，整起事件不可谓不恶劣。但从通报来看，涉事人员无一人被降级或撤职，这多少与大众的预期有一定距离。这一点恐怕不难预见。正因此，对于目前的处分决定，“合理性说明”很有必要。遗憾的是，通报在这方面并无“着墨”。

还要看到，此案有虚构项目获取资金的情形，相关人员是否涉嫌犯罪，比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滥用职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而从通报来看，最终的追责视角，并未延伸至刑事层面。考虑到舆论或有疑虑与质疑，相关说明同样不宜缺失。但是，通报对此也未予交代。

其三，对于问责对象，未直接“点名道姓”。

马某、付某东、夏某……通报中，被问责领导干部的姓名是模糊的。这不是个例。

应看到，官员在行使公权力时，“享受”着大众的关注，那么，在被问责时，恐怕没有理由“隐姓埋名”。

有学者曾指出：让公众知道失职渎职、违法乱纪者的名字，是惩罚的一部分；亮出他们的名字，是关键事实的一部分；亮出他们的名字，是接受监督的一部分；亮出他们的名字，是体现公权之“公”的一部分。

诚哉斯言。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加彰显吏治决心和态度。事实上，2015年1月发布的“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责任人员处理决定通报”，相关领导干部的姓名，一目了然、毫无遮掩。

十堰“最忙五人组”事件通报，若是一份提交给舆论的“答卷”，那么，它恐怕拿不到满分。当然，值得指出的是，通报中的部分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

“言”的背后是“行”。一纸官方通报，映射出的是职能部门的治理姿态与能力，勾连起的是大众对公权力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宜轻率“下笔”、仓促“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