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正

古往今来，官场职场，开会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方式。

毛泽东同志就非常重视会议对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推动工作等方面的作用。

他指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

对于我们来说，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会。

但毛泽东反对开没有准备的会：“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风会风问题始终高度重视，在正定县委书记任上制定的“六项规定”便直指“文山会海”，明确倡导干部好作风就是“说短话，开短会，发短文件”，为作风建设树立了鲜明导向。

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找到“过河的船或桥”。那么开会前，就必须准备好造“船”或“桥”的材料，对“船”的大小形状、“桥”的长短高矮要胸中有数。

现实语境中，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社会职场，开会的目的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可大致概括为研究决策、部署落实和沟通协调三种类型。

如果会前不做充分准备，没掌握详实准确的信息，不了解真实的民情民意，那么研究决策就容易变成主观臆断的推定和纸上谈兵的谋划，部署落实就可能沦为囫囵吞枣的领会和击鼓传花的应付，沟通协调就会变成隔靴搔痒的回应和议而不决的扯皮。

开会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工作的成效。而开会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议开始之前”。

这些年来，通过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里，就藏着确保开会能开出好效果的“秘诀”。

“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朴实无华的语言，蕴含着掷地有声的道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先调研，让会议更具“靶向性”。

没有调研这个“输入”，会议这个“加工”过程就很难产出科学的“输出”。

正如昆曲《牡丹亭》所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冯大美/画）

以“研究决策型”会议为例，拍板做决策并不难，难的是对情况的准确把握。

当前，外部环境纷繁复杂，许多新技术不断涌现，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特别是针对全局性的决策、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在会议作出决定前，更需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数、找准问题、研判风险。只有这样，开会才能“靶向性”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为了开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起草《建议》稿时，党中央组织6个调研组，赴12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与此同时，还进行了35项重点课题研究。

先调研，必须是有效调研。

近年来，“四下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已成为各地共识。

然而，现实中仍有个别干部“虚”字当头、“空”字挂帅，坐在车里问民情、隔着车窗看基层，碰到矛盾躲着走、看到难点低头走，热衷走访“打卡点”、调研“样板间”。

▲要杜绝“脚尖上的形式主义”。（图源：新华社）

还有少数干部调而不研、研而不用，更有甚者，调研报告让基层“拿初稿”。

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乌烟瘴气中，调研就失去了应有价值，沦为一种负担。会议室里的高谈阔论如果未曾沾染基层的泥土，作出的决策便如空中楼阁。

因此，调研须在“真实”上下功夫，不妨多一些“随机性”“体验式”“信息化”调研，把问题找到找准，把根源挖深挖透。

先调研再开会，次序不能乱。

工作就像搭积木，顺序步骤不能乱。先调研再开会，就是先有蓝图再搭积木的科学顺序。

▲做细做深做实调查研究“功课”。（朱慧卿/画）

现实中，有的地方和干部把“积木”的顺序搞反了，甚至出现先开会决策、后调研佐证，先拍板定案、再寻找依据的颠倒之举。

于是，有的调研成了“论证”决策正确的工具，基层成了配合演出的“剧场”。

如果调研从“发现真相”变为“证明正确”，将由因推果的逻辑逆向为由果觅因的自娱，那不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

调研的质量，决定了开会的质量，这个次序，不能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