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得之（湖南工业大学）

10月3日，陕西旬阳“新郎跳河”事件引发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因彩礼问题跳河”等谣言的传播。尽管当地警方迅速澄清“与彩礼无关”，并呼吁公众“不传谣、不信谣”，但谣言的扩散速度与影响力，仍远超真相的传播效率。

有人将谣言的快速传播归咎于“群众缺乏自律”与“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足”。这种将责任简单推向个体的思维方式，不仅片面，更遮蔽了谣言生成与传播的结构性动因。

首先，“新郎在婚礼当天跳河”这一事件本身具有极强的戏剧性与反常性，天然引发公众关注。而“高价彩礼”“青年恐婚”等本就是当下社会的敏感议题，谣言制造者巧妙利用这一情绪共鸣，将个案与宏观社会焦虑进行“符号化嫁接”，使谣言内容具备高度的“可传播性”。

其次，在“后真相时代”，情绪往往先于事实占领舆论场。官方调查需要时间，而信息真空期恰恰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加之部分自媒体为追求流量，热衷于“揣测式报道”“情绪化叙事”，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混乱。公众并非单纯“缺乏判断力”，而是在信息不对称、认知框架差异与选择性接受的心理机制下，更容易被符合自身预设的叙事所吸引。

因此，将谣言问题简单归因于“群众素质”，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激化舆论对立，忽视更深层次的治理缺失。

《红楼梦》中“鸳鸯抗婚”的故事，长期以来被视为传统社会女性婚姻困境的象征。而在本次事件中，舆论却迅速建构出“被彩礼压垮的新郎”形象。这一叙事反转并非偶然，它折射出当代社会中，男性同样面临婚恋成本与性别责任的压力，以及公众对婚姻现实的集体焦虑。

在此背景下，谣言不再仅仅是虚假信息的传递，更成为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口与集体心理的投射。它通过将复杂的个体悲剧简化为单一矛盾（如彩礼），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便于讨论、利于发泄的叙事框架。然而，这种简化的归因，往往以牺牲事实的复杂性与当事人的尊严为代价，甚至对其家人造成二次伤害。

遏制类似谣言的滋生与传播，仅靠呼吁“群众自律”还远远不够，必须从治理理念与机制层面进行系统性优化：首先，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官方除了及时发布调查结果，更应预判舆论关切的焦点，主动释疑。例如，在此次事件中，若能更早明确“与彩礼无关”，并适时透露“情绪失控”与“婚礼琐事”的具体背景，或可有效压缩谣言的生存空间。其次，社交平台应建立更高效的谣言识别与拦截机制，对明显失实、煽动对立的“热点推测”进行限流或标注。同时，算法推荐机制应避免过度放大情绪化内容，防止形成“信息茧房”与“情绪共振”。其三，部分媒体在报道中采用“疑似”“据传”等模糊表述，虽规避了法律责任，却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媒体应坚守事实底线，在信息未明时保持审慎，避免为博眼球而成为谣言的“二传手”。

每一起极端个案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挣扎与一个家庭的破碎。如果我们放任舆论场成为“谣言加工厂”与“道德审判庭”，则无异于在当事人的伤口上撒盐，也在无形中助长社会的信任危机与情绪对立。

遏制谣言，不仅是为了维护信息环境的清朗，更是为了守护社会最基本的善意与共情。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指责“群众不自律”，而是学会在复杂现实中保持理性、在未知面前保持耐心、在他人伤痛面前保持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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