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天津师范大学）

据上游新闻报道，江苏镇江女子孙某因虚开发票罪、职务侵占罪获刑3年6个月后，她在4年间3次“卡点”怀孕生子，从取保候审到二审生效始终未被收监，甚至可能通过持续怀孕抵扣刑期。这起引发热议的案件，拷问着一个核心问题：法律赋予特殊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如何避免异化为逃避刑罚的“护身符”？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立法初衷，本是彰显司法温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明确规定，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暂予监外执行。这一规定源于对生命权的尊重，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与人文关怀。在正常情形下，它既保障了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也未动摇刑罚的惩戒根基。但孙某的行为，显然超出了制度善意的边界：她2021年5月已离婚，却在案发后精准把控时间节点，每次均在哺乳期将满时再次怀孕，4年间生育3胎，累计已有4子。这种具有规律性的“生育安排”，很难用正常生理需求解释，更符合律师界定的“恶意怀孕”特征——以逃避刑罚为目的，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监外执行资格。

同案人朱某已服刑，孙某却以“怀孕”为由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这种对比，让人质疑案件存在“同案不同罚”的问题。刑罚的本质不仅是惩罚犯罪，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当法律对特殊群体的宽宥被刻意利用，当“怀孕生子”成为规避刑期的工具，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便会产生裂痕。这种“钻空子”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战。

案件暴露出的监管漏洞，更需正视。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恶意怀孕”的认定与处置存在短板：一方面，法律未明确界定此类行为的具体标准，司法机关在判断时缺乏清晰依据；另一方面，监管多停留在“书面审核”层面，对怀孕真实性、哺乳实际履行情况的核查力度不足。孙某案中，法院以“怀孕方式、生父信息属隐私”为由未深入核查，这种审核方式虽有理可据，但客观上为“以孕避刑”提供了可乘之机。

需明确的是，遏制“卡点怀孕”行为与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并不矛盾。法律所保护的，是基于自然生理状态的怀孕与哺乳需求，而非刻意制造的规避刑罚手段。面对此类情况，可通过民政、社区等渠道提供必要帮扶，避免孩子成为大人逃避刑罚的“牺牲品”。这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司法公正的维护。

孙某案虽仍在处理中，但其引发的讨论已超越个案本身。它提醒我们，司法文明的进步，不仅在于赋予制度温情，更在于守住正义底线。当法律的人道主义关怀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时，唯有及时修补漏洞、强化监管，才能让每一份判决都得到公正执行，让公众真正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量。这既是对受害者的交代，更是司法权威不可动摇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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