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琛（湖南师范大学）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这一事件在网络上激起的涟漪远不如往年热烈。我们的世界，已经拒绝为文字停下脚步了吗？

拉斯洛的中文译者余泽民曾试图将其作品引入中国，过程却并不顺利，直到他获得布克奖后，情况才出现转机。这背后或许藏着两层原因：一是大众对文学的认知深度有限，二是作家的文字本身就架起了一道“拒人高墙”——拉斯洛的长句如蛇般盘绕，有时一个段落能长达十页。这种段落结构让读者无从逃脱，既无法暂停，也不能喘息，只能沉溺于意识在脑中漩涡流转的状态，逼得人不得不独自闯入幽深之井，在永无止境的镜像里窥探他人，同时又看见自己正处于被偷窥的命运中，退无可退。阅读拉斯洛，从不是舒适的散步，而是一场必须一口气完成的深潜，稍有停顿，便会在语言的海洋中溺亡。

拉斯洛用“意识的连绵”模仿人类思维的真实流动，打破了现代阅读习惯带来的碎片化认知。在注意力经济盛行的时代，他的作品几乎是一种“反动”姿态，完全不符合大众传统的阅读期待。责编李玲慧就曾评价，拉斯洛写作时故意“写得难”，就是要让读者必须专注、认真地投入。

你可以说他的书写“不讨喜”，但他从不以“讨喜”为写作目的。基于这一点，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判断：我们的时代正越来越缺乏真正的作家。即便互联网催生了旺盛的“创造力”，人人都能发几篇长文、收获一波掌声，但这种表面的热闹，恰恰反衬出深度书写的稀缺——而这层深意，正藏在拉斯洛的故事里。

在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中，拉斯洛构建了一个阴雨连绵的匈牙利乡村：合作社解散后，人们失去了方向，只能在酒精、偷情与咒骂中度日。此时，骗子伊里米亚士出现，承诺带大家前往“更好的地方”。人们将他奉为救世主，卖掉家产、收拾行李追随他，最终却发现一切都是谎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故事结尾，时间又绕回了开头，仿佛所有挣扎与期待都未曾发生，只剩一场徒劳的循环。

在这个故事里，所有渴望“活下去”的人都显得鼠目寸光、猥琐又愚蠢，他们麻木跟风，却始终逃不出困境；反倒是骗子伊里米亚士，成了最有“生命感染力”的角色——至少他还在行动，还在编织谎言，还在试图“改变”，哪怕这种改变是向更坏的方向坠落。

骗子能成为“新时代的先知”，并非因为人们天生愚蠢，而是因为在价值崩塌的环境里，人们太需要希望了，哪怕这希望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幻象。就像在荒芜的土地上，哪怕是一株有毒的野草，也会被当成救命的稻草。

这让我们重新回到最初的问题：究竟是时代拒绝为文字停留，还是写作者的投机带动了系统的负面连锁反应？答案或许是两者相互助长、无法割裂——当作家不再“我手写我心”，转而迎合流量与市场时，读者自然也会惰性地躲进熟悉的叙事里，拒绝为深度阅读付出精力；而读者的惰性又会反过来强化市场的功利性，让更多写作者放弃艺术追求，陷入“讨好式书写”的循环。

鲁迅在《希望》中写道：“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人类总是需要希望来对抗黑暗，即便明知希望本身可能是幻象。但在拉斯洛的书里，这种希望被彻底解构：它可能只是“撒旦探戈”的一部分，是人类在原地打转的另一种方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这恰如当下的写作者——深知某些真相“不可说”，便妥协于现实，编造人们向往的幻梦。这种妥协或许能改变他们的经济处境，却无法改善写作的生态，反而成了文学庸俗化、市场化的“推波助澜者”。

我们总说“书写是一种抵抗”，但并非所有书写都有“抵抗流失”的意义。在当下流量至上的审美体系里，绝大多数书写早已丧失了精神脊骨，糜烂在金钱、权力与流量中。它们看似张牙舞爪、热闹非凡，到头来不过是阴森森的“文艺景观”——就像《撒旦探戈》里那个虚假的“理想之地”，把人们聚在一起的不是理想，而是集体的幻灭。

拉斯洛曾说：“也许我写的小说，是给那些即便身处地狱仍渴望美的人。”在获得国际认可前，他始终坚持不妥协、不迎合、不简化的艺术追求，哪怕作品长期被市场冷落。真正的作家，或许该是这样：即便在最黑暗的境地里，依然坚守对真善美的追寻。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抵抗，抵抗遗忘、抵抗思想的简化，抵抗审美的堕落。只有当我们放下技巧的炫耀与他人的摹仿，真诚地“写”，在情感痉挛时感受文字线条的延展与凋敝，在直视深渊时承认自身的脆弱与萧瑟，才算真正接近拉斯洛所代表的书写本质。毕竟，书写能让世界驻足的力量，从来不是屈膝弓背地讨好，而是静默中对写作者自身那颗“玲珑心”的血淋淋解剖。

或许在我们的惯性认知里，历史和文学都是线性的，会蜿蜒着向“进步”前行。也正因如此，我们常常对自身的堕落浑然不觉，总幻想前方有个金灿丰饶的目的地，把过程中的不幸都归咎于“道路的曲折”。但拉斯洛的判断却打破了这种幻想：“没有墙的奥斯维辛依旧存在，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废墟。”在他看来，大屠杀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种潜藏在人类文化中的风险——只要人性中的贪婪与盲从仍在，“奥斯维辛”就可能以不同形式重现。我们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和平”，或许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废墟”，只是我们不愿或不敢承认。

如果宏大叙事终究会破产，那么在这样的“荒原”之上，人类该如何找寻自身的使命？写作者该如何进行“抵抗性的书写”？又该如何避免成为悲剧的“合谋者”、逃脱非黑即白的暴力叙事？这些问题，本就该是作家们直面的核心——文学不该是为时代唱赞歌的工具，而应是为时代敲警钟的钟锤；不该为人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应揭示“无路可退”的困境，倒逼人们思考与行动。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那一刻，世界确实没有为文字停下脚步，没有人因为一位作家的获奖而停下手中的事。这世间从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人类的生存与追寻，本就是一场永恒的“撒旦探戈”——一步前进，两步后退，在看似徒劳的循环中挣扎。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在寻找意义，依然在泥泞中不肯放弃，依然在阴雨中等待一丝光亮。

所以，不必遗憾世界不会为文字停下脚步。真正的作家，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世界停下”而写作，而是明知“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却依然愿意举起“希望的盾”，抗拒那暗夜的袭来——因为我们相信，即便文字无法改变世界的节奏，但仍能在某些人的心里种下火种，让那些“身处地狱仍渴望美”的人，在黑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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