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羊胜利》是湖南作家龙章辉新近出版的儿童小说，作家以朴实自然的口语化语言将小主人公羊胜利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同时巧妙地融入了对县域变迁的深刻反思。

“成长”书写是“中国儿童小说艺术发展的命脉”（朱自强语），《我的朋友羊胜利》是龙章辉坚持“成长”书写的又一力证。在小说中，作家一如既往地强调成长本身的力量，积极肯定儿童成长的内驱力。这样的写作立场直接赋予了小主人公羊胜利鲜活立体的形象特质。为了更真实地展现县域儿童的成长面貌，作家并没有把羊胜利塑造成一个所谓的完美小孩，反而把他的啰唆、较真、拧巴作为重要的性格特征。在作家细腻的描绘下，羊胜利身上的敏感力与钝感力交叉缠绕，构成了一种强大的个性张力，这样的个性又使得羊胜利能够在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地尝试、反思、调节、适应、改变，并进一步彰明成长的真谛：不断自我更新、不断拥抱变化。

当然，龙章辉并不止于塑造主人公本身，他亦不遗余力地描绘了羊胜利的特殊朋友“我”。从这点来看，《我的朋友羊胜利》展现了鲜明的元叙事特质。作家以第一人称进行讲述，并将叙述人“我”命名为“龙章辉”，以此创造出更真实亲切的代入感。在对羊胜利的讲述中，作家又有机嵌套了“我”的创作历程，还不时穿插自己的解释、评议，这种自涉性构建出一种奇妙的观感：读者的阅读和作家的创作是同步进行的。这种打破单一叙事框架的写法，极易增强读者的沉浸感，也是作家对自我的革新与突破。

围绕着主人公，小说里还写到了羊胜利的父母、老师、同学等。其中，作家将羊胜利的父母设定为卖菜的小商贩，可谓独具慧眼。小商贩作为个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却很少成为儿童文学的重点书写对象。为了让人物更有实感，龙章辉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姿态，真诚地勾勒了卖菜小商贩的生存现实。与塑造羊胜利类似，作家不仅写了羊胜利父母为生计奔波的艰辛，并借羊胜利之口颂扬了他们的勤劳，同时又刻画了父母的不完美：譬如由于自身认知的有限，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儿子羊胜利，总担心羊胜利“不对劲儿”；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对代表成绩的“红榜”表现出极度尊崇，认为考上好大学就等同于幸福……可以说，羊胜利的父母是小商贩生存本相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小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挑战和价值观念。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里，“成长”并不是儿童的专属，随着羊胜利逐步升入高年级，羊胜利的父母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育观从单一变得多元，对孩子的情感需求从忽视到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未来从短视到有了长远规划——这些关于“成长”的笔墨，不仅使父母形象更加饱满立体，也升华了舐犊之情，读来令人感动。

小说的另一个显著新意在于，依托羊胜利的成长故事，绘制出一幅生动的县域变迁图。作家突破了以往的城乡二元互动模式，建构了“乡村—城镇—都市”三级阶梯，并以“县城”为轴点和立足点展开故事。作家鲜有强调县城日月缓慢、人情持重的生活秩序，而是用更多文字凸显其现代性变迁：比如写体制化改革导致的企业破产和员工下岗；写农民进县城买房的农民自主城镇化现象；写从第一产业转为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等等。在小说里，作为地域空间的“县城”不仅仅是静态的地理概念，更是活态的、不断变化的文化空间，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乡与城等共存兼容的特性。在这一基础上，作家还着力描写了“县城”仿都市而近乡村的含混质地：一方面，是更现代感的生活方式的流行，譬如手机、电脑的普及；另一方面，是囿于经济实力诞生的仿造性消费体系，譬如快餐品牌“麦肯基”，这一消费符号显然是对“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拼接糅杂。正因如此，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提速，身处县城的人们难免陷入到某种精神失落之中，诸如羊胜利想读四大名校而不得，羊胜利爸爸想去长沙买房而不得。

在这一视域内，作家对县域教育生态也是直言不讳。县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家校关系，在小说中都有真切的呈现。作为学生，羊胜利面对着自我认同、同伴交往、代际沟通等多个议题；作为家长与老师，陪同羊胜利处在分数为王的高竞争环境，既拥有与孩子亲密接触的陪伴优势，又面临与孩子沟通不畅的互动困境。小说中，羊胜利最后选择地级市实验中学，这样的行为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它既承载着县域家长普遍的教育期望，又投射出普通家庭被教育经费困扰的焦虑无奈，同时也暗含着“掐尖”招生语境下生源流出县域的尴尬境况。林小英在《县中的孩子》中提到：“理解教育，县域教育是最好的入口。”想必这也是作家写作的重要初衷：羊胜利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他又不普通，他是县域儿童的典型代表，他的成长故事，不仅是个体的缩影，更是县域教育生态的样本，是反映县域教育变迁的镜鉴。

当然，小说中也有些需要商榷的地方：在文中的第三章，正值壮年的成年人“我”在写作上没了灵感，却嗔怪起还是小学生的羊胜利，当儿童读者阅读到此处，是否会感到困惑呢？这是作家给读者留下的疑虑，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