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非函（长安大学）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讲述了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再到上书清帝、办报刊至戊戌前夜的故事。相较于传统的学术写作，作者许知远选择以更丰沛的笔触回到当时更具象的历史现场。从而窥见更多的“我”、找到更多的“我”、探寻更多的“我”，让每一个“我”在梁启超身上看到自己的迷茫与困顿，与梁启超握手。

“回到历史场景中去”不是指传统的学术写作忽略了历史场景，而是描绘一个人物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问题：这个人物孤立地活在他的概念世界里。我们看不到他的血肉，也看不见他内心的渴望，更看不到他的落寞。他们总是离读者很遥远，我们永远在仰望神坛，但却忘了成长是一个过程，读者会困顿，书中的人物亦会。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环境是矛盾的，那个时代里有封建官僚的阻碍，中下层民众麻木的意识，改革派的天真和内部倾轧。落后又向前的环境下，最清醒的人可能就是最痛苦的人。从梁启超一个人上可以窥见时代的风起云涌，这是一般关于人物传记所体现的，但在许知远的书中，他把更多的侧重点放在构建梁启超与当今时代每一个人的关联上，体现梁启超与我们的接近性，也就是理解何为“同代人”，梁启超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而更像一个窗口打开尘封的历史，也打开禁锢的心灵。

很多人都会把梁启超称为“我们的同代人”，他生活的时代正经历新旧之间的剧变，每个人内心的焦灼、迷茫与期盼，与当下的世界形成共振。许知远通过写梁启超思索大的历史方向，更重要的是思索每一个身处转型时期的人如何面对自身的彷徨。

在梁启超早年的学习中，他把精力投身在科举考试中，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是单一的，可读的书很少，内容也很同质化。简而言之，在当时，梁启超的知识体系是相对静止的，他难以感受到时代的变，更多感受的是不变。从不变到变的转化，许知远写这一转折时用了大量的笔墨。他对“不变”大量的描述，目的在于体现康有为给梁启超带来巨大冲击的合理性上。哪怕是一阵微风都能让平静的湖水泛起涟漪，更何况康有为的“大海潮音”。在梁启超知识相对静止的时候，康有为讲述的西方思想文化把一个少年带到了新的世界中。梁启超形容这次对话让他后背发凉，广州炎热的空气凝固了，他既失落，失落发现自己学的东西根本不重要；又欣喜，因为他感受到新的世界在向他挥手。这和许知远的经历是极为相似的。

许知远自述大学期间时支撑他度过每天的热情来源就是听别的系的课，微电子系带给他的只有令他恐惧的量子力学。这给他带来的一种奇怪的感受：他觉得传统太不重要了，一点都不迷人，我们应该学习一些更当代的东西。这种感受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期的写作，从梁启超的系列传记中就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流露。他想像梁启超一样把自己的命运编织到时代的画卷里，为梁启超作传，也融入自己对时代的思考。

我们写过去的人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认识过去，了解过去，反过头表达我们自己。写作当中无论写不写“我”，我们写过去的人，最终呈现的都是“我”，很大程度上要呈现“我”。我们融入了对人物的理解与思考，作者融入得越多，也会带动读者思考得更多，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梁启超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梁启超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一整个时代，他也让读者有了克服一整个时代的勇气。

在信息过剩之下，我们面对信息浪潮时常茫然和无从选择，梁启超的成长却是从康有为带来的流动的信息开始的，这是与我们的不同。相同的是我们都在时代的交错点，面对变化和新挑战时，身份的转化，个人理想何以融入时代理想。许知远说：“写作梁启超是一个重新发现‘人’的过程。”撕掉言论界骄子的标签，这一次的梁启超少了些傲气，多了些谦虚，多了些迷茫。这一次他被贴上了像“异乡人”这样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标签。

当年明月说：“即使自己的书一年能卖10000本，钱钟书的《围城》一年只能卖1000本，但他知道《围城》能卖两百年。”

一个事物存在的时间决定了它的价值。有些作品是永恒的，这些作品里有作者灵魂和思想的灌输，只要时间存在，只要作品存在，它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读者，哪怕他们来得慢一点，但这些伟大的作者、作品都会在时间的尽头等待每一个人去翻开这本书。在我看来，《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类书是构成永恒的一部分，提醒人们永远有光明和真理值得追寻，从而引导读者走向更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