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江西、浙江、重庆、甘肃等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一些岗位年薪可达60万元至80万元，受到广泛关注。

聘任制公务员该不该拿高薪？招聘过程如何确保公平公正？怎样通过这一机制激励公务员队伍？一片舆论热议声中，这些问题成为公众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舆论质疑聘任制度其合理性

据悉，浙江金华此前公布的15个聘任制公务员岗位，最低指导年薪为60万元，最高甚至达80万元，远远超过一般公务员薪酬水平。在当前各级政府都在强调要过“紧日子”，同时机构改革也在推进公务员编制的精减这一背景下，又额外重金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其合理性以及可持续性势必面临更严格的审视。光明日报刊文《光明日报：聘用制公务员旨在形成“鲶鱼效应”》称，眼下需要厘清的问题很多，最为迫切之处在于，必须明确聘用制公务员到底是一项必须全面推行的改革遵循，还是一种对现行公务员制度的有益补充。新浪财经评论，聘任制公务员目前的各项考核机制、退出机制等依然有待完善。比如，到底什么样的单位有资格拿重金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核标准是什么？这既涉及招聘本身的“精准性”，还涉及是否能够给人才提供足够的“用武之地”。新京报评论，有些人才完全值某个标准的高薪，但进入公务员队伍后，其才智能否最大化释放，往往又与内部用人机制的灵活性息息相关。如果只重视“聘进来”，而不注重用人机制与市场接轨，忽视了“产出”，这就背离了聘任制初衷。

舆论担心聘任制度存在暗箱操作

此前，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就发出提醒：一些人的子女可能考不上公务员，所以就凭借他们的“关系”，以聘任制的形式进入公务员队伍。

羊城晚报《高薪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公平须放首位》一文中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地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相关要求，均无“逢进必考”。其好处是用人机制更为灵活，便于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一旦为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搞起长袖善舞那一套，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就很可能变味。新京报刊文《高薪聘任制公务员，人尽其才是关键》评论，高薪招聘聘任制公务员，根本目的是为公务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满足一些特别的用人需求。但到底哪些部门有必要另设高薪聘任制公务员岗位，以及如何评判其实际价值，目前来看或同样缺乏公开透明的依据和标准。这不仅放大了内外部对聘任制公务员的争议，也可能影响到这些“特殊”公务员实际价值的发挥。

舆论认为高薪招聘聘任制公务员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

随着技术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政府职能调整优化，政府部门对于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势必进一步增加。例如江西省此轮招聘就集中在光伏新能源、航空制造、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多个战略性新兴行业，而这些行业本身就以高薪著称。

重庆日报《高薪聘任制公务员为何引发争议》一文中提出，如果政府部门招聘聘任制公务员，不能给出相应的薪资水平，聘任制公务员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就会大大减弱，政府部门急缺的专业人才就会流失。说白了，为聘任制公务员开出高薪，是公务员招聘逐步适应市场化竞争态势，与市场化机构争抢人才的必要之举。澎湃新闻评论，“高薪”无疑能够吸引到真正的能力者、优秀者；而“聘用”则无疑能够激发创造活力和灵活用人机制。红网《聘用制公务员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文评论称，聘用制公务员的本质和初衷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新经济业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犹豫观望、停滞不前的态度都是不负责任的，也必将被时代发展奔涌前行的浪潮所淹没。

舆论关注聘任制制度如何良性发展

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好事得做好。为此，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更为严格、精准、透明地选人和用人。例如，在非“逢进必考”的前提下，配套以科学考察、用人公示制度就是题中之义。

重庆日报评论，聘任制公务员的最大特点是任期制，强调“能进能出”，为保证人才的合理流动性，杜绝“一聘定终生”，就必须加强用人监管和考评，并做好相应的信息公开工作。按照现有政策，一部分优秀的聘任制公务员可以转为委任制公务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更为审慎地研判和决策，做到既保证晋升渠道的畅通，也保证晋升经得起考验、经得住考问。

总之，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聘任制公务员在实施范围及相关制度建设上仍进展有限，甚至有的“当年高调试点，现在已经悄无声息”，似乎都表明其背后存在某种局限性，这应该得到更多的理性审视，每个地方在选择时也应该多些综合考量，少些盲从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