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历’是我的伤疤。”

林奇找工作时，把所有想要投递的岗位信息都列在了一张表格上，在招聘要求那一栏，一些岗位明晃晃地标注着：“各学历层次所在学校均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这些岗位与林奇无缘。他本科就读于省内一所“双非”院校，考研那年“拼了命”，才考上位于城市另一边的“985”。林奇本以为他拿到的是“逆袭”的剧本，却在看到这些招聘要求时有点泄气，“高中不该‘混’的，到了找工作的时候才知道第一学历的重要性。”他无奈地和记者说，“感觉一步都不能踏错。”

但让林奇疑惑的是，人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仅从“第一学历”来判断应试者的能力是否有所偏颇。“在学习氛围更松散的大学环境中考研成功，为什么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但是在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调中心发布的一项有1000人参与的调查中，仍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第一学历”的重要性被过度放大了。交互分析发现，“第一学历”是专科院校的受访者对此认同的比例更高，为88.6%，之后是二本院校的受访者，占比为83.4%。

毋庸讳言，当下“第一学历”仍然在各类招聘中起着重要的筛选作用。为了摆脱“第一学历”的烙印，这些就读于“双非”院校的学子开始“自救”。

自救

摆脱“第一学历”的桎梏，很多“双非”学子的第一选择就是提高学历，他们通过考研进入评价更高的学府，希望用“最高学历”拉平差距。

林奇学的是一个工科专业，在他就读的本科院校里，大多数学长学姐毕业后都选择进入工厂，“说是技术工种，但实际上也都是体力活儿”。同样就读于此专业的“双一流”高校学生毕业后的选择则更加多元，“大多数会升学，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可以直接进入研究院工作”。

一些学者认为，就读于名牌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开始就享受着更加优质的师资和更为丰富的科研资源，这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

林奇记得自己在本科期间找实习都很困难，几乎每次都会有面试官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学校与其他同学相比可能是弱项，那你认为你的突出优势是什么，可以补足自己的短板？”

尽管林奇评估自己的专业能力并不弱，但客观存在的招聘要求昭示着想要获得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考研。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伟、教授邬志辉对“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和“自救”实践进行了网络民族志考察，他们发现“考研”一词占据豆瓣网“二本学子自救协会”小组帖文高频词榜首。“通过考取精英高校的研究生，实现学历层次和学校层级的双重提升，成为‘二本学子’摆脱学历‘原罪’的首要途径。”但是，他们也指出，随着考研人数逐年递增，考取名牌大学研究生的难度显著增大。

对于林奇而言，考研最难的部分是对抗学校里松散的学习氛围，“课堂很水，老师大多数时间在读PPT，下面的学生都在玩手机，没有多少人在学习”，大学期间，林奇的大多数专业课都需要靠网课补课，每周还会去同城的“985”大学“蹭讲座”。除了深夜，宿舍不存在安静的时刻，图书馆的位置却不用抢。在他看来，比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考研更像是独自行走在漆黑的隧道，身边没有并肩作战的战友。

为了能沉下心学习，林奇住进了考研宿舍，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他想要考取的专业此前扩招了一批保研的学生，留给考研学生的“坑位”不多了，“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比前些年涨了20分”，当时的他翻阅着社交网站上“双非”学姐学长考研上岸的视频和笔记，寻找着经验和鼓励，期待半年后的自己也能逆袭成功。

“就算考上研究生，求职出路是否会受到第一学历的影响也未可知，相对来说，考公考编对第一学历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这是另外一场“自救”考试，财务管理专业的张伟欣把进入体制内工作当作自己上岸成功的标志。

只要通过简历筛选，后续流程基本上不会有人特意询问学历，考公的“结构化面试”给了张伟欣“安全感”。

张伟欣记得自己参加过一场实习面试，有面试官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二本”身份，他一时间语塞，继而开始罗列大学时考取的证书和参加的实习。“其实真正因为高考发挥失常进入二本院校的人并不多，我确实是上了大学才开始觉醒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李伟和邬志辉在研究中发现，为了在考研、考编和求职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多“二本”学子通过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企业实习等丰富履历积累经验。通过考取各类证书（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书等）将能力进行“符号化”。有受访者表示：“这样在考研、考编、留学或是找工作上，都能给人留下‘虽然你是二本，但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印象’。”

分级

作为一名本科就读于“二本”、硕士研究生就读于“211”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学生，秦阳起初不觉得自己在招聘中遇到了歧视。目前，他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

“只要有最高学历‘顶着’，过了简历初筛的门槛，后面就看技术了。”秦阳在找工作面试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他们需要一个立刻就能‘上手干活儿’的人。”因此，实习经历是比学历更为重要的筛选标准。

读研期间，秦阳在学长的介绍下，进入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实习，在他看来，这份实习经历在简历上的分量远比“第一学历”要重得多。

但是很快，秦阳就发现了一些不一样。互联网公司的应聘者通过同一岗位薪水的差异，在社交平台上把大厂录用通知书的等级从低到高分为“白菜（普通录用）、SP（special offer，即特殊录用）和SSP（super special offer，即超级特殊录用）”，“白菜”的薪水最低，“SSP”的薪水最高，“在有的大厂，二者之间月工资的差距就有4000元。”秦阳拿的是“白菜价”，与他研究生毕业于同个院校但本科也就读于这所院校的同学却拿到了“SP”，每个月的工资比他多2000元。秦阳无奈地说：“可能是觉得我潜力不足吧。”

目前一名就职于该大厂的HR告诉记者，对于技术类岗位的招聘，首先考虑的就是个人能力，“我们不会招聘一个空有学历但干不了活儿的人”，但是，如果双方具有同样的技术水平，“‘第一学历’和‘最高学历’确实都会成为公司评估薪水的参考”。

对于校招中的非技术类岗位，对“第一学历”的层次划分则更为严格。“相比于技术类，人事、运营等岗位会更在意应聘者各级学历就读院校的含金量”。这位HR观察到，这一届人力资源部门招聘的应届生绝大多数本硕均在“985”高校就读，还有部分是海外名校的毕业生。

新闻传播专业的王琴在本科刚入学时就了解到，“北人大，南复旦，加中传”的格局由来已久。她通过考研进入其中一所大学，在硕士期间“拼命”参加各类专业领域的实习，以期在毕业时找到一份好工作。

硕士毕业时，她已经有了财经专业媒体、互联网大厂和电影节的实习经历，感觉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秋招时，很多同门同学都能通过互联网大厂的简历初筛，她却过不了，这让她感到有些受挫。

上述HR坦言，应聘者在招聘过程中有“公司过度放大‘第一学历’重要性”的心理感受，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岗位释放有限，应聘者竞争压力变大。“在个人能力和岗位适配度差不多的情况下，‘第一学历’是肯定要参考的。”

这种关于前置学历的分级现象不仅发生在企业招聘中，博士应聘高校教师时也常常会面对“金本、银硕、铜博”的前置学历歧视。即使硕士和博士均就读于顶尖大学，仍可能面临“本科学历卡脖子”的问题，即因本科毕业于地方普通高校而无法获得名校教职的面试机会。

今年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一项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金本”“银硕”和“铜博”在学术职业获得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前置学历歧视。在读期间科研发表实力相似的情况下，“铜博”选择非正式教职（博士后）的概率最高，“金本”获得高层次大学正式教职的概率显著更高。人文社科专业中“金本”在高水平大学获得正式教职的机会显著更高。

这意味着博士毕业生在寻求学术职业时，不管是否存在科研能力上的差异，“铜博”都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在毕业时从事博士后工作来进一步“镀金”，以弥补前置学历的劣势。

但一些聚焦大学教师科研能力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大学教师的本科学校层次与其科研能力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本科学校层次不能有效反映博士的科研能力。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马莉萍认为：“如果仅用‘金本’‘银硕’和‘铜博’这些前置学历来识别科研能力，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可能会造成人才误用的风险。”

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力量

张宇本科毕业于“双非”院校，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前不久，因为公司架构调整，他们一个部门都被裁员了。张宇陆续应聘了几家公司，有一家已经走到终面，但HR明确表示，“因为‘第一学历’的问题，老板觉得不太合适。”

经历过大学、研究生和第一段工作，10年前的“第一学历”仍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张宇的人生中。

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在评论区，他发现走到终面后又因为“第一学历”被拒绝的应聘者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疑问是，如果对“第一学历”有明确的要求，为什么会通过简历筛选？

有HR给出了回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内部理由向外归因，可能是有其他原因但不便明说，所以归结到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另一方面，‘第一学历’作为筛选条件，到终面时才发挥作用，在与能力近似的应聘者的竞争中，用‘学历硬条件卡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第一学历歧视’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层面的‘普遍违法’，容易导致法不责众和违法不究。求职者可能会私下抱怨，但却投诉无门，也缺乏有力证据支持劳动权益诉讼。‘第一学历歧视’的观念根深蒂固，甚至连求职者自身都可能默认和接受。”

张宇认为，对于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应该更加注重工作产出的对比，以“第一学历”作为理由淘汰应聘者不合理，“这意味着他们考察我的标准还停留在10年前，而没有关注我这10年的成长和发展。”

有专家认为，过度重视学历有可能形成某种“阶层固化”。在李伟看来，弱势阶层家庭子女受限于家庭教养方式和资源投入水平的劣势，更难在高考竞争中获胜。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劣势也将继续限制他们摆脱学历困境的机会。“让学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教育结果，而不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身份标签，才能真正破除学历歧视。”

马亮表示，想要破除“第一学历歧视”，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劳动违法的惩处力度，“让用人单位不敢越雷池半步”，想要做到，则需加大对劳动执法部门的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让他们敢于“亮剑”。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杨雅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由立法机关对就业促进法相关条款予以解释，或者在修订就业促进法时将学历歧视予以列举，为社会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提出，各级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派员检查、抽查等形式，对用人单位招聘情况进行监管；可以依职权或依申请，对招聘过程中确实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程度的行政处罚，并将处罚情况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示，以起到引导示范作用。

对于那些“暗箱操作”的“学历歧视”，要鼓励求职者警惕并举报、投诉，相关单位理应加强反馈和处理力度。用人单位也应该意识到，将“第一学历”视作选才的唯一标准，不仅难以保证获得真正的人才，还可能损害自己的公信力和声誉。

马亮建议，形成一种全社会参与的集体力量，建立、健全对人才的多元评价体系。

林奇说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真正的公平”是什么，他只是希望能通过每一次专业相关的简历初筛——哪怕只是获得一个用“海选笔试”证明自己的机会。

过去，他遮遮掩掩，只要面试官不问，他绝不会主动讲述自己的“第一学历”，但就像“遮掩不住的疤痕”，如果无法避免被一次次提起，就不如让它成为自己成长的见证。

后来，林奇在自我介绍里总会加上：“我本科就读于一所二本院校，但即使在松散的学习氛围里，我也努力地考上了研究生，这证明了我的学习能力和坚忍的意志。”

记者手记：让能力成为求职市场的“入场券”

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常用来鞭策我的一句话是：“一考定终身，‘第一学历’基本能决定你以后的人生。”

这句话颇为耳熟，在初中，母亲也是类似的话术：“考一个好高中，半只脚就踏入了好大学的校门，没考上好高中以后只能去读二本和专科。”

教育是一种渐进的累积，个体发展会受到前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一场又一场的筛选考试中，回看身边人的经历——没考上好高中的同学大多被分流到了普通大学，“第一学历”也确实被填在简历最重要的上半页，成为我们无可忽视的“烙印”。

读大学的时候，学院的老师在新生第一课上说：“我们重视本科生的教育，因为你们比研究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才走到这里。”

我的硕士研究生就读于一所“双一流”高校，身边多了一些从普通大学考到这里的同学，有的甚至经历了考研二战、三战，他们告诉我是为了弥补“第一学历”的缺憾。我曾经听一位同学和我讲述她在家备考的经历——“世界小到只有卧室那么小，世界大到我从写字桌上就能看到自己未来的样子。”

在我看来，考研的同学付出的努力未必更少，他们在那场一个人的战斗里也曾经拼尽全力。可遗憾的是，在我们一起找工作的时候，那名同学确实在面试中经历了一些关于“第一学历”的拷问，后来她选择了“考公”，“去一条不看重第一学历的赛道”。

在采访过程中，有不止一位受访者表示后悔，“高中为什么没有好好学习”“好像一步没跟上就再也追不上了”。我们一直将个体能否成功归因于个体的努力程度。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在一篇研究“学历歧视”的论文中，作者提到：“努力可能是主体与客观环境互动的结果，也是一种需要习得的技能。而努力的习得，不仅与个体自身有关，还受限于家庭社会文化资本、社区文化、同辈群体和学校教育等。”

那些晚一点开始“努力”的人也应该得到一张公平竞争的入场券。“看能力而不是看学历”是招聘市场的共识，但是，一名企业HR（人事）坦言：“看重学历的背后不仅是用学历衡量面试者的能力，更是看中了这个学历背后的附加属性。”那个附加属性背后藏着的是更为优质的校友资源及与行业相匹配的科研资源。当个人能力的差距不大，学历就变成了企业快速又高效的筛选标准。

在采访中，有受访者屡次和我提到本科学校的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和学习氛围不佳，甚至到了如果想好好学习，就得搬出去的地步。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有民办高校图书馆只有书架没有桌椅，仅有的几间自习室也只有高中教室一半大小。至于“水课”更是苦学子久矣，老师照本宣科，学生在下面玩手机睡觉，很多时候，“甚至不如待在图书馆看网课”。

我逐渐意识到，人才招聘中的“学历歧视”或许是一种教育资源分层的结果，不同层级高校间文凭证书的价值因为这些教育资源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在一些学者看来，基于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科学合理的高校分层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有助于不同类别、层次的高校准确定位、有序发展，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然而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科学、合理”的分层并不容易实现。如若将“第一学历”视为一种出身，加上不同层级高校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都容易导致第一学历歧视合理化，也可能掩盖优质学历获得和学历困境突围过程中潜在的结构性不平等。

但是，面对部分岗位存在的“第一学历”歧视，一些求职者表现出的坚韧的“自救”与“突围”是让我确定他们在未来一定会找到心仪工作的理由。

在我的身边，同样有一些本科就读于“二本院校”的同学，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大厂的校招录取通知和实习留用机会。这让那些本科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同学有了一些危机感，他们在简历上“教育经历”那一栏，小心翼翼地将“985”“双一流”用括号标注在院校之后。

正如我的一位受访者所言，“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保持节奏，昂起头，全速前进。”

解决“第一学历歧视”需要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今年高考后，“山河四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的考生“虚构”出了一所“山河大学”，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开玩笑地说，打造一所四省交界的综合性大学，面向“山河四省”343万名考生招生。

面对网友们的表达，教育部回应，“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结构”。

这些“网络热梗”里藏着“真正的诉求”——解决教育资源地域分配不均和学历歧视导致的就业难问题。

对于这些考生来说，一张重点大学的文凭意味着好工作的入场券，尤其是在求职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这张入场券的重要性正在被放大。

从年中对“山河大学”的呼声，到近期关于“第一学历”歧视的探讨，似乎都指向了一个关键——大学分层。

在我国，“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都表现为高校的分层定位。这种高校分层模式使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内不同类型院校的办学质量、学术声誉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等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导致这些院校所颁发的文凭证书具有不同的含金量。

当企业难以在面试中直接了解求职者的能力时，会倾向于用学历来快速且低成本地筛选出求职者。一名企业HR（人事）向记者表示，通过高考进入顶尖大学是最难的。但是考研时，一部分本科生选择出国，还有一部分选择直接就业，竞争难度下降了不少。且近年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因此部分企业仍然会重点参考第一学历的含金量。

教育具有某种累积性的特征，进入一所好大学，才能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也许才是用人单位看重“第一学历”的原因。

本科就读于一所“二本”院校的林奇（化名）回忆，有一次，他想要借实验室的电脑渲染一段视频，老师告诉他：“学校的电脑可能还没你自己的好用，去网吧弄吧。”当林奇将这件事当作段子吐槽给一位就读于“双一流”高校的朋友时，对方回复他，“我们实验室有品牌电脑，你下次带过来弄。”

林奇奋力地读书考研，也并非完全是为了先进的实验设备、高薪的就业去向，或者是写在简历里响亮的名校头衔。在林奇就读的那所“二本”院校里，弥漫着一种“读书无用论”，室友们有空就会去兼职，不然就是在宿舍里打游戏。从某种程度上，大家不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而为考研奋斗看上去也“格格不入”，“但是在重点大学里你努力奋斗是正常的”。

林奇曾经去同城的“985”高校“蹭讲座”，一结束就有很多同学围到教授身边，已经过了午饭的点，大家都还没走，还在认真地讨论一个“形而上的文学问题”。

而在自己的大学，老师们总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没有人会上前去问问题，当然，也可能是“大家根本没有听课”。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伟表示，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的。让在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的人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潜力，看上去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但是，“教育不是一种对考试中赢者的奖励，更多的作用在于‘发展与投资’，学历也不应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出身’。”李伟说。在这背后，似乎不仅仅是教育公平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能否认同和接纳青年的发展和选择，给予他们充足的试错空间，让他们在每一条可能的路上都走出精彩。

回应“双非学子”的教育诉求是一个开始。据了解，近些年，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正在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985”高校研究院落地郑州，哈工大郑州研究院也已招收数百名研究生……

目前这些举措或许还无法填平教育资源的区域鸿沟，但已是一种拉平差距的尝试。

（应受访者要求，林奇、秦阳、张伟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