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原创歌舞剧《蔡和森》演出现场。

赓续精神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歌舞剧《蔡和森》的叙事策略

文/刘利连

摘　要：歌舞剧《蔡和森》以活化“红色精神”的形式，从历史和现实题材角度切入，将伟大的共产党员蔡和森同志短暂而辉煌的一生通过歌曲、舞蹈相融合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彰显了歌舞表现红色主题、革命故事的优势，获得了诸多好评。因此，从叙事策略角度切入，分析剧目在情节架构、人物塑造和歌舞表达中如何表现和传递红色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歌舞剧红色故事创作抛砖引玉，提供叙事策略的新路径。

关键词：红色叙事；歌舞剧；红色精神；蔡和森

大型红色歌舞剧《蔡和森》由著名词作家周飞跃编剧，国家一级作曲家谢坚强教授作曲，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编导出品，2021年7月5日在蔡和森的家乡娄底双峰首演后，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蔡和森》以活化“红色精神”的形式，从历史和现实题材角度切入，根植红色土壤，采用传统歌舞表现形式，并借助现代舞台灯光、舞美技术的方式讲述了优秀共产党员蔡和森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献身革命的光辉一生，彰显了歌舞表现红色主题、革命故事的优势，获得了诸多好评。

该剧剧目故事基于人物原型，并选取彰显人物精神情感和信仰追求的重要情节段落，体现了“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献身革命”的红色主题。作曲家谢坚强教授为该红色歌舞剧创作了大量的音乐和歌曲，音乐旋律不仅温暖好听，更是对所有人表达出革命者坚守信仰的坚强意志，充满了内在的力量和火热的激情，不同场景不同风格的旋律，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蔡和森短暂而辉煌一生。同时，剧目采用典型的红色叙事方式，通过情节主题、人物塑造、歌舞隐喻共同构成了“红色精神”的体现。该剧通过歌舞作为有效的艺术呈现方式，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力量，而且作为重要的叙述手段强化了人物内在生命力量的凸显和外在红色革命追求的烘托。作为一部兼具艺术性、思想性和教育性的佳作，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创作者是如何用舞台艺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初心如磐：情节主题的红色精神彰显

歌舞剧《蔡和森》以《少年行》《青云志》《革命路》《志士躯》《如君愿》为五幕来铺排结构，并运用11首原创音乐来串联情节线索，共同讲述了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并为之付出生命的感人故事。五幕式的结构也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将当时处于危难中的中国与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相关联，通过少年成长与国家解难相照应的方式突显了“初心为国，一心向党”的伟大红色精神。

剧目虽然以红色精神为主题，但并未采用直述或宣讲的方式，反而将红色精神化为解救国家危难和推动人物成长的重要线索融入情节发展当中，在环环相扣的事件发展过程中，观众不仅可以体会到蔡和森从一个肩负使命、追求真理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可以体会到处于“昏暗”的苦难中国，在革命者“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豪言壮志奋斗中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盛世中国。

显然，剧目采用了“线性叙事”的方式在蔡和森的成长经历中突显“初心始终”的精神主题。《少年行》为蔡和森在1918年创作的一首词，主要讲述了热血少年满怀着理想和抱负远行的内容。剧目将其作为第一幕的序曲，并由作曲家谢坚强教授编配了原创音乐将其唱诵而出：“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蔡和森以少年自指，讲述了自己怀揣着梦想改造中国平定混乱踏上“英雄之旅”的起因。这不仅为故事的开展做了强烈的铺垫，而且鲜明地体现了英雄少年的“初心”。同时剧目还编配了画外解说来强化战乱的背景气氛：“声势浩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有一位娄底双峰籍的青年学子蔡和森在黑沉沉的天地之间，发出了心底的呐喊！”这一解说既侧面表现了少年勇敢上路可能会面临的重重危难，也表达了少年内心难以平复的雄心。此外，“少年行”也同样喻指了当时处于政权混乱的中国将以一个少年之身重新前行的意义。“人物情节就像是自我与世界一样，它们的现实意义就是把过去的一切都汇聚起来投向未来。人们对于未来的欲望和计划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实现的。”{1}所以，正是需要依靠着作为“少年”的诸如蔡和森一样的共产主义战士才能够让“少年”中国得以前行成长。这一序幕采用了内外双重喻指的方式，交代了时代的背景和人物前行奋斗的强烈动机，展现了两个方面的初心：一是蔡和森拯救中国的初心，一个是中国重新恢复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初心。

而后，第二幕以《青云志》来承接剧情，主要讲述了蔡和森坚定上路之后的“青云壮志”，这是对序幕中人物和国家初心的一种延续表现，也是将初心从内在精神性提升到了高度的“思想性”，“思想性是作品最根本的东西，是作品的灵魂”{2}。正如剧目所诵：“隆中对策，运筹帷幄挥羽扇；渭水垂竿，一蓑烟雨钓江天；靖康耻雪，英雄一怒发冲冠；洞庭湖畔，文章千古忧乐篇。”创作者将诸葛亮、姜太公、岳飞和范仲淹的典故化入词句中，通过以古喻今的方式将四人的智慧、豁达、勇敢和忧国忧民的特点赋予到蔡和森的“青云壮志”中，将蔡和森的“初心”得以具体化的呈现，也点明了蔡和森前行之路成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第三幕的真正踏上革命道路做了铺垫。剧目正是采用了外在时间线剧情与人物内在精神交织相扣的方式，突出了蔡和森内心的“初心”精神，并在情节行动中外化了这种精神，最终指向了红色精神主题的表达。

二、生命光明：人物塑造的红色精神内核

《蔡和森》在人物塑造中突显生命光明的主题内核。剧目的情节架构围绕蔡和森的成长与革命经历展开，着重突出了他以“中国生命”“大众生命”和“个体生命”为贵和通过自己的革命行动来寻找点亮生命的炬火光明。所以“生命精神”是剧目在表达红色精神主题的内核，因为蔡和森舍命拼搏的最终目标就是达到全中国的“国富民强”，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我生命自由中融入到全中国的生命共同体当中。所以剧目在沉重的历史真实感的情节渲染中，又融入了一种对复归生命本明的追求，“恢复自己心灵的本明，敞开自我生命，以达到浩然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回归本我，是为了回归群体，从而在自我的光明体验中，实现宇宙、群体和自我的统一”{3}。所以，剧目对蔡和森这一人物的塑造，正是通过将其对革命光明的追寻而突出他对生命自身的探索，这也正如他在混乱的黑夜寂静中，通过革命的手法而凿开苍穹的缝隙，从而播撒光明的种子，让整个中国人的生命都可以在无压抑的状态中放射出永恒的光明，“光明是和‘真我’‘本觉’联系在一起的，光明意味着人的真实生命”{4}。因此，光明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蔡和森对于光明的追求即对于真实生命精神的追求。显而易见，剧目将与诗词紧密相连的歌词不断地透过原创音乐的加持以唱诵的方式将这种生命光明的追寻和以生命之光来观照一切的苦难表达出来。这就为剧目遵从的红色叙事中融入了诗意的品格，彰显了歌舞剧的独特魅力。“当诗意地品读生活时，作品就会承载着浓浓的情愫，审美价值也会随之彰显。”{5}由此可见，人物形象内在精神的塑造其实是与情节发展密切相连的。

比如《爱晚亭》的曲目中，创作者将杜牧的《山行》一诗改编，采用发问的方式将蔡和森的内在情感变化表现出来：“谁不爱远上寒山石径斜？谁不爱白云生处有人家？谁不爱停车坐爱枫林晚？谁不爱霜叶红于二月花？”原有的《山行》一诗记叙的是作者的一次远山旅行，描写了美好的自然美和作者的情感美的融合，这里的发问正是对蔡和森真实的情感性格的一种表达，将他从遥远的历史史实中复归到了现实的人性中；也是蔡和森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想象，象征了他在行进的革命之路虽然存在着艰难困苦，但是对于盛世光明的渴望是支撑着他前行的重要内在动因。而后歌曲又跳脱出美好的想象，突出了蔡和森为了实现这种美好而即将付诸的行动：“力挽狂澜，救我苍生救中华！”“对于人来说，其存在方式，他的行为，他的生命在其他人和他自己的眼中所表现出来的外观，他的生命可能留下的印迹，以及死后可能在别人记忆中留下的印迹，这种生存方式、这个外观、这个印迹曾经是美学考虑的对象。”{6}歌舞剧《蔡和森》正是采用了这种追寻生命美好，又通过强烈的个人行动来实现的方式完成了个人的形象塑造。

又如《自由之恋》的曲目，是对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爱情描述，采用了两人对唱的方式完成，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由爱情与追求未来生命光明相联系。在严肃的革命之旅中插入蔡和森的爱情故事正是为了印证蔡和森生命真实的巧妙设计，丰满了人物形象。向警予与蔡和森的身份其实并无不同，她们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这份爱情当中存在着的并不仅仅是情感本身的美好，还有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战友情谊。正如曲目中所唱的：“天欢喜，地欢喜，欢天喜地我们走到一起。鸟欢喜，花欢喜，鸟语花香我们走到一起。”这将两人单纯的处于情感的爱情关系提升到了超越情感本身的精神生命的高度，既从人物塑造角度突出了蔡和森这一革命历史人物的真实生命感，又将单纯的红色精神从情感角度加以丰富，强化了革命之路必有同行者这一核心观念的传达。这也加强了《志士躯》一幕中蔡和森英勇牺牲的情感力量：“人只有学会来回往返于‘生命’与‘死亡’、‘存在’与‘非存在’、‘在场’与‘缺席’、‘有限’与‘无限’之间，才能享受到生活和创作的乐趣与美感。”{7}所以，蔡和森的这种“死亡”并没有让红色精神死亡，反而通过他所带来的光明照亮了大众的生命，观众也能够从死亡的悲痛中跳出，进入《蔡和森》主题所表达的生命光明的精神内核之中。

三、思想传播：歌舞表演的红色精神隐喻

红色歌舞剧《蔡和森》采用了戏剧表演、舞蹈表演和歌曲演唱、朗诵相融合的方式来完成叙事的一种隐喻，“隐喻，从本质上理解，是诗性的，因此一部叙事作品可以通过隐喻来丰富、扩大、深化文本的诗意内涵”{8}。所以，剧目中以歌曲和舞蹈的配合表达，并以隐喻的方式阐述人物的精神和革命时代的背景，承载了红色精神的一种升华表达。

首先，剧目以群舞、独舞、戏剧表演的融合来隐喻人物身份和时代的变化，并将隐含在人物和时代背后的革命精神表现出来，隐喻了剧目内在红色精神的传递。剧目的叙事起点是20世纪初，开场便在铺垫背景的画外音中以身挂长辫的男生与代表新思想的女生之间的双人舞开始，两人的舞蹈初期是处于疏离的状态，两人的脚步沉重并且力量释放处于失衡的状态，直到男子扔掉自己的长辫之后，两人才进入力量配合平衡的双人舞中。这不仅喻指了对于解放思想、建设新中国的人民大众的内心渴望，也以歌舞直接表达的方式将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人民大众的具身性力量表达了出来。然后剧目承接了两段多人群舞，包括代表劳动人民的群众和代表新思想的学生群舞，这两段群舞的连续表演，隐喻了一种从社会层面和思想层面对于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必然性，同时也为蔡和森作为主要角色的行动发展做了内在精神和外在环境的铺垫。

其次，剧目采用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主要角色的独舞、双人舞、戏剧表演和其他角色的群舞相配合的方式，隐喻了红色精神的传承。比如在向警予和蔡和森的爱情交往中就采用了双人舞与戏剧表演配合的方式，将两人相知、相爱、相守的过程表现出来，同时配合了多人的群舞作为背景围绕在两人身边。这里的群舞既隐喻了大众对于两人从恋人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身份转变的认知和认可，也隐喻了大众对于这种自由解放的思想和共同奔赴革命的坚定信念，这是红色精神从个人传递到人民大众心中的一种彰显。在剧目的高潮部分，即第四幕《志士躯》中采用了蔡和森与其他舞者的群舞配合，饰演蔡和森的舞蹈演员作为领舞处于众人中间的位置，众人身穿染着鲜血的囚衣和素服，手上戴着镣铐，却仍然能够以自身的身体力量与之抗争，直到在精神层面表达出对锁链的束缚。这里采用群舞的方式正是为了侧面隐喻还有着千千万万与蔡和森一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和牺牲，也正是由于这一幕的群舞表演所传达的精神意义和身体力量才能够真正推动剧目最终的第五幕《如君愿》红色精神的传递与升华。这一幕采用了现代映照过去的方式，将代表现代美好生活的舞者与存在于历史记忆中的革命者们以共同群舞的方式出现，既隐喻了共产党员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也隐喻了红色精神的现代传承。

最后，剧目借助舞蹈表演与歌曲演唱相结合，从内在和外在两个角度创新性的传播红色精神。从外在来看，歌曲演唱以直白的方式表达了情节内容的发展，并歌颂了蔡和森的革命行动所蕴含的红色精神。然而，为了缓解直抒胸臆所带来的冲击力，创作者又同时采用了群舞和独舞相结合的形式，将歌词的精神力量通过外在舞蹈肢体动作的力量进行传达，形成了歌曲表达与舞蹈展示的完美结合，音乐旋律、词句、肢体语言在红色精神的串联之下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强化了蔡和森的人生经历和革命选择与观众之间的共鸣度，实现了观众对红色革命精神的传承与认同。从内在来看，音乐旋律与肢体语言力量共振的背后也隐喻了革命力量的强大，不但能够通过声音将红色精神传递给千家万户，还能够通过个人与群体的舞蹈展示将红色精神付诸实践。直白的歌词和充满力量的肢体语言背后真正支撑住大众情感认同正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然后将共同体意识从革命历史的记忆中借助音乐、舞蹈和朗诵高度融合的方式唤醒，“成为一种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9}。这正是源于歌舞剧的独特艺术魅力，才使得歌曲与舞蹈的融合表演能够实现红色精神的创新性传承。另外，剧目通过这种丰富的歌舞表演形式活化了红色精神和革命历史，观众和演员一起沉浸在舞台所表达的蔡和森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中，既能够与他的革命选择与革命精神产生强烈的共鸣，实现红色歌舞剧的教育意义；又可以在艺术的魅力中体味红色精神对身心带来的生命力量，达到一种超越观看意义本身的情感共振。

综上，大型红色歌舞剧《蔡和森》采用了外在线性叙事情节架构和内在人物生命精神内核挖掘相结合的方式，巧妙地将原创音乐、诗词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对于初心坚守和追寻生命光明的红色精神主题；同时，又运用独舞、群舞、双人舞的舞蹈形式与歌曲唱诵相配合的方式隐喻地表达了人物身份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也体现了红色精神从革命者到人民大众的传承与发展。所以，剧目将“红色精神”的主题思想表达蕴含在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之中，并以歌舞的隐喻形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能够跟随着蔡和森这一人物的行动线而同呼吸共命运，又能够因蔡和森以少年之心、爱情自由、革命奉献的性格突显和情感表达而产生强烈的共鸣。本文从叙事策略角度分析了剧目在情节架构、人物塑造和歌舞表达中是如何表现和传递红色精神，以期为红色歌舞剧的创作抛砖引玉，提供叙事策略的新路径。

注释：

{1}[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2}吴巽：《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十年来的新歌剧》，《音乐研究》1960年第6期。

{3}{4}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页。

{5}杨一普：《〈八女投江〉的诗意品格》，《舞蹈》2015年第8期。

{6}[法]米歇尔·福柯著，潘璐译：《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7}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8}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9}廖小婵：《论电影〈长津湖〉宏大历史叙事下的记忆与责任书写》，《武夷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1B0791）、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课题编号：ND22859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