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周逸峰 实习生/杨怡晴

摄影/杨抒怀 张必闻

91岁的钟叔河倚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操着一口浓厚的湖南口音侃侃而谈，大智大慧与纯朴天真，扑面而来。

11月4日，“岳麓书会”前夕，长沙营盘东路，湖南出版集团大楼院内，念楼（即廿楼，二十楼也），学者、出版家钟叔河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访谈里，始终条理清晰、逻辑顺畅地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见解。

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完全不像一位世纪老人。

其时，先生坐在轮椅里，指着自己左侧身体：“我这一边中风偏瘫了，但是脑子并没有乱，也可以看看书、写写字。”

来访前，他正在卧室翻看着一本别人刚奉送来的新书《有些话语好像云朵》。

与钟老先生聊天，云朵自然来。

钟叔河的一生，称得上是“命运多舛”。著书多年，钟叔河以自己的思想力量引领几代中国人“走向世界”。

用他喜欢的话说，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

著书多年，钟叔河以自己的思想力量引领几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用他喜欢的话说，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

“我们中国人、中国的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

说起钟叔河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莫过于《走向世界丛书》。

上世纪80年代，初入出版界的钟叔河开始策划自己出版作品，并一举推出了影响深远的《走向世界丛书》。

从1980年8月，该套丛书的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出版，到2016年底，《走向世界丛书》（续编）65种问世，这套历经37年时光的丛书圆满收官，但“走向世界”的故事仍在续写。

他说，中国文化的传承能力很强，所以说中国人走向世界特别难。

对此，钟叔河解释道：“传承能力强就是保守能力强，传承文化当然有优势。与此同时，这种文化也就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

钟叔河将文字视为文明的标志，他认为有文字才有历史，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没有历史，人类的文明史有文字才能开始。

古埃及刻在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比中国文字的诞生要早1000-2000年，古巴比伦写在粘土板上的楔形文字也比中国的文字早将近1000年，但只有中国人还在延续并辨识着殷墟甲骨文。

“‘男女日月东西南北水火’，你看现在，都还是那个字。”

随后，钟叔河分享了自己童年时期的一个回忆。

年纪尚小时，钟叔河曾在家中看过一本书。时过境迁，这本书的书名和版本都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要重温也找不到了。唯有一点，钟叔河时至今日仍能清楚回忆。

那本书以十几种语言翻译了一句话。每一种语言文字都洋洋洒洒占据了十几行甚至二十几行的篇幅，只有汉字是短短两三行。

这，展示的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以简短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内容、传达比较多的信息。

“你看了我的书，我就讲我们的文言文有优越性，它的优越性就是能够用很短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内容、传达比较多的信息，并没有损失意义。”

此外，全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14个，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人口多则体量大。“体量越大的物品惯性也就越大。”钟叔河援引物理知识解释道，就好比一辆满载物品、连接多节车厢的列车，转弯很难，改道也很难。

中国文化坚韧的传承力和独特优势是一把双刃剑，让古老文化抵御了岁月漫长的吞噬，但也在特定时期成为“绊脚石”。

“中国人要真正走向世界，过程是比较艰巨的。”钟叔河说道，但他也坚定地认为中国“一定能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化还是能让世界为之吃惊的，我们不同于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个大的方向。

雨果曾说：“学会读书就是点燃火炬，”那么书籍理当是能够照亮无知幽暗的“火炬”。从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册出版开始，40多年来，钟叔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知识的火把”。

回顾漫长的创作之路，钟叔河依然认为第一部作品——“走向世界”是他向社会传递的最有价值的观点。

沉思片刻后，钟叔河坚定地说：“我们中国人、中国的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而且我们现在也已经走向世界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上有了影响。”

专访钟叔河（右一）。

“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湖南人

睁眼看世界，走向世界，绕不开岳麓书院。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魏源等一干先贤大儒从这里走出。

对于湖南最近举办的“岳麓书会”，钟叔河连说：“蛮好，我支持这个事情。”

接着，对于书院、大学名字由来一一道来：岳麓书院在湖南是一个文化地标，四大书院之一。欧洲的一些大学，如牛津、剑桥也没有这么久。牛津（即用牛拉车即可涉水而过的渡口）、剑桥都是小地名。这些地名就和岳麓山一样，“小”。“小”也可以成为“大”。

他认为，纵观世界知名学府，牛津、剑桥这些小地名和岳麓山一样，随着学府的建设而声名远扬，可见校名不是覆盖面越大越好。岳麓书院由一个名山到一个学府，培养出了这么多人。这是我们的光荣。

“当然，湖南文化的发达，对比中原地方来讲起步是比较晚的，并不是很早就发达了。”钟叔河转而说道，四大书院基本在长江以南，这是为什么呢？那是随着南宋一起，文化南移，才开始发达起来。

在宋以前，湖南的名人并不多。全唐诗、全宋词里，作者有几个湖南人？最著名的就是唐代诗人李群玉（澧县人）、晚唐诗僧齐己（一说长沙人，一说益阳人——编者注），他们两个在唐诗里最多算三流诗人。

真正地讲，湖南出人是清朝中叶以后，尤其以曾国藩为代表。“在他们之前，湖南的著名人物就是周敦颐、王船山等，都比较晚了。”

当时的书院都不是主要的读书地方，有条件的人是到书院进修，并不完全在书院接受教育，这是一个活动中心。钟叔河如是评价。

从书院到人，自然就到了湖湘文化这个话题。

“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放到湖南。”谈及地域文化和湖湘文化，钟叔河认为，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文化史、风土人情和性格特点。

北方人干脆豪爽，却比较粗糙；南方人比较细致，却少了一份豪迈，甚至在更小的区域内——一个省，这种差异仍然存在。这就是民族性的不同。

为了分析“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性格”，钟叔河以邵阳人举例说明。

邵阳人被称为“宝古佬”。他认为，邵阳人的性格，朴实，这是正面的词，负面的词就是保守；倔强，这是正面的词，负面的词就是顽固。

但是邵阳人保守并不等于不能走向世界，老挝有超过十万邵阳人经商就是佐证；而倔强或者说顽固则是“霸蛮”，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信念，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打落牙齿和血吞”。

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得湖南人区别于其他地域上孕育的人民。“你去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他自然就知道你是湖南人。”钟叔河说道。

“打落牙齿和血吞”——如果一定要概括湖南人的精神，钟叔河认为这句话再合适不过，来得直接，比较有个性，带有浓厚的湖南特色。

湖南新华书店乐之书店。

植根于“修养与文化内涵”的趣味

有人说，钟叔河身上具有一种野味、趣味，那么这种气质从何而来？

钟叔河认为，趣味的来源首先是读书。趣味是一种修养，当文化达到一定层次和高度后，会在相同习性、生活习惯的圈子里表现出来。

但是光读书、光积累文化也不行，趣味涉及的是一种文化的、内在的涵养。此外，这也存在“天赋的区别”，即出身、朋友圈层、地方性等。

他例举了地方性这个问题。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是以农为主，在社会生活上，中国很重视宗族家族、血缘关系，这是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不同的地方。

中国人敬神，主要是敬自己的祖先、天地日月，崇拜大自然和祖先。中国还重视同乡关系，这是宗法社会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称之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懂得这一点，才能懂得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源远流长。

“我们这个国家文化很悠久，我们自己要珍视。”钟叔河反复说道。

对于中国的农业技术，钟叔河也是赞不绝口。“中国的农业技术恐怕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如中国培养出的水稻的品种。”中国的面积虽然和欧洲差不多大，但是能够利用的土地面积比它少得多。我们自然条件并不好，但是我们养活了这么多人。我们中国的农业水平在工业革命以前应该是世界领先的，否则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再一个，我们的中医中药应该在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医学里面也是领先的，否则我们不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种族，十几亿人口。这些医术现在也还没有过时，像青蒿素早在汉朝的医书里就记载了能够治疟疾，现在是进一步提纯而不是发现。

“一个国家、民族，恐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和别的国家、民族隔绝开来，不能够自绝于这个世界。”秉持着这样一种观念，91岁的钟叔河依然在阅读、写作、思考，他在阅读中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也在写作中一步一步引导更多人“走向世界”。

念楼里，面对晚生后辈的上门讨教，钟叔河总是热忱接待。采访间隙，有电话铃响，福州来的电话，钟老先生交代，明天这个时候聊。我们采访结束后，他数次叮嘱：常来玩啊。

人总得该热忱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