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抒桐（南京师范大学）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AI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

同期，公安部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细节更令人警醒：四川绵阳本地主播为带货引流，花90元一天雇佣农妇扮演“流浪女”，编造“十年深山求生”的离奇剧本，持续摆拍卖惨长达数月，赚取百万流量后才被识破。网信部门进一步披露，目前存在大量同类问题——时事信息不标注来源、公共政策解读不标明主体身份、虚构情节不添加演绎标签，AI生成内容在无任何标识的情况下广泛传播。

9.8万，是一个警示性的数字。它的警示意义不在于规模本身，而在于它所揭示的一个深层事实：在当前的网络信息生态中，“谁在说话”“从何而来”“是真是假”，这三个基本问题正被系统性地遮蔽。亿万网民获取信息的基础权利——知情权，正在被蚕食。

细察此番整治所聚焦的违规情形，可以发现知情权的失守，至少从三个维度同步展开。

其一，时事信息隐去来源，公众无从追溯。

这是最基础层面的失序。一批账号长期集纳国内外时事信息，以“独家”“重磅”“最新”等标题吸引点击，却对信息来源只字不提。受众从头看到尾，既不知信息出自哪家权威机构，亦无法分辨是官方发布还是个人揣测，遑论核查其准确性。信息传播的基本逻辑在于可追溯：一个说法唯有标注出处，接受者才能判断其可信度，继而决定是否采信。当“谁说的”变得不可知，“信不信”便沦为一场信息赌博。更具危害性的是，这种来源真空为谣言扫清了障碍——既然没有来源可查证，一条假消息便可以轻易穿上真新闻的外衣，在不设防的传播链条中畅行无阻。知情权在此处的丧失，意味着公众失去了辨别真伪的第一道防线。

其二，政策解读出自“无名之辈”，受众难辨真伪。

时事信息缺失的是“从哪来”，公共政策与社会事件解读缺失的则是“谁在说”。此番通报的另一类典型违规情形是：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和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解读评论，账号主体身份却含混不明，以“业内人士”“内部消息”等模糊话术替代个人观点或专业资质的明确标注。这意味着，一个毫无专业背景的人，可以轻易将自己包装成可信赖的解读权威。受众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专业分析，实际上可能只是个人臆测，甚至是刻意为之的误导。在重大公共议题上，这种身份模糊带来的认知偏差，后果远不止于信息误判。当“谁在说”被刻意隐去，公众在公共讨论中的知情权便失去了根基。

其三，虚构情节不标注，公众情绪被工具化。

这是最具隐蔽性、也最值得警惕的一种情形。通报指出，大量账号将精心编排的剧本表演包装成“社会真实事件”——外卖员遭歧视、婆媳激烈冲突、代际价值观对立，每一个选题都精准击中了社会情绪的敏感带，每一条都在短期内博取千万级流量，然而没有一条标注了“虚构演绎”。公安部门公布的“深山救助流浪女”案即是典型：一个虚假的悲惨故事，经过精心包装和持续演绎，数月间赚取了真实的社会善意。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一批利用AI批量生成的“金毛抱小孩”“老虎开车回家”等视频，在无任何技术标识的情况下广泛传播。在技术门槛日益降低的当下，不清楚画面从何而来，不清楚故事是否真实，当情感被反复调动、愤怒被频繁点燃，公众的这些情绪便不是自发的，而是被设计、被计算的。标注缺失在此处所侵蚀的，是公众对自己情感流向的掌控——感动指向何处、愤怒烧向何方，一个人理应有权知晓其缘起。

由此反观此次治理的方向，可见其要害不在于惩罚规模，而在于规则重建。中央网信办已明确要求，将规范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这意味着标注不再是一项可选的自觉动作，而是发布前不可跳过的强制步骤。让信息有来源可溯，让解读有身份可查，让演绎有标识可辨，正是公众知情权在网络空间落地的三个关键抓手。

当然，一次性整治行动不可能根除所有乱象。“标注”是技术的底线、制度的防线，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信息生产者的责任意识与每一个用户主动追问的习惯。当我们再次面对一条来路不明的“惊人内幕”或一段身份模糊的“感人瞬间”，能否多留一分审慎：它的来源在哪里？是谁在说话？是真实发生还是虚构演绎？一条标注，看似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标签，实则连接着亿万网民“明明白白上网”的权利。知情权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就落在这一个个追问与回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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