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庠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被举报近两个月的风波，终于等来了一个公正的结果。近日复旦大学公布调查结果：沈奕斐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未对其作出任何处分。

这场因一句“这不是霸凌”引发的漫长拉锯，不仅让一位学者的正常工作全面停摆，更将“举报权滥用”的问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公众面前。

正当举报不容否定，但此次举报早已偏离维权初衷。诚然，正当的举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这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体现，理应得到尊重和支持。我们不能因为存在滥用举报的现象，就否定举报制度本身的价值，更不能因此堵塞正常的监督渠道。

但沈奕斐遭遇的这场举报，从始至终都与“维权”无关，本质是用公权力打压专业判断的霸道行为。事件的起因再简单不过：一位家长在直播连麦中哭诉孩子遭遇校园霸凌，可她口中最严重的霸凌，不过是“同学没回分零食”“孩子拌嘴推搡了几下”。

沈奕斐凭借十余年家庭教育研究的专业积累，客观指出这是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而非法律意义上的霸凌，并提醒家长极端的“受害者逻辑”反而会伤害孩子。

这本是一场基于专业的正常交流，家长可以不认同这个结论，也可以继续寻求其他专家的意见，但她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连续两个月向复旦大学教务处、人事处、纪委乃至上海市教委多部门轮番举报，理由从“侵犯隐私”换到“影响教学”再到“工作失职”，无一不是莫须有的指控。

视频早已做了变声脱敏处理，连麦前也征得了家长同意，所谓“侵犯隐私”根本不成立；沈奕斐的直播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的公益科普，从未影响正常教学科研。

沈奕斐的一句“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被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不是做错了，是扛不住了”，戳中了无数从业者的心声。这场风波中，她作为复旦大学的副教授，尚且要花费两个月时间反复撰写情况说明、配合各级调查，教学、科研、直播全面停摆，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那些没有名校背书、没有话语权的一线教师，面对类似的恶意举报，又能有多少反抗的底气？

滥用举报的第一重危害，是让专业人士噤声，让真话消失。当坚持专业判断就可能被无休止举报，当说一句真话就要付出停职停薪的代价，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明哲保身。最终，整个社会将陷入“沉默的螺旋”，只剩下迎合情绪的假话和空话，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专业声音，将被彻底淹没。

第二重危害，是浪费宝贵的公共行政资源。每一次举报都需要相关部门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核查，当大量莫须有的举报涌入，真正需要解决的违法违规问题反而会被稀释。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各种无理投诉，本该被严肃查处的问题却得不到及时处理，这本身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要遏制举报权滥用的乱象，不能只靠被举报者的硬扛，更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约束，让举报回归其本来的价值。

首先，要建立恶意举报的甄别与惩戒机制，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对于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反复恶意举报的行为，不能简单以“举报不成立”了事，而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其次，要明确举报的受理边界，区分“违法违规”与“观点分歧”。相关部门在受理举报时，要严格审查举报内容，对于纯粹的学术观点分歧、专业判断差异、个人好恶之争，不属于举报受理范围的，应当不予立案，并向举报人说明理由。

最后，要建立被举报者的权利保护机制，为敢于说真话的人撑腰。对于经查证不属实的举报，要及时为被举报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消除不良影响；对于因恶意举报遭受损失的，要协助其维护合法权益。

复旦大学此次的调查结果之所以赢得广泛赞誉，正是因为它没有为了息事宁人而和稀泥，而是用客观公正的结论，为坚持专业判断的学者撑起了保护伞。

健康的公共讨论，容不下“举报式打压”。我们可以看到沈奕斐事件不是孤例。近年来，因发表不同意见被举报的案例屡见不鲜，从高校教师到媒体记者，从医生到律师，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陷入了“不敢说话”的困境。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允许不同观点碰撞、尊重专业判断的多元社会。当我们允许用无理举报来打压不同意见，今天被举报的是沈奕斐，明天可能就是任何一个敢于说真话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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