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语涵（中南民族大学）

3月21日，广州警方通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关键人物“梅姨”——犯罪嫌疑人谢某某，终于落网。

消息传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眼前：那些被拐孩子的家庭，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吗？答案远没有这么简单。

这场抓捕迟到了整整二十年。2003年至2005年，广州增城、惠州博罗等地多名儿童被拐。案发后，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成立联合专案组，2016年抓获张维平等5名犯罪分子。张维平供认，所拐儿童均通过“梅姨”贩卖。此后专案组持续寻亲，2019年至2024年间，被拐儿童陆续找回。2023年4月，主犯张维平被依法执行死刑。但因“梅姨”真实身份成谜，案件迟迟未能画上句号。

直到2025年，专案组发现一名叫谢某某的女子特征高度吻合，经核实，她就是那个让无数家庭揪心的“梅姨”。

警方通报中“不查清不放过，不核实不罢休”的表述，折射出这类案件的特殊性。二十年，足以让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也足以让一个家庭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煎熬。抓捕虽迟，但终究来了。

谢某某落网是案件的关键节点，但更值得追问的是：拐卖为何仍在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指出：“拐卖儿童对原生家庭和孩子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否认的。因此，‘买卖同罪’应该被社会认可，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这句话的逻辑在于：若只打击人贩子而忽视买方市场，犯罪链条就难以被真正切断。

202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紫微提交议案，建议实现“买卖同罪同罚”，并建立户籍异常人员统一采血筛查机制，将采集数据实时对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公安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侦破拐卖现案、积案550余起，找回失踪被拐妇女儿童中，被拐时间最长达30年。存量积案仍在，而买方持续存在，是这类犯罪最顽固的土壤。

“买卖同罪”的呼声持续发酵，但落地并非易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王华伟曾分析，对拐卖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和第241条来进行。第240条对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措施。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立法是否应当提升针对收买行为的法定刑，理论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两者量刑差距的设定，源于立法时对“贩卖”与“收买”行为的主从关系认定，而随着社会对人格尊严重视程度的提升，这种区分正在被重新审视。

另一个现实难点在于：如何清晰界定“收买”与“民间送养”？现实中，确有家庭因经济困难、无力抚养而将孩子送人，接收方支付的“补偿费”与买卖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分明。若简单一刀切，是否会产生新的司法困境？

这些争议恰恰说明，“买卖同罪”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喊出的口号，而是一个需要严谨论证的法律命题。

但方向是明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对长期作案、先后拐卖17名儿童的余华英依法判处死刑，释放出司法机关对拐卖犯罪“零容忍”的明确信号。

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之前，还有更多机制需要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孙建国建议，建立公安、民政、教育、医疗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被拐儿童救助绿色通道、户籍恢复、心理干预等服务的无缝衔接。全国人大代表贾晓亮也强调，隐瞒被拐卖儿童身份的养父母，其行为同样是违法的，他们的行为阻碍了被拐儿童回归原生家庭，也侵犯了儿童知晓自己真实身份和寻找亲生父母的权利。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文化层面。拐卖犯罪高发区域，往往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有关。这种观念若不改变，买卖就永远存在市场。

那要等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天下无拐”呢？

谢某某落网，是这起案件的阶段性终点，却不应成为拐卖犯罪治理的终点。那些仍在寻找中的孩子、仍在等待正义的家庭、尚未完全解决的制度性问题，都指向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愿离散家庭早日团圆！愿“天下无拐”，这句话应当是许多人共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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